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伟大，因为我们不肯平凡；我们总是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我们轻视简单。你给他指一条大路，够做一百亿，一千亿的，他不肯走，说太简单了，老想再整点别的。一心想不走寻常路，却不知道成功不是靠不走寻常路，而是在寻常路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顾东桥来信说：“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知道。’但是，至于具体的细节，以及与时俱进，更替变化的详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细微差别，就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比如您现在说要照顾父母冬暖夏凉，每日早晚要请安之类，这谁都知道。而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周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养志和养口的差别，大杖和小杖的哲学，割骨疗亲，结庐守墓等等，在时事变化之中，该变通还是不该变通，怎样算过分，怎样算不足，必须事先多加学习，讨论个是非曲直，作为处理世事的准则，然后心体才不能不受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顾东桥这是要跟王阳明讨论要不要事先学习的问题。
心学的观点，是要修得心之明镜，物来心照，自然明白，不要事先去学习那么多，搞得支离破碎。如陆九渊所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理学呢，就说要格物穷理，你不学，没有经验案例的积累，坐在那里就都晓得了？那就是坐禅罢！
鹅湖之辩，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就是这问题，到了明朝，顾东桥还是问王阳明这个问题。
那么，陆九渊、王阳明，他们到底学不学呢？他们当然学习，比谁都学得刻苦。陆九渊可能没有朱熹学得多，王阳明肯定比顾东桥学得多。他们说的“不学”，是针对时弊，是一个讲“学习学”的角度，是说你只往外求，不往自己的内心求；只往高远处求知，不在浅近处笃行，没有用！学得越多，越不会！这是普遍的弊病。并不是要你不学习。
但是，当朱熹对着陆九渊，顾东桥对着王阳明，辩论要不要学的时候，他们也就以“不学”为自己的立论观点了。
这让我想起传播学的议程设置，有议程题目的辩论，就成了攻防游戏，要超越议程思考，超越议程讨论，才是共同探求真理，而不是辩论争个谁对谁错。
看顾东桥的信，一举例就要挨王阳明削了。他说“孝之于温清定省，谁不知之？”要照顾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要向父母请安，谁不知道？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第一个案例就是讲这个，谁知道？谁做谁知道！你只有去行了，把父母冬暖夏凉都照顾好了，每天早晚去请安，日日不断，一天都不拉下做到了，你知道父母的反应，知道自己的感受，你和父母之间有互动，营造出这家庭的温暖，生发出这家庭的光彩，哦！原来是这样！做了一年，是一种感受，一种知道，一种境界；做了十年，又是一种感受，一种知道，一种境界；这就叫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如果空口说个知道，那只是知道别人有这么回事，有这么个说法，到底怎么回事，就像你听说过糖是甜的，但是你没吃过，你怎么算知道呢？
再解释一下顾东桥说的几个案例：
舜不告而娶。讲孝，婚姻大事，必须禀告父母。但是，当尧要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的时候，舜却没有禀告父母，就自作主张结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和后母，弟弟，一直合谋要杀死他。如果他禀告父母，父母一定不会同意这门婚事，他结不了婚。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如果不结婚，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的不孝，超过了不告而娶的不孝，两害相权取其轻，君子认为舜做得对，也就相当于禀告过了。
顾东桥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学习过这样的案例，把其中的道理实现讲求明白，等你遇到这情况，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呢？怎么能不学习呢？
养志养口，是讲曾子家三代人。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除了以酒肉养口外，还顺从曾皙的意志，这叫养志。等到曾子的儿子曾元奉养曾子的时候，酒肉还奉养得很好，但是就不听他的话了。
小杖大杖，还是曾子的事。曾子锄地，把瓜苗给除掉了。这下子损失大了，曾皙大怒，拿个大棍子揍他，下手太重，把他给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先向父亲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弹琴，让父亲放心，自己没事。孔子知道后很生气，说曾子不孝，应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如果父亲拿跟小棍子来，就让他打，让他把愤怒脾气发出来。如果看见大棍子，就赶紧跑。万一被他打伤了，他不也痛悔吗？要是打残打死了，谁来奉养父母啊？
至于把腿上的肉割下来给父母当药治病，父母去世后，在墓地扎个草棚守墓，住上三年六年的，这些事，那些算过分，那些算不足，怎样最恰当。顾东桥说，都要一件件学习研究，自己到时候才知道怎么办。
王阳明回信说：
“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这话没错。然而看后来的学者，忽视那简易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守笃行，却去探求那些难以明白的东西来当学问。这就是孟子批评的：“大道就在近处，却偏要去远处求；事情本来简单，偏要去追求复杂。”孟子又说：“大道就像大路，很难知道吗？只是大家偏不在大道上走罢了！”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和圣人是一样都有，但是圣人能致良知，能实现自己的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这才是圣人和愚夫愚妇区别之处！
王阳明引用孟子这话，我感受太深了！
我们不能伟大，因为我们不肯平凡；我们总是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我们轻视简单。你给他指一条简单的大路，他不肯走，说太简单了，老想再整点别的。一心想不走寻常路，却不知道成功不是靠不走寻常路，而是在寻常路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因为不肯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愿意下笨功夫，所以总是希高慕远，总想贪巧求速，总想拔苗助长，总想另辟蹊径。有直道不走，非要弯道超车，不知道多数情况是弯道翻车。
孔子也哀叹，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大家出门都不从大门走吗？门前就是大道，抬脚走就是，怎么大道上我看不见人呢？
确实，人们觉得从大门出去，太没本事，太没创意了，他们都翻窗户出去，翻墙出去，要找小路，找捷径。你说“行不由径”，是很少有人听的。
王阳明接着说：
具体细节与时代的变化，圣人怎么会不知道？只是不专门以此为学问。圣人的学问，是推行自己的良知以精确地体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的学问不同。你还没有能致良知，却在细节上操心，这正是探求难以明白的东西来当学问的弊端。良知与细节和时变问题之间的关系，就像圆规矩尺、尺寸尺码与方圆、长短之间的关系一样。随时而变的细节无法事先确定，好比方圆长短的种类无法穷尽一样。故而有了圆规矩尺，是方是圆也就确立了，不过天下的方圆仍无法穷尽；有了尺寸尺码，是长是短也就确立了，不过天下的长短也仍无法穷尽。良知得以推广，细节和时变也得以确立，不过天下间所有的细节时变也并不能一一应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在内心良知细微处体察，又将学问用到什么地方呢？这不是用圆规矩尺就可以定天下的方圆，不确立尺寸尺码却想穷尽天下的长短，我认为这种做法十分荒诞，只会终日碌碌却毫无所成。
你说“孝子要让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请安，谁不知道”，不过，能做到的却很少，如果知道有这回事，就算致知了。那做君王的，都知道应该做个仁君啊，这就说他已经对仁致知了吗？那做臣子的，都知道该做个忠臣啊，这就说他已经对忠致知了吗？如果这就算知道，就算致知，那天下还有没致知的人吗？以此可见，致知一定在于行，没有去做，就谈不上致知，这知行合一的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你说舜不告而娶，我问你，在舜之前，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吗？他在哪本书上读到了不告而娶的案例，还是事先问了什么老师，晓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告而娶呢？还是说，他扪心自问，问自己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为之呢？
武王不葬而兴师，他又是在哪本书上读到了不葬而兴师的案例，还是事先问了什么老师，晓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葬而兴师呢？还是说，他扪心自问，问自己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而为之呢？
如果说舜的心不是诚意于不能无后，武王的心不是诚意于拯救暴君下的人民，那他们不告而娶，不葬而兴师，就是大不孝，大不忠了。而后世之人，不去推行自己的良知，在内心感应事变的过程中体会义理，却要凭空去讨论这些权变还是经常的问题，把他当成待人处事的一般原则，以求得遇事时能够没有过失，这距离圣人之道相差太远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根据上述一一推得，古人致良知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很想听听王阳明怎么评论割骨疗亲，可惜他没说。
王阳明和顾东桥讨论的这些话，陆九渊和朱熹鹅湖之辩时差不多都说过。朱熹说不读书不行，陆九渊还说了一句话：“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书当然要读，案例学习当然也要学，但不能舍近求远，不能舍本求末，不能舍内求外，不能舍易求难，不能舍行求知，不能读成“玩物丧志”。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