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我感冒了,每年一次,习以为常。


我也不太想去医馆看病,前几天城里的军队走了,征走了一大票医生,在欢送军队离城的采访里,将军曾经和我说,这趟北上,也不知道几日才能回。当然,将军的军队自是满怀信心的。


军队走了,城里少了许多新闻材料,每日里我依然东奔西走,但也无非只能写些无聊的稿子,城东地下排水又堵塞了、城北老洋楼里几十年没人住却在近日夜里发出异常的声响、将军府邸往南两条街的菜市场关门了等等,诸如此类。


当下正是风起云涌,英雄和小丑共生的年代。可谁成想等待我的却是堆积如山的市井材料,这个浪潮涌动的年代,分解到最细小的碎片,竟然是如此无聊。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想着,一想便是十年。


这日下班早,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小医馆,门口排着队,许多病人都在往里张望,看来这家的医生还没被调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看看吧,开点药早点把这头疼治好,也省的每日写完稿子还要头疼好久。


排了许久的队,天色也逐渐暗了才轮到我。医生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比我还要年轻上五六岁,戴着一副圆形的金丝眼镜,看上去是近两年在汉口、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流行的款式;医生的大褂有些不合身,似乎比医生的身材大上一圈,兜里揣着一副听诊器的头,但医生似乎并没有要用它的打算。


我坐下来,把头疼和感冒的症状说给医生听了,我没有说每天夜里头疼都会持续好久,因为我只希望医生简单给我开点治感冒头疼的药就完事了,我不愿意看到那种看绝症的眼神,也不大愿意听医生问东问西的。


但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似乎并不认为我得的只是感冒而已。


随即,他拿起了那副听诊器,在我胸口捣鼓了一番,又让我张嘴,仔细看了看我的舌头,我张着嘴抬着头,余光里医生的眼神,似乎带着点担忧。过了一会儿,医生让我闭上嘴,又兀自在他桌上的小本上写了点什么,但并没有要同我说些什么的意思。我瞧瞧他手边大部头的书,那书的封面上尽是英文字母,我想他怕是在把我这感冒的症状往他这大书里套吧,不知道要给我整出个什么古怪的病来。


那医生写了一会儿,又把小本子合上,另拿了一张纸,写了个药方给我,嘱咐我去隔壁拿药,我正起身欲走,他却拦住我,要我一周后一定要来复查,语气严肃笃定,似乎我真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


我诺诺的应着,一边看着手里的药方一边走出医生的房间。那药方我自是看不懂的,去隔壁药房交钱、拿药,药房的伙计拿着方子忙上忙下好一会儿,把一大堆纸包交到我手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感冒发烧要拿这么多种药,仔细隔着纸包摸上去,有一些是小药片,还有一些似乎是细碎的中药粉末,药房的伙计仔细嘱咐我让我每天按时煎服。


我没多说什么,回到家,把那粉末拿出来煎了喝掉,味道很苦。看看那些小药片,又拿起几粒顺着药汤喝了。想到明天还要上班,又有无数无聊的稿子要写,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转眼一周过去,头疼依然没见好转,略微有些低烧,也没见要退的样子。


其实我本不想去复查,但看那医生洋洋洒洒给我开了这么多药,而且这药吃了也没见好转。我想,还是再去医馆问问,这医生也许真是看走了眼,给我开了些莫名其妙的药,毕竟是药三分毒,这怕是给我吃坏了。这么想着,又看这天天气不错,凉爽宜人,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前下了班,踱着步,悠闲的从报馆走到了医馆,丝毫不像一个病人,反倒像是来医馆串门的伙计。


进了门一看,依然是当日那个医生,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还是不太可信。我坐下来,有些轻蔑的告诉医生吃了他的药,一周了情况还不见好,正想正色质问,那医生却又戴起了听诊器,不由分说的就在我胸前一阵听,话到一半被噎住的感觉有些难受。我只好安静的坐着,想着来医馆时坐的黄包车又比上次贵了几块大洋。


医生这次听的时间有些久,半晌才把听诊器摘下来,看了我一眼。我认得这个眼神,这就是那种看绝症病人的眼神。我有些厌恶,那医生开口了,声音稚嫩的让人不愿相信:


“你还是等我老师从军队里回来吧,你这个病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我简直不敢相信,感冒发烧还要住院观察?我自是不愿意的,摇了摇头,又发出几声干笑,想说点什么,但看那医生稚嫩的眼神里带着些不由分说的坚定,也就不想再同他多费口舌,这种人我知道,刚从学校里毕业,看谁都像绝症。


我起身准备走,那医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不愿住院也不打紧,但药还要按时吃,上次我给你开了两周的药。”


我把头扭回一半去点点头,那医生又说:


“我老师下周三会回来,但不一定刚回来就会上班。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下周三下午去火车站接他,我也会在那儿,你的病很严重,下周三一定要到火车站来找我。”


我没有点头,也没说话。这孩子不知道又在拿什么唬我呢,也许我这病下周一就好了,还等什么周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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