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年仅16岁的信王朱由检即位，成为大明第十六位皇帝。崇祯一朝十七年，“不近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希望能够重振大明江山。史书记载朱由检常“临朝浩叹”，感概自己得不到杰出的人才。可事实并非如此，崇祯一朝名将能臣辈出，如卢象升，孙承宗，袁崇焕，孙传庭等。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拯救明朝，然而这些中流砥柱的人物，又如同昙花一现，抱着深深的遗憾划过大明的夜幕。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下面，文休就盘点下那些崇祯年间惨死的贤臣名将，并浅显得分析下导致他们悲惨结局背后的原因。

前文说到，卢象升因为各种猪队友的算计，死战殉国，好比一根擎天大柱轰然倒塌，但除了卢象升外，当时大明还有另一根坚实柱子。他就是孙传庭。

孙传庭（1593年—1643年），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人。

孙传庭、卢象升两人的情况则颇为相似，都是以剿灭农民军起家，最终结局也是兵败力战而死。

孙传庭一表人才，多有谋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

崇祯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孙传庭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孙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此时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孙传庭领秦军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

崇祯十二年，卢象升战死后，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 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三年有余。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孙传庭刚在潼关站稳脚跟，崇祯帝便不断催促其进攻李自成，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无奈之下，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仓促间苦吞柿园之败。

战争初期，孙传庭在力不如人的时候，巧设埋伏，以智取胜，率领明军取得了久违的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明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李自成凭借人多势众，在明军打扫战利品之际，率领主力杀了个回马枪，明军兵败如山倒，痛失先手。

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孙传庭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也可以作为栅栏使用，还可以运送粮草，守备力和后勤能力非常强，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

但火车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机动性差，行动极其不便。孙传庭也认识到这个弱点，于是死守潼关，闭门不出，可惜崇祯等不住，硬要孙传庭出击。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孙传庭无奈之下，统率十万众东出潼关，决战李自成。李自成先诱敌深入，孙传庭取得小胜利后，深入追击，结果行至郏县连着几天的阴雨导致路面泥泞不堪，火车营的机动性又差，官军行动缓慢，李自成趁机出击，大破火车营，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经此一役明朝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李自成乘胜攻克潼关，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令人寒心的是，孙传庭死后崇祯竟然认为他是诈死潜逃，没有给予任何的赠荫。

在清朝编纂的《明史 》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是对孙传庭最好的褒奖:“传庭死，则明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