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和心学，是一家人，是一个班级，朱熹老师就是班主任。心学是理学班里一个最聪明的学生，超过老师了，但还是跟老师学理学学出来的。没经过理学，没法直接学心学。理学没学明白，自以为学了点心学，就妄议班主任，那也是病。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薛侃问：“如果只专注于涵养德性，而不注重讲究求索的功夫，结果搞错了，把私欲当成了天理，那怎么办呢？”
王阳明回答说：“人必须知道怎样学习，讲究求索也不过是涵养德性的事，如果没能讲究求索，那只是涵养德性的意志不坚定而已。不存在只顾涵养德性，耽误了讲究求索这回事。”
“那怎样算是知道如何学习呢？”
“你先说说你为什么来学，来学什么？”
“曾经听先生的教导，来学习存养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认天理，就是要心底无私。”
“既然你都明白，把这些私意克去便是了，还愁什么天理不明呢？”
“我怕对这些私意认识不真切。”
“哼！哪有这回事！还是你自己意志不坚定。如果意志坚定，眼睛、耳朵都在察觉私欲上，哪有认不清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所谓讲究求索，也只不过是体认自己内心的感受，不是向外去求个别的认识。”
薛侃为什么怕对私意认识不真切呢？言下之意，后面恐怕有一句话：怕该克的没克，不该克的又克掉了。总而言之，怕克错了。怕克错了，总是自己有些东西舍不得克，想留着，又想给自己找到正当性，这就问老师：“会不会搞错啊？”这就是私意了。
【先生问在坐之友：“比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一日，王阳明问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最近功夫有什么进展啊？”
一位同学说：“我最近不错！心中越来越觉得清澈明亮了！”
王阳明不以为然，说：“你这不过是在说做功夫的情景，没说功夫如何。”
另一位同学说：“我现在比过去进步很多，过去怎样怎样，现在怎样怎样。”
王阳明说：“你这也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在说效验。”
两位同学被老师说懵了，问老师，怎么回答才是呢？
王阳明说：“我们今天用功，只是要使得自己为善之心更加真切。为善之心真切了，见到善，自然就会向善靠拢；见到过失，自然就会立即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如此磨练，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如果只管求光景，说效验，那本身就是私，而且是助长向外求的毛病，要拔苗助长，这不是真功夫。”
这个怎么体会呢？放到我们今天的事情上，工作上，无私，就是始终站在客户的立场，服务于客户的利益，这颗为客户服务的心真切了，自然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越做越好，价值创新不断。无私无我，不需要去操心自己的利益得失，也不需要担心这客户会不会丢，他走了是他自己的损失，我只需要服务愿意选择我的客户就行了。如此，何等洒脱！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同学们看书，经常把朱熹书上的话拿出来批评议论。
老师看他们轻狂，给朱熹纠错，不高兴了，说：“如果你们存心去找朱子和我的学说的区别，存心去找朱子的不对，那就是你们的错误了。我和朱子的学说，在入门下手的地方，确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分别，我是不得不把这些道理辨明。但是，我的用心，和朱子的用心，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颗存天理，灭人欲的心，都是一颗追求至善的心。如果朱子在文义上解得清楚恰当的地方，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理学和心学，本质没有区别，只是角度的不同。讲心学的人，全部是从理学学出来的。学心学，主要学习方式就是讨论理学。就像同学们那朱熹来批判一样，没有朱熹，学心学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离开了理学，心学就成了禅宗了，不是儒，是禅了。就像朱熹批评陆九渊是禅，不是儒。
理学和心学，是一家人，是一个班级，朱熹老师就是班主任。心学是理学班里一个最聪明的学生，超过老师了，但还是跟老师学理学学出来的。没经过理学，没法直接学心学。理学没学明白，自以为学了点心学，就妄议班主任，那也是病。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