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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结局(后还有两章正式结束)

本章新出现人物简介

1、瓦夏·勃雷金—曾与日瓦戈同车厢,被舅舅作为人质交换,无辜成为劳役犯,中途跳火车逃跑。

2、波莉亚·佳古诺娃—与日瓦戈同车厢,从火车上跳下并跟着瓦夏·勃雷金去了他的家乡。

3、哈尔拉姆·格尼洛伊—诬陷瓦夏·勃雷金与波莉亚·佳古诺娃又暧昧关系,导致波莉亚·佳古诺娃不得不离开瓦夏家。后来他又陷害瓦夏·勃雷金杀害了寡妇。

4、米沙·戈尔顿—日瓦戈的同学与朋友。曾在11岁时亲眼目睹日瓦戈的父亲逃车而亡。

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也是日瓦戈与妻子托尼娅的“三人好友”之一。

5、尼卡·杜多罗夫—日瓦戈儿时的好朋友。他居住在科洛格里沃夫庄园。被日瓦戈舅舅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鲍伊尼科夫(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收留的学生。

6、弗列莉—是麦柳泽耶夫城扎布林斯基伯爵夫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当时女主人把自家的别墅捐出来作为野战医院,日瓦戈、拉莉萨、加里乌林少尉就是在这里遇见的。弗列莉了解拉莉萨的底细,她以为,日瓦戈和拉莉萨应该相爱,她直觉敏锐,并热心撮合俩人,令拉莉萨困惑不解与日瓦戈生气。这章她看到了日瓦戈之死。

7、马尔克尔·夏波夫—亚力山大·格罗麦科(收留日瓦戈的亲戚,也是托尼娅的父亲)家里的管院子的人,擅长木工活。当日瓦戈再次回到莫斯科,他把自己的女儿玛丽娜嫁给了日瓦戈,为日瓦戈生了两个孩子。

8、阿加菲娅·莉洪诺夫娜—马尔克尔·夏波夫的妻子。

9、玛丽娜—日瓦戈的再任妻子,马尔克尔·夏波夫与妻子阿加菲娅·莉洪诺夫娜的女儿。为日瓦戈生了两个孩子。

10、格兰尼亚·日瓦戈—是尤拉(日瓦戈医生)父亲与斯托尔布诺瓦娅(恩莉齐公爵夫人)生下的孩子。是日瓦戈医生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在日瓦戈医生眼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总能在日瓦戈医生最需要时出现在他身边并给予财力物力等的一切帮助。


内容梗概

日瓦戈在国家实现新经济政策初期(1922年)来到莫斯科,作者说,这是苏维埃历史上最摇摆、最虚伪的时期。这时的日瓦戈27岁。

日瓦戈在莫斯科的家早被别人占了,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与岳父等被国家驱逐去了国外,他已怀孕的情人拉莉萨被科马罗夫斯基带去了远东。他与拉莉萨的丈夫巴沙进行了深入交谈,可巴沙自杀,他又亲手埋葬了巴沙。危险没有解除,他只能逃出瓦雷金诺。

他与拉莉萨在一起时,就计划过要回莫斯科的事情。在冰天雪地里步行,困难重重,日瓦戈好不容易搭上了快到莫斯科这段路程的火车。当他到达莫斯科时,比从游击队逃回尤梁津时更瘦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他外表像一个乞丐,为了活着,一路用衣服换吃的。他最后只剩下一顶灰皮帽、绑腿、没有纽扣的破军大衣和一件臭烘烘的囚服。

我们不得而知,他身上穿着的“囚服”,是因为被契卡抓获还是又从监狱逃脱,因为书中没有具体内容告诉我们,只有展开联想。

他还带来了一名青年,就是日瓦戈曾乘火车时半路跳车的瓦夏·勃雷金,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女的叫波莉亚·佳古诺娃,日瓦戈后来运输收缴药品时与她在西伯利亚见过。他们当时一起去了瓦夏家里。但谣言又让她不得不离开亚夏家。

瓦夏的故乡维列坚尼基村被焚时,他正躲在采石场上的地洞里;他的妈妈只当瓦夏被抓进城,痛不欲生,投河自尽了。这河就是日瓦戈在回莫斯科徒步中与瓦夏再次巧遇之地—佩尔加河岸边。瓦夏的两个妹妹阿莲卡和阿莉什卡,听说流落到外县,似乎被孤儿院收容了,但也不确定。

日瓦戈就这样带着瓦夏前往莫斯科,一路上有了熟人便增加了安全感,瓦夏向他讲了许多悲惨可怖的事。他们一路上都怕见人,尽量避免单独活动,几乎形影不离,从不参与与别人的交谈。

瓦夏身带劳役犯逃跑者身份,再顶一件还未审判的“杀人犯”事件。这事还得再次扯上波莉亚·佳古诺娃,那时,亚夏家待她很好,她也很勤快。但村里的哈尔拉姆·格尼洛伊看上了瓦夏带到家来的波莉亚·佳古诺娃,因为她不愿接受他,哈尔拉姆便大肆造谣亚夏与她的关系不纯,如此逼走了波莉亚·佳古诺娃。

后来,布依斯科耶村有一个寡妇被人杀害了,因为瓦夏与哈尔拉姆·格尼洛伊都被寡妇

雇佣干过活,后来寡妇让瓦夏单独留下来帮她藏了许多土豆。但干完活后一个月,寡妇家被抢了,人也不见了,狗也没了。直到春季化雪,那狗跑回来刨开土豆与寡妇的身体。

村里的富农说是因为她私藏粮食所致,有人说是林中土匪干的。红军与巡回法庭审理来调查,哈尔拉姆·格尼洛伊便告发是瓦夏干的,说他逃避劳役,煽动大伙儿造反,还说是他杀死了寡妇。瓦夏就是被关时撬起地板逃生的。那天,红军被村里人灌醉了,夜里有人不当心,房子起了火,结果每一家都烧成了灰。到底有没有逃生出来的人,总之,亚夏再也没见到村里一个人。

1922年的莫斯科,解除开办私人企业禁令,允许自由贸易,投机倒把活动应运而生。也可以公开售卖自家面包了。日瓦戈刚来莫斯科时还到西采夫胡同的老房子去过。据他所知,他家人被驱逐出境后,房屋已住上别人,里面的东西更不知去向。人家都躲着日瓦戈,将他视为危险分子。

日瓦戈托朋友关系,根据瓦夏的选择安排他到学校读书,又送他印刷系学习石印、印刷、装订和装帧艺术。他俩通力合作,日瓦戈把自己写的哲学、医学观点、对健康与疾患的见解、对变化论和进化论的认识、对作为机体生物基础的个体的认识、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还有普加乔夫活动地区的见闻、诗和短篇小说印成小册子出售,销路很不错。当时,作诗、文艺翻译都成了专门的学问,都有人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成立了好多研究所,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宫、艺术思想研究所。日瓦戈在半数这样的有名无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

日瓦戈与亚夏相处得很好,尽管住处换过几次,房间破破烂烂。可是后来,他俩关系越发冷淡了。瓦夏的变化很不一般,他的思想和言谈已经完全不像当初维列坚尼基村佩尔加河畔的那个蓬首赤足的孩子了。革命宣传的那些明显的道理愈来愈吸引他,而日瓦戈那些晦涩难懂的话在瓦夏听来是错误的,应该受到批判的,就因为这些话理不直气不壮,所以日瓦戈才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日瓦戈在各主管部门间奔走,想办两件事:一是要求为他家人恢复名誉,准许他们返回家园;二是申请出国护照,去巴黎接妻儿。

亚夏觉得日瓦戈办事不急切不带劲,导致后来愈来愈多地批评日瓦戈,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各奔东西。日瓦戈把住房让给了瓦夏,自己搬到“面粉城”。

这时的马尔克尔飞黄腾达了,他早不住在西采夫,调到“面粉城”担任房管主任。他情愿住没有地板的旧下房,因为里面有自来水和俄式大火炉。这个新村所有房子中的水管和暖气管到了冬天都爆裂了,只有下房温暖如春,水管也没上冻。他把日瓦戈安排在斯文季茨基家从前住的房子一角给他住。日瓦戈搬来后不再行医,不与朋友来往,生活十分拮据。

而日瓦戈,平时生活又不得不穿过马尔克尔·夏波夫一家去打水。也正因此,日瓦戈与马尔克尔·夏波夫、他的妻子阿加菲娅·莉洪诺夫娜、女儿玛丽娜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们对日瓦戈心生同情,也愿意帮助他,很快玛丽娜就这样成了日瓦戈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第三位妻子。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而日瓦戈的新岳父岳母也为女儿成为医生之妻感到光彩。

玛丽娜和日瓦戈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戈尔顿在旁边不远的小布隆街上租了一间屋子。玛丽娜和日瓦戈的两个女儿,卡普卡已经6岁多,克拉莎只有6个月。

1929年的初夏很热。日瓦戈常带着家人与戈尔顿互相拜访,杜多罗夫也常在此,他们从小就是同学,友谊深厚,经常在一起闲聊。日瓦戈谈话词语丰富,信手拈来,无论是谈话还是思考,都连贯自然。而戈尔顿与杜多罗夫往往词不达意,缺乏口才,也证明着他俩知识的不足。戈尔顿和杜多罗夫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终日接触的是优秀作品、优秀思想家、优秀作曲家,听的都是优秀的,但他们却不懂得,具有平庸的鉴赏力比缺乏鉴赏力更糟。

戈尔顿和杜多罗夫没认识到,他们对日瓦戈的责备,不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也不是想对他施加影响,只是他们不善于自由思考导致的,所以他们的说教、开导,屡屡被日瓦戈驳回。日瓦戈很清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同情是靠不住的,他们的推理是机械的。但日瓦戈只能静静听着,以免他们感到不快。

杜多罗夫不久才流放期满,恢复了公民权,获准重新在大学执教。此刻他正向朋友们介绍他在流放期间的感受与心情。他说与检察官面对面的交谈,使他的头脑大为清醒,在政治上受到了再教育,他大开眼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戈尔顿一再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日瓦戈气愤的也正是这些言辞显而易见的虚伪性。杜多罗夫还讲到一个难友鲍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神父的6岁女儿赫里斯季娜。她父亲被捕后的遭遇,对她打击重大。她发誓要把父亲身上的污点洗刷干净。她的精神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虔诚信徒,也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

日瓦戈感觉房间太闷,外面又热,他喘不过来。他告诉大家自己不酗酒,生活也不放荡,还不到四十,就有心血管硬化,一旦心肌受到损害,不知什么时候会爆裂。可他的朋友们不以为然。他们不放过他走,要求日瓦戈一定要把托尼娅与玛丽娜的关系说清3楚才行。并建议他继续去行医。

日瓦戈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他渴望为活下去的目标而奋斗。他很高兴戈尔顿为玛丽娜说话,就像从前为托尼娅说话一样。他认为自己在平等相待她俩。另外,日瓦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巴黎来信了。儿子舒拉即将小学毕业,女儿玛莎就要进小学了,他猜测他们已入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而且一切都会意外地顺利解决。

从种种迹象看来,岳父和托尼娅已经知道玛丽娜和孩子们的情况。岳父自然会觉得是受了侮弄,为女儿托尼娅伤心。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五年没通信。日瓦戈刚到莫斯科时还与他们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后来中断了。现在,他们又开始通信。他猜托尼娅也许新找到了对象。日瓦戈说完后,决定一定要走,他感觉自己快要憋死了。

第二天一早,玛丽娜哭着跑来找戈尔顿说日瓦戈不见了。他们把能想到地方都找过了,还是一无所获。两天时间,戈尔顿和杜多罗夫都陪着玛丽娜。他们没去报告民警局,因为怕引起当局注意,日瓦戈虽然有户口,而且也没有犯罪前科,但从当前的观点来看,他绝对算不上模范人物。等到实在不得已时,再让民警局去查找。

到了第三天,玛丽娜、戈尔顿和杜多罗夫各在不同时间收到了日瓦戈的信。日瓦戈说他给他们招了不少麻烦,感到十分抱歉,并且请他们原谅,不需为他担忧,他还一再恳求他们别再去四处找他,因为反正是找不到他的。

日瓦戈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并且彻底地改变他今后的生活,他想单独住一段时间,这样可以专心致志地干点事,等他在新的工作上稍稍稳定一下并确信此后不再重蹈覆辙时,他就会离开这秘密藏身之地,回到玛丽娜和孩子们身边。

日瓦戈在信中告诉戈尔顿,他将寄一笔钱给他,由他转给玛丽娜,他还请戈尔顿替孩子雇个保姆,好让玛丽娜回到单位工作。他还说,他之所以不把钱直接寄给玛丽娜,是怕有坏人看到这样大数目的汇单,会使她有遭抢劫之虞。

不久钱就来了,其数额大大超过日瓦戈的能力和朋友们的想象。孩子们的保姆雇好了,玛丽娜又回到电报局上班。渐渐的,大家也不再找日瓦戈了。

其实,日瓦戈住的地方离他们近在咫尺,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失踪的那天,碰上了异母兄弟格兰尼亚。日瓦戈有三年多没见过他。原来格兰尼亚是前不久来到莫斯科的,日瓦戈问了他许多问题,他不作回答就是把话题岔开。但他只向日瓦戈问了两三个问题就马上明白了他的心绪和处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救援哥哥。日瓦戈的失踪与隐居都是他的主意。

格兰尼亚在艺术剧院旁边的卡麦尔格尔胡同给哥哥租了一间屋子,并支援钱财,同时开始张罗,安排哥哥到医院工作,并进行一些科学研究活动。在生活方面他也千方百计替哥哥想办法。最后,他向哥哥表示,同巴黎家里的这种不明不白的状态一定要结束,要么日瓦戈去找他们,要么由他们来找日瓦戈。这些事由格兰尼亚负责操办。兄弟的支持使日瓦戈深受鼓舞。

对于日瓦戈来说,弟弟的神通是个不解之谜,而他也不想解谜。日瓦戈把新居视为精神的宴会厅、狂想的收藏室、灵感的小仓库。在工作前,他可以写作。

日瓦戈开始整理他还记得的一些手稿片段以及格兰尼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他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日瓦戈的原稿,有一部分是别人翻印过的。这些材料杂乱无章,使他花费许多精力,对此他渐渐感到腻烦,不久他便放弃了这一工作,转而进行新的写作。他很想写点最新的感受。他文思如潮,不停地写。

八月底的一天早晨,日瓦戈接受了新职,这是他第一次去医院。日瓦戈很不走运,他乘坐的电车不断出故障,司机不时拿着一把扳手下车助理。这辆倒霉的车子把整条路线都堵住了。外面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日瓦戈坐在左边紧挨窗口的单人座位上。他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呆呆望着行人与乘客。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吃力地从他眼前走过,因为她与电车一个方向,好几次电车修好,开动起来赶过了她,等电车又出毛病停下来,她又赶上来,重新进入他的视野。外面开始电闪雷鸣,不知这是第几次停车了。那位妇女又在窗外出现,一阵狂风卷起,掀起她头上的草帽,翻起她的衣裙,但蓦然间又平息下来。

日瓦戈觉得一阵眩晕胸闷。他挣扎着站起来,想把窗子打开。(他判断出那个妇女就是拉莉萨)他又难受又慌乱,没注意有人提醒他窗台是定死的。他继续拉窗子,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他意识到身体里什么东西破裂了,一切都无法挽救了。这时车子开动,没走多远又停下来。日瓦戈以惊人的毅力拼命挣扎着,从车后门挤下车,只走了三步,就咕咚一声摔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

那位妇人也走过来,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周围的谈话,便又继续走自己的路。她听出来有人要把死者抬到电车上送到医院,另外有人主张把民警叫来。她没等知道最后结果就走了。她是个外国人,是瑞典人,是麦柳泽耶夫来的弗列莉小姐。她年事已高。二十年来一直申请回国,直到最近才获准。她到莫斯科是办理离境签证的。

房间里的桌上放着一个粗制的独木舟似的棺材,遗体四周摆满了鲜花,当时遗体火化相当普遍,考虑到孩子们的津贴和她们日后读书求学,还要考虑玛丽娜在单位的处境,决定对日瓦戈不举行安魂祈祷仪式,只举行一般火葬。这件事已经通知有关组织。现在正等待有关方面代表的到来。

这个人的死讯,以惊人的速度在附近一带传了开去。来了许多在不同时期认识他的人,他们或先后和他失去了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科学思想和诗作曾经获得了更多不知名的朋友,他们没见过他,但都想看看他。现在这些人也来了,他们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同他见面。这里没有任何仪式,只是一片沉默。

当日瓦戈的遗体运到他最后的住处卡麦尔格尔胡同时,得悉他的死讯并大为震惊的朋友们和吓呆了的玛丽娜一同从大门口直跑进敞开着的房间里。玛丽娜痛不欲生,她倒在地上,用头直撞木柜,号啕痛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扬声哀诉,一点儿也不顾忌什么,她紧紧搂住尸体,周围的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拉开。

把尸体抬进收拾好的房间,擦洗过之后,放进已经送到的棺材里。这都是昨天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涛已经平息,她从昨天起就一直坐在这里,一步也没离开。有人把克拉莎送来喂奶,卡普卡和小保姆也来过,后来都走了。杜多罗夫和戈尔顿也在这里,他们和她一样伤心。她的父亲马尔克尔也和她坐在一起,马尔克尔啜泣着,使劲地鼻着鼻涕。母亲和姐姐也哭着来了。

人群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很引人注目。这两个人没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们和死者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正是这两人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料理后事的责任。是的,男的就是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格兰尼亚。晚上火葬,再过半小时,医务工会派人来,把尸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

日瓦戈的证件没有一份是合格的。他的工作证已经过期了;工会会员证还是旧的,没去换新的,而且有好几年没交会费了。这些事都由格兰尼亚办完了。格兰尼亚赶紧给一个女的打电话,要求她赶紧来,在收尸的人没来之前,她可以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这是她提的要求。

格兰尼亚走到过道里。那里挤满了日瓦戈的同事、同学、医院里的医护辅助人员和书店店员,他都不认识。玛丽娜和孩子们也在过道里。格兰尼亚用手捂着话筒,用这种场合所允许的限度,低声回答了有关殡葬及日瓦戈死亡的情况。

格兰尼亚又回到屋里继续他的电话“火化后请不要走开,拉莉萨·费多罗芙娜。我有件重要的事求您帮忙。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整理一下我哥哥的遗稿,因此非常需要您的帮助。您可能是最了解他的人了。您刚才提到您昨天刚从伊尔库茨克来,住不了几天,说您是因为别的事偶然到这房子里来的,根本不知道我哥哥最近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他已去世。我们最好能住在一起,或不要离得太远,也许能在这幢房子里另外找两间屋子住,好在我认识这里的主任。”

拉莉萨告诉他,她去了卡麦尔格尔胡同,他的丈夫读大学是居住在这里。第二天,她幸运地遇到了老房客,听说了日瓦戈的死讯,也看见了棺材,但她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或是疯了。

格兰尼亚在电话里告诉她自己认识她的丈夫巴沙,也听自己哥哥说过,他还见过安季波夫(斯特列尔尼科夫)一两次,他听哥哥说过他是在瓦雷金诺的房前自杀的,且是哥哥把他埋葬的。他与哥哥之间有过一次长谈。拉莉萨听到这话后感到万分欣慰,她很激动。她答应了格兰尼亚,在日瓦戈火化后不离开。她会协助他一起整理尤拉(日瓦戈)的手稿。

她还顺便向格兰尼亚提出了一个请求。为女儿卡秋莎找出路。卡秋莎很有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才华,能自编自演,演整整一出戏。她会唱歌剧里角色的独唱,全是听会的。她想让女儿进戏剧学校或音乐学校的预科初级班学习,哪里收就进哪里,让她住校。等弄好之后她就走。

格兰尼亚答应会全力帮助她。并鼓励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要满怀希望、积极努力,这是处在逆境时应负的责任;不做努力而只会失望,就是忘记和推卸责任。同时,戈兰尼亚告诉她,正在开门让吊唁的客人进来。

拉莉萨想了很多,也回忆了许多,日瓦戈死了,丈夫巴沙自尽了。只剩下一个该杀死的东西就是科马罗夫斯基,他是个令人不齿的坏蛋,他毁了她一生,使她铸下一连串莫名的大错。而她心爱的、难舍难分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了……

拉莉萨突然想到,没给日瓦戈举行安魂祈祷,太遗憾了!葬仪应当是庄严隆重的!大多数死者都不配举行这样的葬仪,不过为尤拉举行却毫不过分!他受之无愧,临葬的挽歌应当唱哈利路亚,这句话对他完全合适!

想到这里,她的心里泛起一阵轻快自豪的波浪,这种感觉是每当她忆起尤拉和几次同他一起生活的短暂岁月时就会产生的。此时,尤拉那种自由坦荡的精神又充满了她全身。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冲动。

拉莉萨来了,她急切地环顾四周的人群慢慢走出房间,带上门,只留下她一个人。她一面画着十字,一面走到棺材旁,踏上格兰尼亚拿来的小板凳,在遗体上画了三个大十字,吻他那冰凉的前额和双手。她一动不动,什么话也没说没想没哭泣,她用自己的身体以及像心灵一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鲜花和他的遗体。

她强忍着,没有放声痛哭,憋得全身都在颤抖。她竭力克制着自己,但当她实在克制不住时,泪水便像决口一样夺眶而出。回忆起与日瓦戈一串串的想法、看法、共同点和彼此的信赖像天上的浮云,正是这一切曾带给他们鱼水般的欢乐。他们心意相通,是一种出自本能的相互了解,是真挚的,是出自内心的。

她模糊懂得了死,在死面前毫不惊慌,并有了死的准备。她仿佛在人世间已经生活过二十次,因无数次失去过日瓦戈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心心相印,就像吟唱那样和谐自然。他们的相爱并非受到驱使,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为他们相爱而欣喜,甚至还超过他们自己。

啊,这就是使他们相亲相爱而结合的主要之点!即使在他们最美妙最忘情的幸福时刻,他们也从未失去过这种最崇高最动人的感情:他们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感到他们就是这画面的一部分,他们属于这个美景,属于整个宇宙。

她开始与他告别了,是啊,他们又聚在一起了!相逢总是那么突然。永别了!拉莉萨想告诉他,自从上次他们分别后,一切化为乌有。她在医院里躺了有三个月,她为自己失去勇气悔不当初。她还说了许多,痛哭、悲伤。几个男人走到棺材旁,用三条麻披把棺材抬起。开始出殡了。

拉莉萨·费多罗芙娜在卡麦尔格尔胡同待了好几天。她和格兰尼亚清理日瓦戈的遗稿,但她没有把这一工作做完。她同格兰尼亚还做过一次谈话。这是她过去提过的,并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一天她离开住的地方,便没再回来。看来是被捕了,或许死了,也许被送到北方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里,被编成代号列入名册,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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