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下有营盘

2004年春夏之交，一辆老旧的衡山牌大巴车，载着我们十几个青年军官和全部行囊，从广州上元岗出发，驶出了繁华的广州城区。我们都是2002年从全军各院校毕业分到广州某大队，大队当时准备扩编成旅，多接收了几十名院校毕业生。两年之后，扩编计划搁浅，为了消化多余的军官，不得不将我们这批多出的排长交流到其他兄弟部队任职。这辆车上的十几个人，交流到驻罗浮山的某师。车辆从元岗营区出发的时候，全体官兵都列队在道路两旁，敲锣打鼓欢送，按理说战友离别是伤感的，我们这些人脸上却不见得有几多离愁别绪，毕竟是被人“扫地出门”了，也就没什么值得留恋的。我的内心多半是彷徨，毕竟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认识一帮陌生的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两年算是白干了。

大巴车上了高速我便一路瞌睡，直到下高速车子经过匝道的减速带我才醒过来。下了广惠高速，收费站顶上赫然立着三个大字“罗浮山”，到了目的地了。不远处一座大山横在眼前，那山山体庞大，并无奇峰林立，远远地望去，感觉不是连绵不绝，也不是孤傲峻立，而是温和地，恬静地，羞涩地横卧在那里，只见山间云雾缭绕，给人一种气象万千的感觉。出了收费站，是一条笔直的大路，后来才知道那叫罗浮大道。当年的罗浮大道不像如今这么宽阔平整，边上也没有景观带和度假村，只是一条普通的柏油路，路的两边是大片的芭蕉林和草莓园，稀稀疏疏地坐落着几个小农家乐饭店和卖特产的小商店，店门口大都立着“山水豆腐花”“罗浮天然蜂蜜”的招牌。车行驶了几分钟便离开罗浮大道，一拐进小道，便可见前方几百米处，有一个顶部悬挂着八一军徽的营门，想必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了。八一军徽上的红色油漆显得有点黯然，围墙墙体依稀可见部分脱落。门前有个小转盘，白色瓷砖砌的围栏，里面种着些花草。左侧有一面小矮墙，大概两米多高，白色墙面上有红漆印刷着的标语“视人民为父母，把驻地当故乡”。内侧的警卫室和小岗亭，也给人一种年久失修的感觉。整个大门都略显破旧和普通，只有那两侧魏然屹立刺刀上闪着寒光的哨兵，给人一种肃杀之气。进了大门，一条笔直而干净的柏油路，两侧各一排参天大树，我叫不出树的名称，目测估算树龄都在几十年以上，树干笔直挺立，高耸入云，整齐划一，气势雄伟。

车上了个陡坡，在天蓝色玻璃装饰的司令部大楼前停了下来。交接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和李宜涛、郭志华一起被分配到师直侦察营。车子把我们三人和行李拉到营部，便扬尘而去，顿时有股被彻底抛弃的感觉。营部就在路边上，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房，灰色麻石粘贴的外墙，天蓝色的房门。左侧有攀登训练墙和一大片杂草地，后面则是盛大而茂密的山体。营部楼和山体之间还有一排一层小平房，后来才知道那是全营的家属房，是用一个废弃的车炮库改造而成的。据说家属房门窗四面透风，由于紧挨着后山，老鼠光顾那是再寻常不过之事，蛇爬进到家里也并非稀奇。罗浮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天气闷热，蚊虫肆虐，这种家属房居住条件之艰辛可想而知，即使是这样简陋的家属房，也只有副营以上的军官才一人分配一套，其他三个连队一个连队分两套，每个连队军官加上已婚士官人数都在十几人以上，而家属房却只有两套，已婚的军官士官家属来队都得私下商量下时间，跟现在错峰出行一样，赶上过年过节家属来队比较多，根本没地方住，得住到五六公里外的镇上去。

先到营部一楼左侧的值班室报了到，接待我们的营部值班员，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语言非常精炼，除了“到”和“是”，几乎没有别的多余的语言，这个小伙子叫张术，是营部文书。营部文书领着我们去见了营长。营长姓周，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也不显壮实，一身掉了色的迷彩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比较空荡，气色不是很好，给人的感觉就是长期缺少睡眠或者营养不良，甚至脸上都有点脏，跟起床没洗脸一样，有点不修边幅。这是第一次见周营长，这以后一年中，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营长是全营战士最怕的人。他无处不在，每一个哨位，每一个车炮库，每个连队的干部宿舍或排房，甚至老兵可能聚众酗酒和打牌的每一个隐秘场所，都有可能突然出现他的身影，他甚至在连队点名的时候偷偷潜伏到排房里的小包裹库，偷听战士熄灯后的谈话。他也无时不在，全营官兵酣睡的每一个深夜，他都可能拉响全营紧急集合，每一个午睡的中午，他也可能集合全营去挖草皮。他的理念是：人不能闲着，有训练就搞训练，没训练就搞劳动，人无事就生非。因此，他一度成为战士心中的“阴影”，战士背后都称他为本.拉登。全营都知道周营长有两件宝，喇叭和秒表，都是随身携带，秒表用来卡时间测试体能训练成绩，小喇叭则别在手臂上，随时随地可能吹响全营紧急集合。其实他还有一件宝，就是他的大砖头手机，当时虽然没有智能手机，但很多制作精美的小手机都已经上市了，周营长却依旧搬着那部跟砖头一样的诺基亚手机当个宝，而且一用就是好多年，生活上的节俭由此可见一斑。他经常穿着部队配发的八一大裤衩和老式解放胶鞋活动在篮球场上。只要出门，肯定要带军帽，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见到机关的少尉小参谋，也毕恭毕敬地敬礼报告，他说参谋再小也是代表机关。周营长精力非常旺盛，他是全营睡得最晚的一个，其他干部都是排着班晚上起床查哨，他的班不用排，不定时地查哨，在哨兵意想不到的时候他都会出现，甚至会在半夜趴在臭水沟里用战术动作潜伏到哨位上去“偷袭”。多年以后，当我得知已经荣升为副旅长的他身患肾衰竭时，我用文字这样感慨：我没有亲眼见过传说中的英雄，凭心而论，他是我身边一个真实的英雄，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他对军队的热爱，对使命的忠诚，对岗位的坚守，至今让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他是用生命在坚守。

我被分到的二连，又叫装甲侦察连。二连也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大体结构和外观与营部相差不大，一楼左侧是官兵活动室，里面摆放着台球桌，活动室里有两个单间，分别是副连长、副指导员的宿舍，一楼中间是排房，最右侧是卫生间和水房。二楼左侧是会议室和连长指导员宿舍，中间是排房，右侧没有卫生间，是一个平台，上面焊接了晾衣杆，主要供官兵晾晒衣服，平台的外侧还有一个大蓄水池，连队没有供自来水，营里自己想办法在每个连队楼顶修了个蓄水池，然后用管道将山里的山涧流水接到蓄水池，简单的过滤沉沙之后，供官兵洗澡洗衣冲厕用，做饭和饮用水则完全依靠饭堂右侧的那口水井。连队饭堂是单独的一栋一层小平房，饭堂前侧有训练用的单双杠和攀登杆。三个连队大体布局都差不多，每个连队门前都有篮球场，一连和二连并排而立，三连在二连后面，二连前面是一条水泥路，路一端连着营里的车炮库，一端延伸到四号门直通外面的公里。水泥路下面是一个小操场，跑道一圈大概是四百米。操场左侧有一大片菜地，菜地外侧的山脚下有一排猪圈，营部和各个连队都有自己的菜地和猪圈，官兵训练之余都要种菜养猪，那年代部队伙食费不高，官兵只能自己动手自给自足来改善伙食。

在连部会议室，见到了连长李庆军，李连长典型的山东大汉，魁梧而结实，国字大脸，虽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依然能看出下颚和腮帮子上的胡根茬子。后来也逐渐得知李连长的光荣革命史。毕业于武汉大学，特招入伍后代表军队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获得奖牌，战士私下称之为“猎人”，曾经在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中勇救投掷失误的战士而被炸伤，因此荣立三等功，作为“全军优秀大学生干部”代表备受师首长赏识，是侦察系统的旗帜性标杆人物。连长给我简单介绍了连队的情况，然后安排我到一排负责排长工作。当时一排有排长，排长常冬鹏已经作为副指导员的提拔对象，正借调在机关工作，我正好去填空补缺。一排排房在一楼中间，按照军队基层官兵“五同”的要求，排长是没有单间宿舍的，必须和全排战士住大排房。侦察营的宿舍设置略有些特殊，每个排房左侧都有一个小包裹库，平时上锁，用于存放官兵的战备物资和行李，包裹库外面有个小房间与排房一门之隔，正好可以放下一张书桌和一套上下铺的床架，这个小房间由排长带一名战士住，书桌也就成了排长的办公桌。常排长白天借调机关上班，晚上还要回连队住，所以我还暂时只能住大排房。几个战士帮我把行李帮到了房间，一班长林超帮我选了一个靠窗户又正对门口，通风又透光的下铺位置，并掏出我背囊里的被褥帮我整理床铺叠被子。这让我既受宠若惊，又特别感动，要知道在我们原来的大队，驻城市的兵都比较屌，不好管理，班长就更屌了，新排长下到连队要开展好工作，首先要和班长搞好关系，战士不一定听排长的，但一定听班长的，所以班长一贯有“军中之母”的称谓。我初来乍到的，他是老班长，我是老兵“新排长”，他亲自帮我叠被子让我一下子感受到罗浮山人的厚道，也多少冲淡了些突然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内心的彷徨与孤独。

到连队的第一天，主要就是熟悉新环境，到处走走看看，没事和几个班长扯扯谈。二排长戴斌，三排长李建平，司务长谭斌意，都是湖北人，对我这个老乡自然是格外关照。一排长常冬鹏当天不在，没有见到，只听说是国家队的退役运动员，曾获得皮划艇亚洲锦标赛冠军，长得黝黑高大威猛。戴斌比较白净，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匀称协调，眼睛不很大，眉毛却不是一般的浓，显得特别精神。李建平身材偏瘦，一脸络腮胡，皮肤较黑，说话细声细语很斯文，据说是侦察营学历最高最有文化的排长。谭斌意长大五大三粗，脑袋脖子一样粗，说话大大咧咧，做事风风火火，一看就是为人很豪爽的那种。到了午饭时分，我跟着一起列队，到饭堂门口唱歌，然后开饭。伙食比较清淡，说是两荤两素四个菜，其实很难找见几片肉，菜分量也不多，军官单独坐一桌，菜不够吃的话连部通信员会到炊事班加菜，战士的桌上就未必了。伙食标准与原大队是没得比了，大队是特种军种，又驻守大广州，伙食费自然要高出很多，早已实行自助餐。开饭没几分钟，便有战士餐毕离开，这显然与他们生长期、大训练量的应有食量不相符。我一碗饭没吃完，陪坐了几分钟，便也走出了饭堂。只见许多战士三两个一群地结伴穿过菜地，朝那头的猪圈走去，也有些正从猪圈出来走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打听才知道，猪圈里不仅养了猪，还有一间废弃的猪圈里面开了小杂食店，卖些烟、啤酒、饮料、方便面和小零食之类的东西。由于部队驻扎在山区，无法满足随军家属工作安置的要求，师里便默许部分随军家属在营区里开小卖店，赚些外快补贴家用。营区里的小卖店极大地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部队驻守大山脚下，远离城市，连去最近的小镇也六七公里的路程，孤独与寂寞可想而知。侦察营训练强度更大，管理更严，伙食和营养又跟不上，官兵在结束一天的训练后，能偷空几分钟猫到小店，泡一桶面，嗦两口纸烟，再来上一口啤酒，嚼上两颗槟榔，一天的疲劳与压抑便烟消云散了。下午和排里战士一起浇菜地的时候，我和几个班长一起去了小店。小店夹在两个猪圈之间，货架上东西不多，开店的嫂子长得皮肤白皙，颇有几分姿色，后来听战士讲是通信营的副营长在阳江海训期间挂上的当地妹子，后来就给娶了回来当老婆。他们请我喝了冰红茶，又买了些瓜子花生之类的边吃边闲聊，冰红茶挺冰挺爽口的，瓜子花生也香，只是闻着边上飘过来的阵阵猪屎味，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到了晚上洗澡的时候，才发现连队连热水器都没有，时值春夏之交，山区气温还比较低，蓄水池里又是山涧里流下来的水，浇在身上透骨地凉，好在谭斌意对我特别关照，吩咐炊事班给我专门烧了两桶热水。待到熄灯战士们都上床睡觉后，连长喊了所有的干部到他房间喝酒，算是给我接风。炊事班长从小店买了啤酒和花生、麻辣小鱼仔、泡椒凤爪等下酒的零食，七八个人一人一个小板凳，围坐在连长房间的地上，怕营领导查铺，灯也没敢开，打着手电筒照明。喝了一个多小时便散伙休息，我走出连部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二点了，外面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不远处的四号门岗哨亭发出微弱的昏黄的光，听不见汽车轰鸣的马达声，只有田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彼此起伏。躺在床上，我脑海里一阵阵浮过广州上元岗营区的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和车水马龙，如此安静的夜晚，我竟失眠了。

从此我便开始了罗浮山的生活，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罗浮山人。军营里永恒的话题是那些可爱的兵，他们青春年少，激情向上，特别是这些大山里的兵，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浮躁，更加朴实无华。一班长林超，是湖南益阳人，体格健壮，很具湖南人的特点，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搞训练很能拼，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耐力和爆发力兼而有之，五千米越野和游泳是强项，带兵方面既有经验也有耐心，深得士兵喜爱和拥戴。三班长甘露，是贵州人，来着茅台酒镇，人如其名，性格比较温和，略带一点腼腆，就像甘醇如露的茅台酒一样，滋人心肺，谈不上健壮，但非常精干，身体灵活性、柔韧性都很好，攀登和捕俘格斗是拿手好戏。两位班长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有他们在，排里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基本没让我操心。一班有个兵叫方飞，是林超带的新兵，来自湖北利川，是我的小老乡。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瘦瘦的挺精神，入伍之前比较调皮，偷鸡摸狗的事估计没少干，人灵活聪明会来事，学东西也快，但油嘴滑舌，我们对他是既爱又恨，所以没少打骂他，他也终于在打骂调教之下成长为新的一班长。一排管理风格比较宽松和谐，这与我这个排长还有几个班长的性格有关。二排则不然，戴排长管理上要求非常严格，威信也非常高，排里有个班长叫郑壮华，广西人，长得五大三粗，性格简单粗暴，管起兵来三句话不合就拉到小包房一顿揍，二排的小包房经常会传出交响乐般的节奏，连队的刺头兵也一般都放二排。郑壮华个性非常强，发起倔来别说连长指导员，营长敢打他他都得还手，但他就服戴排长，在全营戴排长是唯一打他他不还手的人。三排的情况和一排大体相似，三排长李建平，还有班长付勇俊和吕科，都是唐僧级的人物，做战士思想工作很有一套，哪个兵要是犯了事，几个人把你拉到排长房间里给你唠叨上两个小时话都不带重样的，绝对说到你心服口服打心底里发誓下次再也不犯为止。三排后来又来了个新排长，叫刘明星，江西井冈山的，长得短小精悍，但样样都拿得出手，人称“小钢炮”、“跑不死”，长跑起来可以从天亮跑到天黑，不到一米七的身高，篮球场上却是主要得分手，手枪打得百发百中，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不靠颜值靠才华的典型代表，后来娶了一个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一般来讲，炊事班作为后勤部门，是个管理稀松的单位，二连恰恰相反，炊事班管理甚至严于班排。司务长谭斌意是个有情怀和抱负的人，自己出身于老侦察连，受过不少苦，抓训练管理都很有一套，炊事班每天都是要先完成训练任务，再回来做饭。谭斌意个性非常强，他的地盘听他的，炊事班的事情连长指导员说了不一定算，他说了必须算。那时候我们几个排长加司务长都是湖北人，年轻气盛又血气方刚，经常抱团起来一起对抗连长指导员，也经常私下里开个小会出谋划策，搞个小老乡聚会笼络下人心，在当时看搞得跟北戴河会议一样神秘而隆重，现在再回头想想，只剩下呵呵地一笑而过了。

军营是相对封闭的，却不是与世隔绝的，营区周边，总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与官兵相交甚密，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比如那些穿梭于营区与长宁之间的黑面的司机们。由于营区到镇上没有公共交通服务，出行只能靠这些黑面的。他们只要官兵需要，一个电话，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随叫随到。他们给军营提供了特殊条件下无可替代的服务，也是军营养活了他们，只要营盘在，他们就在，长期的岁月中形成了这种唇齿相依的融洽关系。长宁镇上有个叫阿强的小杂货店老板，经常骑着他的电动车来回在营区通往长宁的路上，给官兵送来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和真真假假的军用物资，有时候也送炒粉田螺之类的夜宵快餐，还能提供照相冲洗照片之类的服务。他跟每个人都搞得很熟，既可以付现，也可以记账。有战士在他那里买了几年的东西，到退伍的时候才一次性付钱。几年时间，阿强在镇上盖起了小洋楼，电动摩托车也鸟枪换炮换成了小汽车。四号门外面有一个小卖店，店老板养了几十只羊，人称羊老板，不过到现在我还搞不清他究竟是因为养羊叫羊老板，还是因为姓杨叫杨老板。总之这是一个神通人物，很多兵没事就爱往他那里跑，买点吃的喝的，吹吹牛皮，他能帮忙解决许多问题。据说他也当过兵，和某副参谋长是同年兵，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经常在饭桌上和营长教导员觥筹交错，和连队的主官是好牌友，所以在战士的眼中，这个羊倌能量不小。他老婆和女儿骑着电动车往营区送货的时候，哨兵不但不阻拦，都恨不得给打个敬礼。

侦察营负责师部四号门的岗哨执勤，四号门的外面有一条公路，下山的一端通向长宁镇，上山的一端可以到黄龙观和华首古寺，这条路是官兵们最喜欢又害怕的一条路。喜欢之处在于，这是营区通向外界的必经之路，遇上没有重大任务的周末，战士们可以请上两个小时的假，坐上黑面的到长宁镇上逛逛超市，看看街上穿得花里胡哨的妞，再买上喜欢吃的点心水果带回来，月黑风高的夜晚老兵们还可以从这条路偷偷溜出去，去他们想入非非的任何场所。这条路上分布着食为天、黄龙小庄、观鱼台餐厅等大大小小的吃饭喝酒场所，官兵偶尔也会结伴吃上一顿大餐，喝几杯小酒。赶上女朋友或家属来队，还可以在路边的华胜山庄开个房间，过上几天云里雾里的神仙日子。战士们又特别害怕这条路，因为这是痛苦的长跑训练的御用跑道。出了四号门往山上走，到华首台大概是2.5公里，一来一回正好是5公里，周一周三周五是轻装跑，周日早晨就要背上背囊枪支等全副武装跑。从四号门往上大概三四百米的平路，有座桥叫黄大仙桥，战士戏称为“干部桥”，每次早操长跑训练跑道这个位置，军官们便不再愿意往上跑，站在桥上压压腿或干脆坐在桥上聊聊天，“干部桥”因此而得名。过了桥就是连续上坡，一直到华首台。坡度都在40度以上，背上几十公斤的行囊搞这样的爬坡训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每次以连或排为单位一起跑，训练尖子跑最前面开路，班长们在最后面压阵，体力较差的战士则被几个班长用背带绑着拉着跑，一路跑一路口吐白沫，这条路不知道留下了多少战士们的汗水。基层部队训练管理是严兵不严官，这个从“干部桥”现场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一个叫焦守亭的副参谋长接管直属队之后，军官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焦副参谋长专门抓军官的训练，每周三下午，他都要组织直属队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大操场进行体能测试，五千米长跑是必考科目，不及格的还要组织补考。

我在侦察营呆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一年左右，后来我调到了警卫连，再后来我离开罗浮山去外地学习了三年，最后又回到罗浮山前前后后呆了好几个单位，直到脱下军装，算是永远离开了罗浮山。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侦察营的官兵也是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跟那大海的潮水一样，来时汹涌澎湃，退时悄无声息。如今，连营盘都不是铁打的了，随着军改大幕徐徐拉开，一声令下，整个营盘都搬离了罗浮山，移防到另外一个遥远、繁华却又陌生的城市。我坚信那些战友离开的时候眼睛是湿润的，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那山里，一代一代的侦察兵在那里洒下的热血和汗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融入了大山的灵魂。人走了，营盘也不在了，只剩下魏巍的罗浮山依旧静静地驻守在那里，守望着这片热土。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闲暇的时光里只有一个人静静地吟唱那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