01
宏村那夜，虽睡得有些晚，但起得还是很早的，我拎着那个柯尼卡相机轻轻下楼，蒙蒙微弱的晨曦，爬过高高的白墙，艰难地洒下黯然的光线，将院中的景致定格。那是这个小院久远时光中的一部分，狭窄逼仄，又安静从容，我每踩下去的一步，都在它的时光中留下涟漪，打破了它的寂，惊扰了它的梦。
店主住的正房还关着门拉着窗帘，我似都能听到屋内均匀的鼾声。我轻轻地走过院落，轻轻地开门、关门，轻轻地溜到院子外边的巷子里，才逃离般如释重负地深吸一口气，冰凉清润的空气，从鼻息爬入温热混沌的躯体时，我竟不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我举起我的柯尼卡相机，不对，或许是尼康D30，再或佳能6DⅡ，聚焦眼前微弱晨光中的深深巷子，画面渐次清晰，染着苔绿的乌瓦、洇着墨色的白墙与湿漉漉的石板路一道，交汇在深邃的远方。我轻轻按下快门，咔哒一声，时光中就此留下了徽州的印记。
我去过三次黄山，也去过三次黄山脚下的徽州乡村，如算上婺源的古徽州，那就还要加上一次，因而感觉有些错杂。但似乎每一个在宏村的清晨，我都是这样早早地偷偷摸摸地溜出那个小院子，而后走进深深的小巷，走进深深的宏村。
宏村晨景最好的地方，应在南湖，那湖守在村口，出村的一条石板路，直直地切开南湖，伸向远方。一代一代村中子弟，就在这样清晨，从这里，离开故土，走向远方，走向未知的人生。
我随那条石板路，走过南湖，适时回首，像每一个离家的徽州子弟一样，驻足那里，最后一次凝望着他们的家乡。参差的白墙，层叠的乌瓦，连绵的远山，映入沉静的湖面，那或是乡土中国最富山水意境的田园画面了，然而那样的画面真的是中国乡村的代表吗？
古徽州地处长江以南，就地貌来讲属皖南丘陵，安徽省在全国能排得上号的几座山，黄山、九华山、齐云山都在这片区域里。既处于山地，就少有农田，在婺源旅行，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海，而在西递、宏村所在的黟县，就很难看到成片的农田了。
在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徽州这片区域，与附近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相较，真的是应属于不适合大量人口居住的地区。
然而我们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战乱了，从八王之乱到安史之乱，从五代十国的乱世到两宋之交的靖康之耻，就像拉碾子般一遍又一遍地从中原大地上碾过，乱世的人们也不得不逃进这样不适于农业的区域。
至少在乱世里，这里便成了不知魏晋的桃花源。
02
尽管出来得还早，但南湖北岸的书院，已经开了门。宏村人重视教育，将临湖的风景留给了那座书院。然而一进到那书院，这风景也就被徽派建筑所特有的陡高白墙给阻断了。
那陡高的白墙，将书院区隔出几座院落，也区隔出几座学堂。它们都有着上溯明清的悠久历史，如今也都已废弃，因而空落落的。只余下一根根原色朴素的木柱上，不虚席地挑着的一幅幅抱柱楹联，还在喋喋不休又意喻深远地嘱托着。
会文阁中的一副写着：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志道堂一副写着
读圣贤书行仁义事；
立修齐志存忠孝心。
中原的世家大族避乱于徽州的山岳之地，也将中原深厚的儒家思想带到了这里，因而古徽州虽土地贫瘠，却也是“十室之家尤有诵读”的文昌之地。自古以来的文化昌盛，也为它催生出了许多文化大家，北宋理学的两根柱石——二程与朱熹，他们的祖籍便都在徽州。
而徽州人也以“程朱阙里”为傲，他们“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他们秉承着“仁者爱人”的理想，坚守着“克己复礼”的准则，乡里有浓浓好儒之风，对中国思想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安理学就发端于此。
然而生活的现实远要比书本更残酷，徽州山岳耕地有限，农耕所出只能养育极少的人口。当年，胡适先生在回忆其在老家绩溪上庄生活的《口述自传》中，就曾描述过类似的生活窘境，他说，“（徽州）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
而面对这样的生活窘境，古徽州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就是说，这个学堂里的少年，大多学习到十三四岁，就要听从媒妁之言，结婚生子，然后拜别故里，出外谋生了。
如此站在书院外，看着那条笔直的切湖而出的石板路，我倒觉得，书院建在这里，教书识礼自是其一，放眼世界，也是需要的。终归他们中的多数人，小小年纪就要为生计所迫，走出村外，走出大山，走向外部的世界的。
03
要离开宏村时，我在宏村邮局买了张宏村的明信片，不过是寄给自己的，我写了寄语，然后将它投进邮筒。其实在西递，我也买了一张明信片，也写了寄语，也寄到北京。
然而过后，我只收到了西递的明信片，那时平价邮递，丢信似乎正常，我虽觉遗憾，也并未在意。几年后，再上黄山，我专门跑去王府井书店，找了孤独星球的《安徽旅行手册》来查找旅行攻略，你说巧不巧，那本书里，竟夹着一张宏村的明信片。
这是缘分吗？我想是的，因而买下了那本书，并带它去了安徽，去了皖南。
那次我离开宏村，原本想坐公交车去西递，这时来了几个摩的，他们轮番告诉我，宏村没车子去西递，要坐车到黟县，再从黟县倒车。当然他们给我讲这些，不是为了给我增长见识，而是希望我能打他们的车子直接去西递。
炎炎烈日下，我苦等了半个小时也没盼来到黟县的正经公交车，于是在狠杀了一通价格后我上了那辆，与我一道苦等了半个小时的摩的，轰天震地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了西递。
去黟县的路上，司机师傅问我要不要去赛金花的故里，我才知道那位奇女子也是徽州人。当然这位奇女子的奇人奇事，到北京去了解才是正宗，但北京值得记忆的人太多了，因而，在这里有人提到她，我竟有些恍惚。然而时间尤其门票成本的不自由，让我婉拒了他。
路途漫长，自要闲聊打发，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计。道路两侧是青山秀水，我说他生在了好地方，司机师傅却一脸无奈，进而诉苦，说看着黄山风景好，山下的生活却很艰难，那似乎像是抱怨车费太少的前奏。我给他点上一根烟后，他继续无奈，“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田地、茶地也没多少，只能抽时间跑跑旅游，贴补家用”。
这话中的无奈我听得几分熟悉，胡适先生在自述家乡生活窘境时，也曾说到黄山风景的秀丽和山下山地的贫瘠。而对于如何解决这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境，胡先生还说，“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那群生意人有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徽商。
胡先生这话，其实深刻地阐述了徽商形成的内在原因。巧合的是，我国明清以来的两大重要商帮，徽商和晋商，都产生于山岳地区。胡先生所言的生活窘境，或许就是驱动当地人们为了生计走出大山的原始动力。
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交换。晋商的发家，得益于明代洪武年间就开始实施的开中法，商人向边塞运送粮换取贩盐专卖。那么徽商呢？我在徽州旅行，考察当地风物时，确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胡先生说，徽州本地生产的粮食仅供给当地三个月食用，那其它九个月的口粮只能从外地补充购买。而商品交际就是以物易物，徽州人又拿什么来换粮食呢？木材、茶叶、山货、药材和徽墨这些都是徽州本地的特产，而徽商确也是以做这些物产而行卖四方的。
徽商起始于唐代，但成规模的勃兴却得益南宋，那时的古徽州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我想这跟南宋偏安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有一定关系的。
胡适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还说，“（徽州）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而临安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徽州有，王公贵族享受生活，需要大量的茶叶和瓷器，茶叶是黄山特产，有祁红屯绿，而新的瓷都景德镇就紧邻着古徽州的婺源。
商品有了，市场有了，徽商勃兴，水到渠成。
04
西递村在黟县西南，八九公里的样子。
这里四面环山，气候清润，风光秀丽，三条奔流的小溪相互交汇，环抱出一个楔形平坦地带，西递村便踞在其中。徽州村落选址，都要请地师来看风水，早先去过的宏村，被地师打造成牛形，而这座西递村是船形的，寓意“借水西行，得神助，取真经，大吉大利”。
宏村有湖、有曲折的水圳来做牛的肠胃，而西递立了十三个牌坊来做桅杆，这排场的气势足以做大型官船了。而进村第一个见到的，也是它的牌楼，那是西递的标志，是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胡文光牌楼，这是万历皇帝为表彰胡刺史功绩，而批准建立的功德牌楼，如今也要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
万历皇帝表彰的自然是胡刺史的功德，我不知乡里看重的是什么？我瞧见了“刺史”俩字，这不觉让我联想起徽州人的“好儒”。我请教了度娘，检索了古代徽州进士数量，结论吓我一跳，古徽州一府六县，宋代进士740人、明代446人、清代664人、状元24人，在全国州府中排行11，这不像是贫困山区该有的地位。
这是硬数据，这让我想起了宏村南湖畔，明清以来诵读之声不绝于耳的南湖书院，它似乎与这胡刺史牌楼雕篆的精美奢华存在着某种隐隐的关联。徽州子弟离开故里，只会有两个去处，要么科举，要么经商。科举扶植起强势的徽州籍乃至江南的官僚集团，经商也使得徽商集团资财雄厚，而官商结合，是不是也会相互促进呢？而这或许也是徽商及徽州文化能源远流长的原因所在。
宋元以后，徽商在明清两朝缔造了更是辉煌的商业成就，在全国行成了北晋南徽的商业格局。在清代，财富最为集中的两淮盐业，徽商甚至力压晋商成为执牛耳者。而徽商垄断两淮盐业的秘诀，就是官**商一体，我们从中是否也能品味到一些，徽商与徽州进士集团，江浙文人集团乃至江南官僚集团的相互勾连的滋味呢？
而在我国南方，徽商也渐次打造出“无徽不成镇”的商业传统，徽商的商业发展已经精深耕细作，深入到了南方乡镇的细支末端。如果我们依旧把明清的经济面貌，简单地理解为土地所束缚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忽略了业已存在且深入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关系，而犯了和张居正改革一样的失误。
现在的西递，号称是“徽州建筑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中深藏着丰富的祠堂、牌楼、民居、戏台、园林建筑，徽州细腻精湛的三雕艺术，在这里随处可见，那都是不计工本，花钱如水的财富印记。
徽州商人少小离家，经过半世打拼，积攒雄厚家资，衣锦还乡者还会反哺自己的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动力。
徽州山多地少，又人口稠密，因而民居拥挤，防火自然是重中之重。徽州人创造性地发明了封火墙，这种像马头一样层层低落又高出屋脊的砖墙，能有效地阻挡一家火势，防止其蔓延，这样的家家户户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就成了徽派建筑的标志之一。
而这高出部分的砖墙，你是否也能嗅到资本力量的味道呢。
05
追慕堂在西递村的正中心，它是西递人的祭祀先祖的宗祠。西递人大多胡姓，他们自称是来源于朱温灭唐后的，大唐皇族李姓。因而宗祠里供奉的先祖是唐太宗李世民，再有的便是乾隆年间的徽商巨贾胡贯三。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宏村，宏村最中心的位置月沼畔，也有那么一座祠堂，它是宏村人供奉汪氏先祖的汪氏宗祠——乐旭堂。
巧的是，在明代中叶浙闽沿海一带，曾有过如今看来，堪称波澜壮阔的胡汪之斗。
这个“胡”，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名臣胡宗宪。胡宗宪最高官至兵部尚书，他在浙江一带的官职是统领南直隶及浙闽军务的浙江总督，他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抗倭。如果针对明代抗倭历史，你没有听说过胡宗宪的名字也无所谓，你只需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他的手下大将就可以了。
而这位胡总督就是徽州人，当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县西递，而在徽州绩溪，他可以称之为徽州进士集团中的杰出代表。
而那位“汪”，是一直被我们的《明史》以倭寇相待的大海贼——汪直。这位汪直先生号称“五峰船主”，势力最盛时“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曰宋，自称曰徽王”。什么意思，就是汪直在萨摩洲建立了一个号称“宋”的政权，他自己的称号是“徽王”。
这个萨摩洲在今天的日本长崎，那么“徽王”呢？没错，他也是徽州人，当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县宏村，而在徽州歙县。
明代抗倭这事，是在我们历史书上大书特书过的。但我们的历史书上似乎忽略了一点，由于海外贸易之巨大，白银的大量流入，直接使得白银在明代中期大部分替代了，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的方孔铜钱，成为了流通货币。
那么白银哪里来的，一部分来自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对大明的称臣纳贡。而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南美洲。那时的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在南美大肆攫取银矿。欧洲人需要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大量的南美白银便流入中国市场。
那个时期的大明朝，自郑和下西洋后，便开始了海禁，而实操这些海外贸易的，其实就是我们史书中所说的“大海贼”。而翻开史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控制航线的，有名的大海商或大海贼，居然都是徽州人。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控制中日贸易，富可敌国的徽王——汪直，而他是否也可以被称为，徽商在进行海外贸易的杰出代表呢？
而再深一步地想一想，白银的大量流入，必然会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强力注入，茶叶加工、瓷器制作、丝绸纺织，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否又是促进明末江南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所在呢？
06
长篇累牍地写了这些后，我突然间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忘了自己思考着什么？在写着什么？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
我人坐在北京，我的思想在徽州的历史汪洋里，我的笔落在了西递的黄昏中。
我浏览着电脑中几次徽州旅行留下的照片，欣赏着那些徽州建筑气势的恢宏，与构件的精美，突然间感到那些宏大历史叙事的真实。
戚继光抗倭是真实的，明代中叶倭寇和海盗的猖獗是真实，哥伦布发现美洲是真实的，西班牙人大肆掠夺美洲白银是真实的，明代海外贸易的巨大是真实，白银的强势流通是真实的，江南手工业的发展是真实的，民族资本的萌芽是真实的……
这些真实，都源自于我们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鳞半爪中，和我们自古以来的写史者所刻意追求的不同视角，以至于，我们的历史书中都忽略了那么一个叫做“徽商”的商帮群体的存在，和他们对于明清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这些商帮中的富有者，将部分资财运回了家乡，改造了自己家乡的面貌。而这个商帮自身由于在近现代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落败，却泯灭于历史之中。我们后来的旅行者来到黄山脚下的这里，发现了这里，以至于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山村，怎么会有这样精美恢宏的建筑。
是因为我们健忘吗？或许我们的历史，在遗忘之前，都没有想起过它来。
2000年，西递、宏村做为皖南古村落代表，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真的应该把这些文化遗产，好好保护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来串联历史的真实，唤起我们曾经遗忘的记忆。
写到这里，忽听得窗外的夜色里，响起了浠沥沥的雨声，那让我想起了在西递的那一夜，也下着雨，不大，浠沥沥地打在窗前的枝叶上。在西递的那一夜，我做梦了没有？或许做了，或许没做，但我终是要记住汤显祖的那句诗来的，他说：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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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笔记，在此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让我们来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