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面对这台绝对算不上好的电脑，尝试着写些东西。我不太有灵感，但我差不多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写一个故事。

咱们这样说，故事这东西啥样的都有，我写出来一个故事你不爱看，八成是因为咱俩不认识，看起来有种距离感。为此，咱俩得先认识认识。我呢，是个人，和你一样。

好，现在你认识我了。既然距离感没了，咱们的故事也该开始了。说实话，面对这种白的令人一片刺痛的屏幕，很难说思潮迭起，因此我只能在自己脑海里翻来捡去，看看有什么瓜落可捡。

顺带一提，我的电脑摆在书房，一个逼仄的房间，乱的很，热熔胶枪搁在桌子上，底下滴的东西像是干掉的精液（如果你真的用过的话，你也只能这么形容它）。新买的书没地方放了，堆在一张我自己画的切格瓦拉红黑画像旁边。其他的东西嘛，像是画笔、手工工具、零食饮料一类的，你也能想到的。可我前些天居然发现我小学时候的作业本也在这屋子里，我顿时有种预感：这屋子里的东西我永远也探索不完，刚发现一样新东西，旧东西也被遗忘了，新东西被放起来的同时，旧东西也被扔掉了。说不定哪天我还会发现我祖先的遗物，或者故宫文物之类的吧。

我小时候不太了解生殖器这东西——我想，你大概也不太了解。出于我那会儿的理解能力，我的家长也不太能解释清楚它的用处，因此，我总是在猜测它的用处。很多我已经忘了，还好有一些被我用歪七扭八的字和简陋不堪的图画记录了下来，就在我刚才所提的那个小作业本里。我要提前说明一句，我这个小作业本儿上可以算是记载了些惊世骇俗的东西，但我确实不太记得那个遥远的我了，因此你们要是怪罪现在的我瞎胡扯，那可真的冤枉好人了。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现在很庸俗的，你叫我编这些东西我是绝对编不出来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做一些描述:我小时候在北京上学，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学校门口只能买到这种黄不拉几的本儿。正面写着“多利博士”，背面写着“维克多利”，我知道现在都不知道这本儿到底是什么牌子的。

我想，在一个吃完饭的午后，我拿着一支铅笔，一边放在唇齿间品尝，一边冥思苦想：自己身上长着这么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你哪天身在北京，去买上一本儿瞧瞧，你就会发现：多利博士其实是一只戴博士帽的大象。而大象呢，有个叫鼻子的东西，他和我这个裤子里的东西有几分相似。

所以，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人们总说我以后应该考博士，所以我认为我裤子里的东西应该是个架子，用来到时候搁一顶博士帽在上面。底下画了一副图，一位自豪而坚挺的小兄弟正拿着学位证书，头上带着博士帽儿。但那个时候我是见过女同学的那个部位的，并且我认为那个地方不能当架子用。

因此这对我来说便成了一个谜语：生殖器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都可以体现。我苦思冥想，就差抓破了脑袋。当然，我现在是知道的，所以我现在是个既庸俗又无趣的人。于是我翻开了下一页。

下一页上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看着像是一根烤焦了的鸡腿。显然，这预示着我难以得到答案的纠结之情。下一页。

这一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刮疯（我写成了刮疯，似乎是为了炫耀新学会的偏旁）我实在想不出来这问题的答案，于是去问王老师，她一笑，说：“这东西，你该明白的时候就明白了。”看来她相当，相当明白，但是不愿意告诉我。

这就是一个小学生遇到的问题：有一个问题，但无人解答。我猜我对它的外形凝视了好久，就像米开朗基罗凝视大卫像，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神秘猜测，这是一种尝试解开宇宙间神秘谜团的、伟大的探索精神。这种精神的物质基础是生殖器，精神基础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与探索精神。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知道了它的各种用途，包括生理用途、艺术用途，甚至还有沙文主义用途，但我感觉知道的越多，一切就越在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今天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人矛盾的集中体现，既代表着无边的罪业与欲望，又蕴含着无可估量的新生。越是知道这些，我就越觉得丧失了一种什么天性。

后来这个本儿被我用来写数学作业了，直到现在，我都有一种翻开一个新作业本，在第一页写好名字，然后画一个外形美观且功能强劲的生殖器，以此来象征学习要有求知欲，要敢于思考。老师总是不太理解，但他们是一群比我还庸俗无聊的人，我也不要求他们能理解。

我把本子悄悄放回原处，希望哪一天我忘记了，还可以再找到，打开看看，找回一种做人的天性。

2018.11.2

法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