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了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有篇《第六病室》吸引了我。这部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整个故事：一个精神病医生是如何被送进精神病院的。
契诃夫写这部小说时才三十二岁，巧合的是，我三十二岁时开始写公众号，断断续续写到现在，也快写到十万字了。公众号文章阅读量开始能偶尔破百，现在维持在个位数附近。莱蒙托夫二十多岁就写出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但不幸的是，莱蒙托夫二十七岁就去世了。所以尽管没什么人看我的公众号，但我还活着，已经深感欣慰。当然，我不是想跟这些天才作家去比，因为，人和人之间，很多事情是没法相比的。况且，我并没有树立成为作家的目标。
在我看来，写作只是主动思考的一种方式，只是想去表达的欲望的释放。常常，脑海中只是有几个思维的片段，表达的欲望却能氤氲升腾。我打开Word，新建空白文档，那个时候我其实还不知道将写下什么，而一旦开始敲击键盘，思路就会延展开去，至于向哪个方向延续，我就很难预料准确。我很享受这种思维的发散，有时候我会不去控制，例如现在就有些跑题，还是回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吧。
《第六病室》里设置了两个人主要人物，一个是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个是病人伊凡·德米特里。从结果来看，不是医生把病人治好，而是病人把医生“治疯”，这是契诃夫惯常设计的幽默反讽。实际上，契诃夫在小说中表现的病人伊凡·德米特里并不是真疯，真疯的是精神病院之外的人，契诃夫要影射的是沙俄末期整个社会的极端不正常。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任何企图进行正常对话、思考的人，都可能被扔进疯人院。
安德烈·叶菲梅奇正像契诃夫其他小说中那些循规蹈矩的人物一样，他避免去思考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不去过问周围人的疾苦。尽管他一半的薪水拿来购书，大部分时间用来博览群书，但他了解到的知识跟这个现实世界无关。安德烈·叶菲梅奇正是小资/中产阶级的普遍代表，在小说中，他推崇斯多葛派自然冷漠、清心寡欲的哲学，而在当代，他们是精致、利己的犬儒主义者。伊凡·德米特里批驳道：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
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安德烈·叶菲梅奇麻木冷漠，伊凡·德米特里认为他从未经受过痛苦，所以德米特里把第欧根尼的木桶摆放在寒冷的俄罗斯时，叶菲梅奇还能狡辩说痛苦是历练，能升华人格。疯子德米特里清醒地认识到，痛苦能带来戳破虚伪的真实感，而这种认识是无法言传身教给叶菲梅奇的。虚伪之于真实的最大区别在于，虚伪者可以躲在一套虚伪的说辞下，应对任何现实。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标语下，知道他们在撒谎；而且，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能如此坦然地把标语张贴地到处都是，因为他们还知道：他们有足以改变现实事态发展的权力，在他们的权力下，尽管我们私下会怨声载道，但却丝毫不会影响他们表面的堂而皇之。毕竟，听到去年去世的那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遗孀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声泪俱下地哭诉的，是少部分人；即便你们听到又怎么样呢，你能在正能量满满的社会主义网络内传播、评论、愤慨吗？
叶菲梅奇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处官僚主义虚伪的漩涡中。一种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虚伪——尽管叶菲梅奇一直独居，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去了解那些——正像看着别人说假话，而我不去指出那是假话，因为那不关我事——对其姑息不是对别人不负责任，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叶菲梅奇在虚伪的社会中，无法认清真相，正是他对习以为常的不正常的姑息、纵容。你要么做个正常人，正常人就不能同意疯子的标语，你不能在心里默念他们在说疯话，而对之置之不理——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疯话；你要么做个不正常的人，像他们一样，假装一切正常。在人的生活和猪的生活中，只能选一样，前者痛苦，后者幸福，你怎么选？——当你知道你只能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叶菲梅奇当然不是“选择”做疯子的，而是，他越来越觉得疯子德米特里说的有道理。而一个突然跟疯子走的很近的人，在正常人看来，他肯定疯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叶菲梅奇太不了解伟大的沙俄帝国了，正是因为他不了解，他才能静享岁安好；正是因为他不去关注周围现实，他才会被现实投进疯人院。
契诃夫就是在他影射的不正常的沙俄末期写作，我宁愿相信，成为一位不朽的作家并不是契诃夫首要追求。因为在成为一位不朽的作家之前，你不能先疯掉，而在我看来，写作是最好的深度治疗。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想要像人那样正常生活，你得先把淤积的不正常情绪排解出去。于是要写作，尽管没人看，但这就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