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与华书房#华杉注王阳明《传习录》【102】

学问这东西,你若知行合一,就没那么多讨论,谁用谁知道,自己做了自己晓得。你若不去笃行,只在文句上讨论,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啊,说别人不对,都是自己理解不对。别人对不对,你也得在自己心上求。如果在自己身上,求得了自己的本体。哪里还关心别人对不对啊,大家都对!你对你的,我对我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为自己学,不是为别人学。管自己都管不过来,哪顾得上管别人呢?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正,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则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训得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来信说:“您教人致知、明德,却不让他们即物穷理,假若那些内心昏蔽的人深居端坐,又没有人去教他,如您所说,他自己向自己内心去求,求得来致知明德吗?就算他在静中有所觉悟,稍稍体悟到自己的本性,那无非也是像佛家定慧一样,没有实用的见地,能够通达古今事变而学以致用,用于天下国家的事业吗?您说‘知是意念的本体,物是意念的作用’,又说‘格物就是格正君王心中的不正之念的格’,这些话,虽然显示出超高的悟性,独到而不落入俗套,但是,和圣人之道,恐怕不太相合吧?”

顾东桥此问,又是泥着文句来纠结了。前面我们说过,学习王阳明的心学,不可纠缠于文字,而要结合他的人生,再用于自己的人生,切实笃行。王阳明是治学问,并将学问笃行于人生事业,获得巨大功业的圣人,对他的体悟,当无所怀疑,你愿意学,就照着做,去知行合一,不愿意学,做你自己的就是了,说谁对谁错,又有何益?佛家的戒定慧,和《大学》的止定静安虑得类似,怎么说是无用之见呢?也看你自己用不用。

学问这东西,你若知行合一,就没那么多讨论,自己做了自己晓得,谁用谁知道。你若不去笃行,只在文句上讨论,永远没完没了。

王阳明回答说:

“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正是为了穷理,而不是不让人穷理;正是让人必有事焉,事上琢磨,知行合一,在具体事情上求,而不是让他深居端坐,一无所事。但是,在具体事情上求,是把每件事,都切己体察,去体察自己的内心,是对照那事物,照自己的心。如果把即物穷理,当成前面说的,只是向外探求,而放失了自己的内心,那就不对了。”

王阳明当然没有深居端坐,他年轻时修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搞错了,深居端坐,对着那竹子格了几天,竹子没格出来,把自己格病了,然后说朱熹错了,不是这样格!这才走向他的知行合一之说。

其实呢,朱熹并没有让他静坐对着竹子格啊!

二十年后,双方的指责反过来了,理学家们说王阳明只是静坐不行动。

所以啊,说别人不对,都是自己理解不对。别人对不对,你也得在自己心上求。如果在自己身上,求得了自己的本体。哪里还关心别人对不对啊,大家都对!你对你的,我对我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要为自己学,不是为别人学。学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哪顾得上管别人呢?

关于不要务外遗内,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自己放失掉的心,找回来。

王阳明接着说:

“昏暗之人,如果能随事随物精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的良知,就能够像《中庸》里讲的:‘愚笨变聪明,柔弱变刚强’,立大本,而行达道,天下国家之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都能一以贯之,无所遗漏,还愁没有学以致用之实吗?那些顽固不化,孤守虚静的佛教徒,正是因为不能随事随物体察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的良知,而抛弃伦常,不要家庭,把寂灭虚无当常态,所以他们的理论,不能用以治家国天下。难道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有这弊病呢?

“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其本然的良知。这虚灵明觉的良知,因事物感应而发动,就是意念。有知,然后才有意,没有知,就没有意,知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念的作用,一定有一物为作用对象,这物,就是事。

“比如意念作用于侍奉父母,事奉父母就是一物;意念作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物;意念作用于听讼审案,听讼审案就是一物。凡有意念之作用处,必有一物,没有无物的。有此意,就是有这物;无此意,就是无此物;这物,不就是意之用吗?

“至于格物致知的格,也有把它解着‘至’的。比如《尚书 舜典》里面说‘归,格于文祖’,就是说,回来后,到文祖庙去。《尚书 大禹谟》说‘七旬,有苗格’,七月,有苗族人来。这两处的‘格’,都是‘至’、‘到’的意思。文祖庙,是尧祖先的苗,那大舜要到尧祖先的庙去,他心中一定要虔诚,要纯孝诚敬,对于心中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地方,没有一丝一毫不合乎天理,这才能站在文祖庙前,那么,他格于文祖,是不是也有格正的意思呢?那苗族人来,苗族人是落后顽劣的,他到华夏礼仪之邦来,也是学习礼乐教化,那么,他来,他格,是不是也有‘正’的意思呢?所以,格于文祖,有苗格,这里的格,虽解着至、到,也含有正的意思在,不是一个‘至’字就能解释的。

“至于‘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那更是‘正其不正以归其正’的格正之意,不能当成‘至’讲了。”

这里讲解一下,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从王阳明的回答看,顾东桥将格物对应即物,致知对应穷理。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到现场去。王阳明的意思,格,不光是到,还有格正的意思。其实顾东桥未必就不格正,朱熹也肯定不会不格正。王阳明更是知行合一,一定要到现场去。所以他们的差别很小,只是说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就要在毫厘之间讨论讨论,因为他们都认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虽然他们自己都不会失之千里,但他们担心后学学错了,就失之千里。

王阳明接着说:

“由此看来,那《大学》里格物致知的教导,你怎么知道他只有‘至’的意思,没有‘正’的意思呢?如果他只有‘至’的意思,那他应该说‘穷至事物之理’,这才解释得通。这样,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用力的关键全在一个‘理’字。如果前面去掉一个‘穷’字,后面去掉一个‘理’字,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你觉得说得通不?‘穷理尽性’,是圣人之成训,《易经》上的。如果说‘格物’之说,真的就是‘穷理’的意思,那圣人怎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在啰嗦多说一个格物作甚?拐弯抹角,给后世添乱吗?

“所以呀,《大学》的格物之说,和《易经》的穷理,虽然大致意思一样,但有细微的差别。穷理,就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格致诚正都做到了,才能穷理。说一个穷理,就格致诚正都在里面了。说格物呢,就必然要同时讨论致知、诚意、正心,那格物的功夫才完整。现在你偏颇地将格物解释成穷理,把穷理当成‘知’,那格物也就没有‘行’了。这样,不仅没把格物搞清楚,把穷理也搞乱了。这就是后世之学把知和行分着两截,日益支离破碎,而圣学不彰的病根!你承袭旧说,难免如此,认为我的学说‘不符合大道’,也不过分。”

王阳明后面这一段,把我也讲晕菜了。讲自己观点可以,但如果要说那是圣人“原意”,那大家各自训诂举证,都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典籍文献。《大学》里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面六条都有解释,就是前面两条,格物致知,一个字也没讲。朱熹编辑四书时,说讲格物致知的这一段书简亡失了,他说他按程颐老师的意思给补写一段。所以《大学》里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朱熹写的,原文没有。这段公案,没法了,只能自己理解了。你愿意取信谁,就取信谁。你体会到什么,就是什么。

还是靠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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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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