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估计存在过大部分理性思考的人的大脑中。"生命的意义,在于你赋予它什么意义",这句看似为真理的句子,有一段时间就"生命意义"这一议题好像给出了部分非常准确的解释。但是,好像缺少了一些逻辑性的辩证。
用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抛出“生命意义”这一又老又大话题的再一次揣度。
朋友A自言看破红尘，心境已经属于隐居状态。他不理世间功利，也不问浮沉繁华，凡事随心而定，率性而为,过着很多现代人向往的“跟着自己的心走”这种状态。他既不磨练任何谋生存的技艺，随遇而安，也不理会家人对他反常行径的不理解,更无视家人对他世俗的期待。他的人生格言是：只有我自己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不应该被周围的人和事捆绑。
朋友B压抑且努力，他是一个典型且较成功的现代人。他带着一个几十号人的团队，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他每天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工作状态都是在和各种客户沟通谈判中度过，他满脑考虑的都是，怎么把团队业务客户做多，把市场做宽，把业务做稳，他满心考虑的是怎么为妻子儿女父母提供优渥的物质生活。他是一个被责任感驱动的人。
我引出这个问题，是想引出“自由”和“责任”这一对在讨论生命意义时不可绕过的相对性词语。
上文中的朋友A和朋友B分别是被自由和责任驱使的典型例子。通过透视两种人生状态，哪种比较契合你想象中“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状态（尽管大部人的状态坐标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一般人很少有机会体会这种极端）？
2.
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人生的意义》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自由是人定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
我觉得文中的这句话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很鲜明的立场：作者认为固守自己的责任是才是书写生命意义的态度。
类似的话还有：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意义，是要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
“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
担负起责任是一个人活出意义的唯一或者至少是主要手段之一。唯有担负起生活中的责任才使人获得存在感和生命感。
那这个应”担负起的责任“是什么？是基于对自己的价值实现的期待，还是基于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守候?
我想都有的。
《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经历过几年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生活，他的妻子父母亲和妹妹也同时被关押。根据他在书中所阐述的经历，支撑他熬过集中营惨无人道的心理途径有两个：一是对妻子热切的思念和对父母的挂念；二是希望自己在走出集中营后能完成他未完成的著作。
在集中营解放后，他得知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早已在集中营因饥饿和劳苦离开人世，他为之放弃美国签证的父母也双双惨死集中营。他从一段惨绝人寰走向另外一段痛不欲生，痛定思痛后，结合在狱中的经历，总结出如何帮助一个觉得失去生命意义的人如何重新建立存在感，即重新构建起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及渴望。
作者引导人们认识：生命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而这份责任的载体既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你爱或在乎的人。
同时，弗兰克尔的观点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本书的观点----《自卑与超越》。这本书的作者阿德勒在书中强调，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在于他是否能为大众集体谋取福祉。
“个人化的意义毫无意义，目标与行动的唯一真实意义是对他人有意义，个人的意义完全建立于对他人的生命贡献之上。”
阿德勒的观点听过去是不是比弗兰克尔的观点更加仙气飘飘？阿德勒说的对他人的“生命贡献”是不是也是弗兰克尔指的“责任感”？再者，通过上述文中的阐述，当你再次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候，弗兰克尔和阿德勒的观点是否有重新匹配“自由”和“责任”在你心中的权重？
3.
第二个议题是,当环境恶劣时，人性是否也会随之变得恶劣？
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和绝大部分不幸得人一样，衣不蔽体，食也远远不能果腹，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承受着重负荷的苦力工作，还得时刻忍受德军对他们肉体和心理进行侮辱。
那里面的人们，为了存活下去，总是做着关乎自己也关乎他人命运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鞭笞人们体内的兽性和人性。
弗洛伊德认为，当所有人都面临着饥饿时，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会趋于相似，那就是为争夺食物而暴露出自私或自保本性，尽管在处于平时正常环境下时，高贵的人性和邪恶的本能总是“相得益彰”。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质的改变。
而弗兰克尔并不这么认为，为什么？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时，每个人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选项，每个人也经常面临着牺牲别人而成全自己的机会。比如很多囚头（囚头多是德军从集中营犹太囚徒里面挑选的那些残暴之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残忍迫害在狱中的同伴，很多人为了少的可怜的食物与朋友反目成仇，再加上电影里面各种加强剧情的勾心斗角的镜头。
可是在这里人性并没有变得和环境一样恶劣败坏如炼狱，相反，最神圣的人性在最黑暗的集中营里依然发出夺目的光晕。
那里仍旧有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有人愿意拿自己一天仅一片面包的口粮去帮助因为饥饿、寒冷、疾病、苦役而濒临死亡的朋友或陌生人；有人在人性的悬崖边沿仅仅抓住良知不放，并且耗费自己仅有的一点精气神紧紧地拽住即将坠落深渊的朋友。
所以说，人在任何环境下，做任何决定，都是自主选择。只是大部分人都容易滑向不和困难抗争的那一方，就如同在平时生活及工作的状态中，努力远比不努力更费劲，大部分的人都会妥协沉溺于不努力的“”温柔乡“”（尽管知道努力才会带来良性回报）。
而，“集中营生活撕开了人的灵魂，暴露出人性的深处。在人性的深处，如果你发现人类在本性上就善恶交织，你还会觉得奇怪吗？”可是尽管人性善恶交织，一个人如何选择“善”还是“恶”却是自由的，就如同集中营里各位苦难者的选择。
“人不是完全受到限制和决定的。人是自己做出了是屈服于环境条件还是勇敢挑战那些环境和条件的决定。”
也正是如此，弗兰克尔得出结论，“正是在极端困得环境下，人才有实现精神升华的机会”。 所以，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性不会都随之堕入死亡之渊，相反，恶劣的环境才是人性最清晰无模糊地带的分水岭，在这里，最神圣的灵魂与最低劣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在这里澄澈分明。
但是，由于“所有伟大的事情之难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所以人们习惯于将小概率的“”难“从意识上抹除，犹如忽略在艰险环境下人性可以升华得以自我完善的可能性，从而心安理得承认，自己不得不屈从于环境，自己只能是环境的产物，自己只能颤颤巍巍的摇曳着白旗，残喘着向自己体内的软弱和狰狞示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