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塔形胜，说的是老沈阳城外东、西、南、北有四座藏传塔寺。
350多年来，塔与城演绎无尽的传说。
耐人寻味的是，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帝东巡五度赐诗的只有北塔。
帝王恩泽时时沐浴，北塔法轮寺成为四塔寺中香火最盛的一座。
天下虽皆王土，雨露却难均沾。一城十里之间，何以厚此薄彼？
其实，这里藏着皇帝一个大密秘⋯⋯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九，盛京城四塔四寺竣工开光。
选择北塔法轮寺率先开光，虽说未见御批但至少得到了顺治帝的肯首。
时年仅七岁的福临，对盛京四塔四寺竣工或许无太深理解。但对以多尔衮为首的创业团队来说，一定有无限的感触：迁都北京后的大清横扫江南，天下已成囊中之物。
北塔法轮寺在四塔寺中率先开光，是特殊安排，更是极大尊荣。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中，记载了当日隆重而神秘的场景：北塔前搭起了蒙古包，藏蒙活佛高僧云集，喇嘛诵经，辅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带领王公大臣叩拜献珍，好不热闹。
之后，其他东、南、西三塔寺依顺时针方向陆续开光。“二十二日东塔，二十五日南塔，二十八日北（应为西）塔。”
顺治之始，北塔寺地位已鹤立卓瑞，当时既然已有“四塔全，成一统”之谶，对四塔寺本该一视同仁才是，为什么偏偏对北塔特殊？
乾隆八年（1743），三十二岁的弘历东巡祭祖。北塔法轮寺被御赐匾额“金镜周圆”。但是，此次赐匾额不独北塔寺，其他三塔寺同时御赐匾额。
乾隆四十三年，东巡前的四月初一日，皇帝上谕：“盛京喇嘛寺院甚多。⋯⋯于彼处喇嘛寺内择一略大者作为满洲喇嘛寺，以弘扬黄教。”
弘历要建满（国）语唪经的寺院，谕旨中带着明显的喑示。
盛京将军弘晌心领神会，不久马上呈奉：“北塔法轮寺较他寺地势高且宽阔，似可作为满洲喇嘛寺。”
这样，敕建护国北塔法轮寺正式被封为“满洲喇嘛庙”，地位在四塔中愈发超然。
同年，弘历诣北塔拈香、赐诗。五年后，又带着太子永琰再次诣此赐御制法轮寺诗。
其后，嘉庆帝、道光帝都到北塔寺拈香、赐御诗。
盛京共有六座喇嘛寺（外加玛哈噶拉佛楼）：实胜寺、长宁寺、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
其管理统归实胜寺掌印达喇嘛，皇家达喇嘛地位特殊，出行有御赐黄伞等仪仗。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赏法轮寺达喇嘛銮驾一副，以示优宠，计有：“黄九龙伞2柄，黄龙锁金伞2柄，寿字扇2柄，仪皇髦2枝，朱雀神武旗2杆，羽林纛4杆，星1对，御仗1对，立瓜1对。”共17件。
北塔法轮寺超高待遇，是大清皇帝掩饰不住的眷爱⋯⋯
1643年，八旗军剿灭了关外明朝最后的精锐部队，取得松锦战役胜利。
小小山海关实已难成天堑，大明的丧钟已敲响。
然而，此时皇太极接连不断“圣躬违和”，雪上加霜的是宠妃海兰珠亦薨逝，皇太极的病情愈发严重。
“龙体欠安”牵动着宫闱、臣子，他们把目光投向西藏来的使者们。
凡有顽疾但问鬼神，是满洲禳病却灾的传统。更何况还有远道西来的高僧大德们在盛京。
就在西藏使者抵达盛京仅十几天内，密集举办了释道各类法事活动。
前所未有的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释”，连死刑犯都得到赦放；
频频向各寺庙施舍白金，要求所有寺庙为其诵经祈祷；
太宗还拍板：于盛京城东西南北增建四塔四寺，名头均加“敕建护国”四字。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沈阳四隅藏传佛教塔寺目的在护国祈寿。
崇德八年，四塔先行竣工。是年三月，寺院动工，并于顺治二年六月告成。巍峨四塔庄严四寺就这样矗立于盛京城四面，藏传佛寺如此大手笔布局令传言纷起，遐想无限。
四塔四寺分别建在距盛京城约5里的东、西、南、北四面，四方等距，塔寺环绕城池，互为映衬。专家称塔寺合卫都城的格局，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城建造史所仅见。
四塔四寺辉映陪都宫阙，“皇图一统，佛塔四门”传说日盛。塔寺都城到底藏着多少玄妙？
我们看一下对四塔寺记载更详细的藏文碑文（简化）：
东面，因众生的不驯、不睦需要止息，建大日如来佛像；外建尊南面，为着众生享乐土受丰年，造大悲观世音的像；
西面，祝愿皇帝的血统（家族）、皇帝本人的年寿长久，造无量寿怙主的像；
北面，诚愿时间的王护持大清国政，在中央造时轮佛像；
四寺除主尊外另有诸多神佛及尊胜塔。可以了解每一塔寺的对息战、民安、皇帝健康及大清运泰的不同祈愿。
当然，皇家藏传佛寺每年正月都举行全城最盛大的祈福法会。
缪东霖《陪都杂述》记：“每岁正月十四日，礼部遣官恭诣北塔法轮寺接佛”到实胜寺，“迨跳跶事毕，于十六日仍送佛如接礼”。
接佛送佛仪式，让北塔法轮寺的弥勒佛像在整个盛京地区尊崇地位尊崇。
北塔寺主祈国运，其护国地位凸显，但这些仍是表面⋯⋯
清代盛京以实胜寺（黄寺）为核心，藏传佛教寺院，在陪都重镇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城四隅四塔寺鲜明独特，城池寺塔如此规整格局、宏大制式使得人们觉得此中定有寓意。数百年来，无论民间还是学界种种论述纷纭。
当然，最早的解释出自清廷官方《盛京通志》。此志为乾隆皇帝钦定编修，他东巡期间写诗对此说还细加铺陈。
乾隆四十三年御题《法轮寺》：“圣建四窣堵（佛塔），斯惟城北隅。欲因示蒙古，讵止事浮图。是日亲瞻相，当年缅创模。法轮演国语，永佑旧京都。”
乾隆说佛教，多不忘申明旨在对蒙古的怀柔。但怕人不懂，又自注谓：“四寺各建白塔一座，相传当时有喇嘛相地术者，曾云四塔全、当一统。”
乾隆帝的特别说明，掀起了一轮盛京塔与城关系的热点话题。
同治年间，刘世英在《陪都纪略》中，将自已的对沈阳塔城关系解读，以汉文化风水原理，施于图形（下图）一目了然。
光绪四年(1878)《陪京杂述》卷首言：“沈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仪，四塔像四象，八门像八卦，郭圆像天，城方像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像天罡，内池七十二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像四季，城门、瓮城各三像范二十四气。
民国年间金梁编《东三省古迹轶闻》，抛出几乎相同的汉文化风水说：陪都按《周易》八卦而建。太庙谓太极，太庙前大十面后罗儿大天，为太极阴阳鱼。太极生两仪(钟鼓二楼)，两仪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门)，八八生六十四卦(楼橹)，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泡子)。
更有四塔纸妖民间故事，说清初盛京天空灰白且无雨。原因是蔡伦造的第一张纸。这张纸由玉皇收去，后碾转吹落下界。
纸飘落处会干旱，如今飘在盛京上空。这事为顺治皇帝所闻，他想降妖纸。有喇嘛献计:“佛咒降纸妖于地，上修四塔寺，镇住纸妖保风调雨顺国秦民安。”于是便建成了四塔四寺。
另更有沈阳城内方外圆之“曼陀罗”坛城之说。因盛京城方，外郭城（康熙十九年(1680)最后完成土墙。）近圆形，加之四塔四寺，似曼茶罗坛城而言之。
以上诸说，多本着单一的或汉或藏文化思路展开，仅侧重说明不同，核心思路相似：无非是塔（寺）城互守，所向披靡之类。
满清作为山地走出来的弱小民族，从起步便对汉、蒙、藏、回等文化抱着极为开放的心态“为我所用”。
从盛京都城肇建，在城外四角建同样形制统一香火鼎盛狐仙庙，其多文化元素便可见一斑。更不必说满人的萨满、关公、观音（汉传）普遍崇拜了。
这种多文化、多信仰融合，体现了草原民族宽广雄心。但满清皇帝对北塔独特恩宠，或许藏着解开沈阳城塔关系的密码。
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朝控制空前广大的疆域，呈现出了多文化于一体的气象。
16世纪后半叶，随着蒙古地区全面信奉藏传佛教，皇太极敏锐地引入并在外攘门外修建沈阳最早的喇嘛寺一一实胜寺。
弘历在《喇嘛说》中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就是此政策的延续。
建州女真的迅速崛起，西藏僧俗统治者发现了这支潜力股，派遣使团至清都盛京，也如惯常一样赋予世俗统治者以“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称号。
这些称号在崇信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贵族中，有着无尚的权威。目前所见清帝最早拥有“转轮王”身份的就是顺治皇帝。
崇德四年（1639）底至五年初，五世达赖喇嘛遣高僧使团到盛京，受到皇太极的隆重礼遇。
崇德七年，太宗派使者携带致西藏政教领袖的书信回访西藏。西藏方面于顺治元年（1644）和二年分别向清朝致书回信，但此时皇太极殡天，致书的对象已经是顺治帝。
顺治二年五世达赖喇嘛写信给世宗。在繁复华丽的赞辞中，达赖喇嘛称顺治帝为“乱世的伟大的以力转轮者”。
当然，康熙、雍正二帝同样拥有“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称号。
至乾隆时，蒙古、西藏、回部悉纳入清朝版图。六世班禅在为乾隆帝所献祈愿辞中，更多次将皇帝比作文殊菩萨和转轮王。乾隆帝更是以此称号自居。
乾隆四十八年（1783）御诗《法轮寺》中头四句：“梵语转轮王，又称帝释天。盖司世间者，皇王之谓然。”
直言：转轮王帝释天就是统治世间的皇帝。
嘉庆帝《法轮寺》中四句：“梵言徵一统，国语译三乘。启运法轮转，能仁宝筏登。”
说得与其父亲一样：佛证一统，龙兴启运，全凭转轮王。主旨仍在转轮王统治、江山神授的延伸线上。
而且转轮王与弥勒佛在佛教上同样存着互存关系，与法轮寺、时轮金刚有密切的联系（另文）。这就不难理解盛京上百年的跳跶法事为何请佛于北塔法轮寺，也不难理解皇帝不断圣眷北塔的原因了。
然而，清朝的大一统政治一直以儒家为主流，皇帝转轮王身份多存一些非正式语境。 既便是对满洲人信仰的萨满（堂子），皇帝一样是神神秘秘，讳莫如深。
作为统治者的大清皇帝当然不愿公开疏离中原文化。但清帝集多文化于一身，确使其处理复杂的民族及边疆问题更游刃有余。
帝王之术总是能超越单一的维度，在已有的“天子”意涵上添以新加持，形成了“多重天命”的政治话语。
虽然当年忽必烈同样冠以“法轮王”称号，可九十年短暂的国祚，与疏离汉文化不无关系。
沈阳当年塔寺卫城的成建制、大规模，恰恰构建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舆论场。后虽经乾隆等皇帝的渲染，但毕竟早已呈现出多文化、多民族融合不可小觑的实力而一统天下。
解读沈阳城与塔的关系，用单一文化的建城技术说、风水说、曼陀罗说等等，都不足以反映这种融合且多表现为与此背离。
过去那种抱着满人弓马建大清的观念，该换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