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子时，我的心里还是一颤。她很瘦，目光躲闪，她的旁边坐着她的母亲。

会面之前，我和这位母亲已在电话里沟通过。她是我爱人的同事，我们见过几次面，印象不深，但是可以认得出来。只是这次的她，脸色暗淡，疲态尽显。

我轻轻地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对她说：“李老师，鉴于我们认识，而你又是我爱人的同事。我不能给你家女儿做心理咨询。这次见面只能算是一次针对性谈话。如果你和孩子愿意的话，我们就继续。要是不愿意，也没有什么。”说完，我看了他女儿一眼。

她朝我笑了一下，接着看了自己女儿一眼，眼里刚刚升腾的东西，瞬间落回原地。

不等她回应，她女儿使劲点了点头。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朝我点了点头。

二

女孩的情况我是基本了解的。我爱人给我说过一些。李老师在电话也给我说了不少。今天我想听孩子的说法，避免被他人的转述误导。

我和孩子的谈话持续了四十几分钟，她把事情的原委从头至尾给我细细地说了一遍。

事情是这样的：女孩叫小欣。今年十三岁，上七年级。班主任王老师让她负责收取班里同学带到学校的电话手表或手机。班里的大多数同学很配合，也有极个别同学故意把东西藏起来，不交给她。结果，王老师在课堂上发现，有学生看手机不听课。她就狠狠地批评了小欣没有认真完成她交代的事情。小欣一肚子委屈，说她挨个收了，只是有的同学藏起来不交，她也没有办法。王老师觉得小欣不但没有做好事情，还和她顶嘴，就打了她三个耳光。

中午回家，小欣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她说自己头晕，耳朵不舒服。李老师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有轻微的脑震荡，而且听力有损伤，需要留院观察。当天下午，李老师带着检查结果找到了王老师，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要求等小欣出院后，让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自己的女儿道歉，被其当场严词拒绝。无奈之下，李老师又找了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校长。校长满口承诺，让王老师给还孩子道歉，并且校方愿意支付小欣看病检查的所有费用。

小欣住院期间，校长和教导主任先后多次去看望了小欣，王老师却始终没有露面，连微信也没有发一条。一周后，小欣出院，王老师在班上只是说了句：手机的事情，是自己错怪小欣了，然后就开始讲课了。这样潦草的道歉让小欣失望难过。

三天后，她告诉母亲，自己不想上学了。因为一踏进教室的门，她就开始头晕、耳鸣，并且浑身发抖。李老师提出给她转班，小欣不同意。李老师只好给学校提出，让学校把王老师换走。学校的回复是：只能给小欣换班，做不到换老师。

三

就在这时，李老师把小欣的事情告诉了我妻子，让我给出个主意。我觉得孩子目前的状态并不适合继续上学，所以就建议先请假在家里休息几天再看。

小欣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再次回到学校。学校关于此事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说是要看看小欣的诊断结果。

李老师把检查结果出示校方，校方表示要看诊断证明。她只好回到医院，请求当时的主管大夫开具诊断证明。

刚走出医院的大门，李老师发现诊断证明上赫然写着：无明显脑震荡，听力无损伤。

她怀疑是自己看错了，便折回去问大夫。那位大夫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去如实填写。她拿出检查结果，大夫只是瞟了一眼，便说：检查结果上写得清楚，有脑震荡的指征，听力有可能受损。她便说，可以再次检查的，孩子的听力明显受损了。我给她说话，都需要大声才行。大夫说，出院前检查过了，听力没有受损。她说，孩子出出院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孩子听力受损，还需要复查。大夫不慌不忙地说，她可能记错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四

和大夫理论无果，李老师又带着孩子去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与上一家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完全相同。李老师彻底傻眼了，女儿的听力明显不如以前，怎么能说听力没有受损？

她突然想到，是自己在临走之前，向那个大夫透露过，自己还要去中心医院给孩子再次检查。原来如此！

因为诊断证明的缘故，校方的态度完全变了。除过付了所有医药费，其它的事情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至于之前承诺的对孩子进行伤残鉴定，追究王老师责任的说法瞬间化成泡影。

五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李老师看到女儿日渐消沉，带着她去北京玩。在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听力有损伤。

当她从北京回来后，她把学校和王老师告上法庭。结果，法庭建议私下调解。

调解的前提：一是王老师为其打人行为在全班学生面前道歉。二是为小欣进行伤残鉴定，王老师为其支付后续看病的费用。根据鉴定结果，对小欣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

六

庭外调解没有结果。王老师动用自身的关系，调离了原来的学校。学校把所有的过错全部推给了王老师。

其间，我妻子收到学校某个老师的拜托，让她劝李老师善罢甘休。她和我一样无语。

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形同虚设。没有人执行，更没有人过问。

小欣已经快一年没有上学了。李老师带着她四处求医，这次不是看耳朵，而是医心。

当我看到小欣的时候，她在我们这个三四线城市里已经被不少心理医生看过。从她的脸上看，她心里伤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