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因此，如何真正“植根于文化的沃土”，发挥“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其中，礼乐文化便是一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亟待开发的资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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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立林教授主编的《新礼乐》第一辑发布
近代以来，我国礼乐文化衰微，礼乐秩序崩坏，礼乐文明被污名化。吊诡的是，当人们努力地捣毁礼乐传统之后，结果却是国人的文明教养、伦理道德日益堪忧，公共秩序亟待完善。职是之故，反思以往的偏颇认知和极端做法，认真汲取传统资源，重塑新时代礼乐秩序，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资源支持。
1.“土豪”心态要不得
20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中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他从学术的角度，指出现实社会之病象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遗失、孔子之教不行造成的。这一段论述在今天依然有启发意义。
反观眼下中国，确实已经“富强”，中国人也总爱说“不差钱”：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中国已成为全球奢侈品占有率最大的消费国。这让陷入经济危机的欧洲人感到惊异。据说在黄金周、春节等假期，中国人在欧洲、韩国、日本等地的消费力十分惊人，以致媒体用“横扫”形容其“盛况”。
但富裕却未必文明。比如当下流行的“土豪”一词，很形象地描绘出当下的时代病症。富裕而无教养，不会赢得尊重。孔子当年强调“富而后教”，孟子更是疾呼：“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今天的中国，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恰当处理“富裕”与“文明”关系的问题。
公民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素养关涉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文明水平。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但对当下公民的教养或曰素质，人们大都会表示担忧或不满。一个“礼义之邦”居然成了令人讨厌的没有教养的国度。
前不久文化学者冯骥才撰文《中华文化正在粗鄙化》，忧心忡忡地指出：
读一读媒体和广告上的话语，已经完全不遵循任何文字规范了。没关系，只要能抓住看客或买主就行！看一看荧屏上的人物，从乾隆皇帝到唐伯虎全都挎刀背剑蹿房越脊了。没关系，只要有收视率就好！再听一听全国各处旅游景点的小姐讲述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没关系，只要收到了门票费就“OK”！
冯先生所言，发人深省！其实，愈演愈烈的文化粗鄙化现象还远不止于此！
首先是语言的粗鄙化。近来媒体上出现一个新词——“语言癌”。作为一个热词，“语言癌”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所谓“语言癌”指的是一种中国人无法正确使用汉语表达，往往不合语法，不合习惯，非常累赘而繁琐。比如“所谓的冬粉，就是所谓的绿豆，在经过一个磨粉的动作后所做出来的产品”这样的说法。还有就是中文中夹杂着一些英文词汇，以显示其国际化。余光中批评说，这是中文“恶性西化”的恶果，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加上电视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讲病态中文居然变成“时尚”。
其次是举止的粗鄙化。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境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当大量中国游客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其出手的阔绰与修养的低下形成鲜明对比。据说，在欧洲某国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告示是中文的：“请不要站在马桶上！”在大洋洲某国机场有用中文写的提示语：“各位尊敬的旅客，请您切勿在此厅内吐痰！多谢合作！”据说类似的“中文告示”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有。我们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其实，在我们身边，同样存在着这样令人无奈的无礼现象。我们的社区里，明明安置着垃圾桶，很多人却视而不见，将垃圾随处乱扔。我们的公共场所，明明贴着“禁止吸烟”标识，很多“烟民”却依然我行我素，吸烟如故。我们的马路上，明明划出停车位，很多车主却很“任性”地乱停乱放。这些不大不小的日常细节可说俯拾可见。不守秩序的“任性”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素养低下的表现。只想着“于我方便”，却给他人造成麻烦。缺乏素养，必然招致人们的厌恶和批评；真正的教养，是时刻为他人着想，让对方感到舒服，这样就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再次是艺术的粗鄙化。电视荧屏上充斥着胡编滥造的“神剧”，各种无聊的综艺节目，声嘶力竭的电视购物广告，不知从何处冒出的无数神医在推销灵丹妙药的养生节目，无不说明这个时代的电视艺术水平之低劣。
在2014年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当前的文艺问题进行了批评：“当前，我国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但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顾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如此浮躁，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的。”
正如《诗经》所讥讽的那样：“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们在缺失礼乐教化的状态下，就会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道德修养，从而使“富裕”与“文明”之间出现极大张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有充分的话语权，中国当然首先要富强。一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第一价值追求就是富强。可是，当我们片面追求富强，而忽视文明养成时，整个社会自然形成对“力”而不是对“德”的尊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尚“力”而不尚“德”，一方面使我们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腾飞，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需要在富强的同时，重视发展民主、文明与和谐。
其实，这种问题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普遍困境，人们称之为现代文化危机。其原因自然很多，但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人的情感因得不到安顿以趋向横决，人的关系因得不到和谐以致于断绝，应当是主要根源。
难道“为富”就一定“不仁”吗？我们的社会难道还能不能成为崇尚道德的社会？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儒家相信，这种“仁义礼智”的善根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富裕和文明，并不冲突。但是，如果缺乏后天培养，这种善性才会不能得到成长。正如一粒种子要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需要良好的土壤、水分和阳光。一个人也是如此。人的文明素养，必须依赖于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必须依赖于长期的教育教化。其实，教化之力从来都是儒家所坚信的。教化之功需要人们付出长期的努力。所以，首先是让国人意识到，我们需要礼乐文明的熏染和教育，我们应该加大弘扬文明素养的宣传力度，形成一种重视教养的自觉意识。
2.礼乐文明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石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向来被视为“礼义之邦”。《晋书·载纪》中两次提到“礼义之邦”，都是四夷对中原文明的称谓。如前秦君主苻坚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显见在其眼中中国、中原之地才是礼义之邦。外国使节也多以“礼义之邦”目中国。如《宋史·高丽传》云：“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
礼义本身正是文明的象征。《礼记·冠义》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与以法律和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有本质差异。若视西方社会为“法治”社会，则传统中国乃“礼治”社会。国学大师钱穆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这可以看作学界的基本共识。钱先生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风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确实，礼在中国文明初期就已独具特色。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的“因革损益”，尤其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奠定了三千多年的礼乐文明传统，它深深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影响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并随着文化传播而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根据文化层级理论，文化分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制度行为文化包括政治法律，婚丧嫁娶等礼俗仪节，精神文化则涵括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礼有礼俗、礼仪、礼制、礼义之分，在文化的三个层面都有体现：在传统社会上可以起到法律制度的作用，有如今宪法的地位，下可深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承千年的礼乐文明体现了礼德的真精神，其内涵十分丰富，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石。
第一，礼本身体现了道德。《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也。”意思是说，礼乐是体现德行的外在规范。
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大功绩，就是将古代礼乐文化予以系统和深化，突出礼所蕴含的道德涵义，提出敬德思想，将礼作为表现德的外在规范。可以说，在西周时，德与礼含义相通。《诗经•大雅•民劳》有“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的诗句，可知威仪和德是相通的，而威仪就是礼的外在形式。《大雅•抑》也有“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等诗句，可见威仪是德的属性，也是民众的行为规范。正如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指出的，周公对于礼的加工改造，在于以德说礼，减轻了礼物之商业交换的意义，宗教上的含义也同时减轻。这种将礼乐与德行联系的观念，遍布西周以降各种文献之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守礼与否视为有无德行的重要标准。
第二，礼是需要践履的，也就是说礼具有实践性。礼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实际运用在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如果一些礼仪规范只是墙上的标语、会议上的口号，而不能贯彻于社会生活，那么这种礼就是死的教条，就不会发挥积极作用。程子说：“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安礼而知乐，斯为盛德矣。”学礼的目的在于守礼，视、听、言、动都要遵从礼的规范，从而彰显自身的德性。
第三，礼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体现为尊敬和敬畏。《礼记•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意思是说，先王所制定的礼，既有内在的实质，又有外在的形式。忠信是礼内在的实质，义理是外在的形式。没有内在的实质，礼就不能够成立；没有外在的形式，礼就无法推行。《礼器》将“忠信”视为“礼之本”。其实，换句话说，“忠信”就是“敬”的体现。所以在很多地方，儒家又强调“礼者，敬而已矣。”因此，礼的核心意思就是敬。
3.礼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时代的需要
礼有古今之变。礼乐文明的发展也遵循产生、发展、僵化，再新生、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礼乐制度僵化时期，礼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较为显著，此时就需要进行革新和改良。所以历史上每当转型时期之后，必然会有一番“制礼作乐”的工作。
在国家礼制的重建层面，已经确立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和烈士纪念日，便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昭示国家层面对于礼乐文化已有所重视。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要举行公祭活动，以纪念抗战胜利、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古语云：“祭思敬。”在传统社会，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乃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神明、大地山川、祖先圣贤的一种报恩和敬畏。尤其是对祖先和圣贤、英烈的祭祀，可以起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凝聚人心，激励精神的作用。如果将祖先祭祀归于社会民俗，那么对于圣贤与英烈的祭祀则应该列入国家祀典，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相关仪典。其实，在传统社会，孔庙正承担了这一功能。从汉唐以迄民国，经多次遴选共有孔子及其以后的172名儒家代表人物被供奉其中，受到国家和士大夫的礼敬。在世界其他国家大都有类似的礼仪性建筑，比如法国的先贤祠就承担同样的功能，用以纪念伏尔泰、卢梭、雨果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那么，今天是否应该考虑自清初以迄近代的大儒们进入孔庙从祀？抑或说另外兴建国家层面的礼仪性建筑，用以供奉和纪念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人物？与此相关，诸如炎黄、孔子等先王、先圣、英烈的祭祀，国家是否应该考虑予以恢复或革新，结合传统，斟酌损益，制定统一的新祀典？
与之相关的还有节日问题。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东来，西方的节日文化也在中国大行其道，反而使得传统节日黯然不彰。比如，每到12月25日前后，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店铺校园，到处弥漫着浓厚的“圣诞节”氛围。而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春节，现在却在国人心目中有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无所谓的趋势。于是，近年来，人们呼吁重视传统节日，也有一些人抵制洋节。其实，抵制不是办法，关键是如何自我发展，弘扬传统节日，培育新的节日以适应时代需要。比如，现在盛行于中国的“母亲节”、“父亲节”，初衷很好，但是却是舶来品，缺乏中国味道。有鉴于此，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过中国母亲节、中国父亲节。人们将孟母视为中国母亲的伟大代表，故将孟子生日（农历的四月初二）拟为中国母亲节，在民间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1945年，上海一些爱国人士为颂扬和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父亲们，发起每年8月8日（取谐音“爸爸”）为中国的“父亲节”。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名流联名呈请政府批准并通令全国遵行，后来呈请获准。1949年后在大陆被废止。现在也有一些文化人士呼吁重建父亲节，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另外，像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定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一事，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同意，惟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诸如此类，都有赖于国家层面做出决策。
在社会礼俗恢复方面，也应予以引导和规范。社会礼俗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却需要引导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对于礼俗采取了利用国家强制力予以改造的不当措施，使传统礼俗对社会秩序的自我维护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进而出现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危机。比如近代以来传统祠堂系统的废弃、祭祀系统的衰微，传统礼俗的改造，对社会伦理的损害如今已清晰可见。今天是否应考虑在不断恢复传统节日的基础上，给传统礼俗恢复一定的自由空间，从而使礼俗能够恢复元气，起到对中国社会的固本培元的作用？
我们深知，只有扎根于礼乐文化的沃土，才能培育文质彬彬的现代国民，塑造文明友善的公序良俗，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真正成为受世界人民敬重的“礼义之邦”。我们深信，中华礼乐文化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重光。
作者：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教授，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秘书长。
文章转自【孔子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