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文化人，一类是没文化人。没文化人向来是不必轻视的，一是不值得，二是没必要，毕竟文人还是有文人的操守，有德行的。然而对于文人自己这个群体来说，互相轻视却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文人相轻在中国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三国时期魏国主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便是这个词语的出处。之后，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卷十·知音第四十八》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诸子百家，互相斗争，这也是文人相轻的最为典型的现象。比如，儒家弟子攻击墨家“无君无父”，指责道家“疏阔无用”；道家批评儒家、墨家“背离天道”；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则干脆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儒家当做危害国家的五蠹之首，必须予以铲除。此外，不让齐景公重用孔子的是另一位著名的文人晏婴；而阻止韩非为秦所用并最终致其于死地的，是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李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这不仅讲了傅毅和班固文人相轻的故事，而且也指出了文人相轻的原因——“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简单来说就是人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而且拿自己擅长的去鄙视别人不擅长的。文人则是将这样的问题扩大化，而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群体问题。
直至近代，鲁迅先生与当时文坛上众多优秀作家也有着十分激烈的论战。譬如海派代表人物之一叶灵凤，譬如梁实秋先生，还有顾颉、徐志摩等等。沈从文先生和刘文典先生也是有矛盾。那日，日军飞机扔炸弹。大家纷纷逃跑。陈寅恪逃跑。刘文典逃跑。沈从文也逃跑。不巧被刘文典遇上了。刘文典破口大骂：陈寅恪跑是为了保护国粹，我跑是为了保护《庄子》，学生跑是为了留个种子，你跑个什么！诸多文人之间或许有文学观念之分，或许有所属阵营之分，又或许个人恩怨，但文人相轻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而且越有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似乎就越严重。冯友兰曾经说胡适：这家伙总以为自己眼光敏锐，别人看不出的，他能看出来。胡适又说冯友兰：没见过这么蠢的。诸如此类，多不胜数。
那么文人为什么要相轻？我认为有这两个原因。
一是文人皆清高。清高不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纯洁高尚，不慕名利，不同流合污。清高自有清高的优雅谈吐，可清高也有清高的故作姿态。文人是向来不在意没文化的人多么粗鲁，却在乎其他文人是不是够优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既然不是白丁又不是鸿儒，看不起也很有理由。既然你不够高雅，就说明你这个人水平不够，于是油然而出一种超然和轻视。可是就像那句话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每个人都觉得别人的水平没自己高，出于一种姿态就不免会引起一些互相的不认同，文人相轻也就出现了。
二是文人皆傲气。傲气出于才情，才情自有高下之分，然而高下之分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像王安石就觉得自己的改革一定会成功，相信自己的选择毫无破绽。但对他的变法反对最为激烈的却几乎都是著名的文人。当时的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文彦博、欧阳修都是他的反对者。为什么反对呢？其实就是自己的看法才对，你的路是错的。所有文人都觉得自己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每个文人都觉得自己能成为诸葛亮，力挽狂澜。这种傲气实在是太普遍了，连李白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政治理想，更何谈其他人呢？
其实从广义上讲，凡是懂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既然作为文化人，便不免会有文人相轻这样的问题。但是文人相轻绝不是肆意攻击别人。轻视别人，意味着自己在这方面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有轻视的道理；别人轻视你，意味着自己必然有让人轻视的理由。总之，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品性，温润君子，宛如美玉。纵使相轻，也谈笑风生，似琴瑟虽不同，相逢亦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