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2017年的清明节没有下雨。这是我自去年8月结束援藏工作返沪以来的第一个清明节，算起来已经有三年多没有亲去父亲坟前上香祭拜了。故人渐行渐远，虽然在我心中，父亲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但难抵岁月流逝，有些记忆也已开始泛黄。坟前，儿子依我指示在跪拜爷爷，他未见过他，他也未见过他，对爷孙双方而言，都是陌生的。看着儿子不谙世事的脸庞，心中有个声音告诉我，有些人和事，于我而言是不应遗忘的。写下来，便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自立与坚强
爷爷名讳云培，长得人高马大，大碗米饭吃得，大把农活干得，在生产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一把好手。奶奶姓黄，名讳梅仙，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目不识丁,一辈子只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业，生了五个儿女。父亲行四，最上头有个大姐，可惜年轻时生病去世了。现在的大姑姑（无锡方言称呼姑姑为＂BaBa＂，发两个短促音）实际上是父亲的二姐，大伯则是老三，小姑姑就是五妹了。爷爷能干，一家七口人全靠他一人在地间田头刨食养活。在当时，当家的能干，就能赚工分，家里过日子就不会差。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家里粮食极为贫乏，可日子还要过，活还是得照干。爷爷要带食物回家养活一家几口人，不够怎么办？爷爷就硬抗着饿着肚子干活，把食物大都省给了家里人。“人是铁，饭是钢。”时间一长，铁人也撑不住，爷爷突然得了疾病，坚持了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村里老人们都说爷爷其实是被活活饿死的。那时候父亲和小妹（小姑）才刚懂事，大姐（大姑）已经出嫁，大伯十几岁，也只能开始干活养家，硬是撑起了家里的大梁，所以父亲特别听大伯的话。
父亲名讳瑞洪，是个农民。年轻时在东北盘锦当过炮兵，复员后回到老家，没接受复员安排的村治保主任的工作，而是托关系去了一家拖拉机厂工作，是国营企业。父母亲应该是在父亲复员后和去拖拉机厂工作这一段时间里认识的。母亲是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后来考了师范学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二十九中学里当老师。外公解放初期开过一家小铁匠铺，文革时成分被划分成了小业主，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成分比较高。所以母亲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只能表现得非常积极，做不了红卫兵，就和另外几个家庭成份高的人组了个造反小队，抱团取暖，写大字报，参加造反活动。当初去黑龙江插队的时候，母亲也是满腔热情，带头参加，到了文革后期，造反热情已过，思乡之情顿起，后者逐渐压住了前者，母亲就开始想回家了。可走出去容易，“插队落户”的关键是后面两个字眼，再想回上海哪会那么简单。外公当时想了曲线救国的办法，托无锡老家的人牵线，把在无锡的父亲和在黑龙江的母亲撮合在一起。
直到我出生，母亲一直没调回来，外公外婆就把我带到上海，一起生活到四岁，所以我和外公外婆的感情一直很好。我是76年末出生的，这一年，中国走了好几位大人物，随着民众被压抑情感的集中爆发，文革四人帮头头们也随之走到了末路。大约我四岁的时候，母亲托人想了办法，终于申请调回到了内地，在无锡东降（注1）镇小学当语文老师，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局面，这样一干就在无锡干到了退休，至今户口也未迁回上海。父亲那时已经在无锡拖拉机厂工作了，我们家一个工人，一个教师，我跟着母亲当了居民，当时我们家的收入比农村的乡亲们要好一点，生活条件也要好一些。我还依稀记得家里买了台十四吋黑白电视机的情形，灰面红壳，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回家。村里人当时都没有电视，就来我家看，每每到了晚上，家里的卧室会挤满看电视的村里人，当时也没几个频道，也忘了有哪些节目，就是一帮子人围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看个稀奇。后来，各家陆续都买了电视，这样的场景才逐渐消失。
父亲的自行车当时也是稀罕物，凭票购买的，28寸老凤凰，骨架结实，俗称“老坦克”，前梁上架了个小凳子，后座上垫着布片，就这样驼起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还依稀记得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出门的情景，我坐在车前的小凳上，父亲先带着我起步上车，骑一小段后母亲再从后侧方跳上后座，车子晃上一晃，加了速度后又稳稳地往前驶去......我靠在父亲的胸膛前，温暖而舒适。父亲有时会在耳边悄悄问我，爸爸妈妈哪个好呀，我会大声说妈妈好！然后再悄悄的小声问父亲，你打得过妈妈吗？父亲说打得过，我又说其实我觉得还是爸爸好！父母亲笑的很开心，车子骑多远也不会觉得累......
后来拖拉机厂不景气，父亲又在老家附近东绛镇上的轧管厂里找了个开吊车的工作。在几十米高的吊车上吊钢管，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这一吊也是好几年。上学了，有时候我会去父亲厂里吃中饭，父亲会帮我买一素一荤，一个搪瓷大碗打上米饭，一只大鸡腿加一份烧白菜，再浇上一勺鸡汤，一搅一拌，啃一口鸡腿，吃一口湿漉漉拌着白菜的鸡汤饭，味道鲜美无比。后来轧管厂效益也不行了，我父亲就又托朋友找了个燃气公司的活，负责人就是父亲的朋友，两人关系还算不错。有一年这个负责人腿骨折了，要在家静养，公司就让我父亲代管了一段时间，有小半年时间吧，父亲做事很认真，管的挺好，公司效益也不错，本以为到了年终至少奖金能多拿点，结果那位负责人年前回来了，因为和上级领导有亲戚关系，生怕父亲抢他饭碗，竟硬是打压父亲，那年的年终奖金甚至还不如往年。父亲无心恋战，心灰意冷，又离开了这个单位。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后，为了生计，父亲决定去做一个屠夫，年近半百开始学杀猪。在无锡老家，屠夫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村里人背后都会说一句＂杀猪的＂，言带轻佻戏虐。母亲在我老家的镇上是个小有名气的小学老师，还是教导主任，认识的学生和家长很多，颇受人尊敬。当时，父母亲没对这一职业表达过什么看法，父亲很认真的做，还专门请村上的另一个老屠夫吃饭，向他学习怎样杀猪，怎样解剖，怎样切肉。母亲则是尽量支持父亲，还把学校食堂的生意拉来一些给父亲做。我当时已经上了高中，寄宿在外，每周回家一次。我忘了父母是怎样把这一决定告诉我的，也没多想从事这一行背后的意思。只记得父亲做的很辛苦，每天一早四五点钟就要出门进猪肉赶早市，有时顺利的话上午10点多能差不多卖光回家，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都要近中午才能回家。父亲买了一辆柴油助动车，用来运猪肉。车子不是什么好车，发动起来要使劲拉车后的一根“辫子”，往往要拉上好几次后才能点着火。有一阵子车子的排气管出了问题，消音器不起作用了，一打着火的动静震天响。那些日子每天早上4点多，我就躺在床上听着门口的父亲一次一次发动着车子，发动机的一阵轰鸣后，“嗙嗙嗙”的震天巨响由近及远，告诉着整个村子的人，有人已经早早出门了。
有一年我家翻新院子，把原来的围墙向路边扩了一米多，和邻居大伯家的围墙持平 。工程做到一半，村里的大队治保主任找上门来，一本正经的要执法，说我们建的是违章建筑，要马上自行拆除，不拆就公事公办。父亲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可就是不管用。父亲脾气上来了，就想上门去找这人说理去，凭什么别人家能盖，我们家就不行？母亲拉住了父亲，她给镇上的领导打了电话，镇上的领导又打电话到村里，一圈兜下来，我们又去治保主任家送了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办成了，围墙照建，也没人来干涉了。说起来这个治保主任年龄和父亲相近，小时候一起耍过，可现在有了点小权却是眼睛长到了脑袋上。治保主任这个位置据说本来是要让转业回家的父亲当的，可是当时村里的条件实在太艰苦，父亲就找关系去了无锡拖拉机厂，位子空了出来，这个叫荣生的人才做了替补。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风水轮流转，转到那个时候，村里有点小权的都想方设法要捞钱，捞不到钱就要捞实惠，办事有关系就是乡里乡亲，找不到关系的则是一点人情味都不讲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家里情况其实已经不怎么好了，父亲一开始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转行后靠杀猪卖肉的小生意，利润很薄，仅够家里的日常开销，母亲的工资则要供我上学，余粮不多。还好在此之前盖了房子，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还算衣食无忧。这种情况父母亲很少向我提及，把我保护的很好，尽量不影响我的学业。而那时的我则是很天真，自以为是的幸福的活着。
与人为善
村里人都说父亲是个好人。村里有个独居老人，没钱想吃肉，每次只买5毛钱的肉。别的摊位都不屑做这小生意，只有父亲会把肉卖给她，还会搭点碎肉和猪头肉或者猪内脏，每次只多不少，其实就是半卖半送了。类似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也不止对一个人这么做过。父亲走后，我又看见那个老人，她看见我就抹眼泪，口中不停地重复“瑞洪是好人啊，罪过啊罪过（无锡方言里可怜可惜之意）......”
父亲的人缘很好。我印象里父亲和别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从不与人针锋相对。母亲常说他在街上要遇到熟人的话，就算是隔了两条街，也是一定要叫到身边，递根＂大前门＂，再聊上几句话，烟不抽完是不会放人离开的。他做猪肉生意时，村里的市集上已经有两家老生意了。一开始，这两家会联合起来排挤父亲，父亲并不在意，只是尽量和他们和平相处，以诚相待。时间久了，三家铺子也就相安无事，甚至有时还会相互照应一下。
父亲是个孝子，奶奶但凡有点伤风感冒或身体不适，他都会当件大事来对待，挂号看病，陪床照顾，无不冲锋在前。父亲也很听大伯的话，大伯当家早，未分家前家门的事情都是大伯做主，父亲从不反对。就拿造房子的事情来说，母亲当时是想在东降镇上造房或买房子的，可是大伯一句回家造，父亲就回家和大伯一起翻建了老宅子。当时母亲一万个反对都没用，一向听母亲意见的父亲在这件事上做了坚持。后来老宅子拆迁，我们也分到了房，这房子实际上就是父亲给我留下的物质遗产。凡是关于奶奶的医疗问题，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住最好病房，尽管当时家里条件比大伯家差了许多，但在费用分摊上父亲只听大伯的，对半开，从无二话。
外公外婆对父亲这个女婿也是非常满意的。我在无锡上了学后，外公外婆每年都会到无锡来住上一两个月。他们的到来对我而言，就是每天都成了节日。外婆会做一手好菜，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外公会带我出去玩，对小孩而言玩什么并不重要，反正很开心。父亲对两老也非常好，两老有什么要求，父亲一定会照办的。
父亲是个聪明人，做生意的时候算账不需要用计算器，直接心算，分分角角都不会出错的。父亲做菜很好吃，会烧一手无锡家常菜。食材都是常见的，小鱼小虾螺狮是河里抓的，青菜罗卜是田里种的，黄蟮泥鳅是地里钓的，荠菜草头是野地里挑的，绿色环保，绝无污染。最喜欢跟着父亲到家后的河里抓鱼，用两根竹竿撑起当中的“强盗网（网眼子小）”，河里一放一搅一赶一捞，每次都有收获。有次抓鱼，竟然捞到一条大鱼，足有九、十斤重，邻居家有开饭店的想要收购，父亲没同意，自家享用了。河里没有污染，野生鱼儿味道鲜美。夏天父亲也常常会去抓黄鳝，自己用竹子做的黄鳝钳，形似一把大剪刀，钳头刻出大齿纹，晚上出门来到田埂上，看见猎物对准了一剪而下，再大再狡猾的黄鳝也无力逃脱；也有下钩子的，傍晚时看好了黄鳝洞，半夜里放下自制的黄鳝吊钩，第二天收钩子时，都能收上十几条大大小小的黄鳝来；还有现钓的，用钢丝竹签自制的吊钩，穿上饵料，直接放入洞中，感觉钩子一震之时，猛地压钩起钩，就能钓出馋嘴的黄鳝来......那时候农药还没有滥用，黄鳝怎么也抓不完，我们更是乐在其中。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去了上海南汇工作。临出发前，父亲告诉我，在单位里为人一定要认真工作，本分做人，如果领导安排任务，哪怕有十足的把握，也要保持谦虚态度，不要张扬，万事留一线，告诉领导“我可以试试看，尽量做好”，要用事实和业绩来体现自己的能力水平。父亲就是个农民，也不会讲什么漂亮话，但这些告诫我始终铭记于心，奉命于行。
平凡而真实的活着
父亲的名讳是“瑞洪”二字，也有写成“才洪”的，因为其在无锡方言里的读音是一样的。除了家人外，其实没人会在意这一点。父亲在世人眼中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但对于我和母亲而言，他是我们家庭的脊梁，于我是父爱如山，山崩地塌，母亲则会说：“人走了，天塌了……”
父亲没有什么爱好，最喜欢的文娱活动就是斗地主和打麻将。我上小学那些年，父亲麻将打得多。常常是一到晚上，父亲早早的晚饭做好，让我和母亲吃完，收拾好碗筷，一帮麻友就找上门了。他们情绪高涨，往往四个人打，边上还站着7、8个围观的，一群人凝神聚气，烟雾缭绕，劲头十足，常常一打就是通宵。时间一长，母亲开始反对，父亲就不叫人来家里打了，而是去别人家打。母亲心疼父亲，怕休息少影响身体健康，就和父亲吵，父亲总是或沉默以对，或笑脸相迎，不正面冲突，争取和平解决。
后来我家搬回了石塘村老家，村里流行斗地主。乡下地方，打牌都是带彩头的。村里有几个人，牌打的好，记性也好，竟靠打牌就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父亲经常和他们玩，父亲记性也好，但眼神不好，老花眼，打个牌，看牌要远远的举着看，常在一起的几个牌友年纪都比父亲小，上下家随随便便一瞟就可以瞄到他的牌。父亲还有点小脾气，无锡方言里叫“哽劲”，劲头来了就喜欢做地主，不管牌的好坏，一冲动就要坐庄。其结果可想而知，常常会被另三家打趴下。父亲又是老好人，牌友们“三缺一”，只要一来叫上父亲，他就会前往搭对子。父亲经常输钱，时间久了就传到母亲耳朵里，说父亲打牌＂骚地主＂，＂骚＂是＂骚做＂，在无锡方言里是＂不管牌好牌坏总是想做＂的意思，是带贬义的，＂骚地主＂就是＂不擅长打牌又喜欢做庄＂的意思，这也是母亲最反感的地方。牌友打牌时会没有节制，赢了别人不让走，输了会想再赢回来，经常会通宵达旦的打牌，为此母亲会对父亲发脾气，父亲自知理亏，也不回嘴，沉默以对。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父亲他们的筹码确实算不上大，但由于他的”哽劲”，父亲经常会面临钱输光光的窘境。有次我放假回家，时间有点晚，我们村在郊区，没车了。我就打了个的回家，兜里没钱，就跟师傳说回家给钱。车到家门口，我进屋取钱，家里没人，我楼上楼下找了一遍，没找到钱，下楼时师傳还在等。我招呼了声就跑到邻居家，看见父亲正在打牌，我没多想，就问他要车钱，父亲有点窘，手下意识的在身上上下掏着，气氛很尴尬⋯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大伯来了，他听到家门口的声音，出门看到司机，问明原委已经把钱垫付了。后来怎样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觉得很丢脸，另外也约莫明白了家里的真实经济状况。当时村里人收入其实都差不多，又都是乡里乡亲，赢光别人的钱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倒也没什么人看笑话，至少明面上如此吧。
亲不在
大学毕业后，我离家在上海南汇工作，孤身一人，刚开始工资不高，基本够自己开销，家里对我的要求是，能存就存点，省着点花，也没让我往家里补贴什么钱。父亲走的那年春节，我是在无锡过的。回沪前，我知道父亲那几日手气不佳，手头没什么钱了，就悄悄塞给他500元钱，告诉他先用着，牌么少打打，不够花再说。可我是知道的，在当时的农村，闲暇时光不打牌还能做些什么呢？父亲拿了钱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高兴，跟我默契的点点头，我忽然感觉父亲也老了累了，个子也矮了。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给父亲钱用，也成了最后一次。不过还好有了这一次，给了我一些自我安慰，每每感叹现在和以前的生活水平差异时，我总还能想到父亲虽然享受不到现在的好日子，但总算是用到过我挣来的钱的，心里会好过一些，少一分自责。
意外
父亲出事的前一天，母亲在上海。当晚坐车回锡，我还答应父亲，等母亲上车后就打个电话回家的，结果我竟把此事给忘记了，终成恨事。当天晚上我值班，一个人睡在值班宿舍。第二天8月5日早上六点不到，手机声把我吵醒，我一看是无锡的区号，心下奇怪。接起电话，对面居然是大伯的声音，只说早上我父亲脑溢血发作，已送到医院抢救，让我快带点钱赶回家。我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匆匆忙忙向领导请了假，等提早赶来的接班人员到了岗，又向单位借了2万元钱，浑浑噩噩匆匆往家赶路。早上7点多从南汇出发，坐车赶到上海火车站，买票上火车，回到无锡时已过中午时分。坐着11路公交车前往五院，我心里不断想像着父亲会是什么样子，不断安慰自己是不是虚惊一场？说不定已经回家了呢？诸如此类云云。到了5院的车站，我下了车，在医院门口就碰到了大伯。他脸色凝重，也不多话，把我带到了医院的ICU抢救室外。看见母亲强撑着站在病房门口，我喊了一声“妈！”，终于确认这一切竟是真的。
大伯跟值班护士打了招呼，让我进ICU病房看父亲一眼，只记得病房里灯光昏暗，父亲躺在一堆针针管管中间，双目紧闭，头发被剃光，头顶开了孔，几根血红的管子从孔里穿出......喉头开了孔，也插着管，一旁的呼吸机一抽一吸，维持着父亲的呼吸，心电图疲惫的跳动着，勉强发出的“滴滴”声表明了父亲还在挣扎求生。我勉力喊了几声“爸爸”，得不到任何回应。如此情形下，我恍惚间与父亲感同身受，瞬觉头晕脚软，心跳加快，喉紧欲吐，无法呼吸，我甚至无法认出面前病床里的人就是我的父亲，那一向疼我爱我，视我为骄傲的父亲......
没多久，医生就要赶我们出去等消息。在ICU外的等候区里，母亲斜躺在木凳上，有气无力的把出事前的情形告诉了我。前一天晚上母亲火车回家比较晚，父亲一直在等着，直到母亲进门安顿好才一起休息。那天早上，父母早早就醒了，正在说着话，突然父亲就叫嚷着：“头疼！头疼！不行了！不行了..."母亲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我后来常常想，其实父亲在那一刻该是已经走了，也希望他的灵魂就这样去到天堂，不要再忍受四十余日针插管刺的苦楚，不要看到亲人痛苦疲惫的表情。可在当时，我多希望他就这样醒过来，像往常一样叫我一声：＂JW，你回家啦？快吃饭吧，晚上我再给你做碗粉丝水铺蛋吧......"
母亲一阵忙乱，回醒过来后，赶紧敲了隔壁大伯的门，大伯和伯母（无锡方言里叫阿姆娘）赶来后，打了112，可救护车离我们村太远，为节约时间，大伯又去敲了邻居家的门，邻居开了车送我父亲到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抢救。初期急救后，医生找到我母亲，告诉她因为父亲脑子里出血很厉害，超过了一般理论可救出血量的十倍，而且送来的时间也拖久了，抢救已经没有必要了。可在母亲再三坚持下，医生还是把父亲送进了“ICU”病房。这样，一救就是整整四十天，噩梦一般煎熬的九百六十多个小时。
煎熬
父亲的主治医师姓杨，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年纪轻轻，已经是副主任医师了。杨医生对父亲的治疗是抱乐观态度的，也给了我和母亲很多希望。父亲的病因并非一般的脑溢血，根据CT显示，父亲的脑干内侧血管里长了一粒肿瘤，正是此物压迫，导致血管破裂并发脑溢血。这肿瘤靠近脑干，位置凶险，手术难度很大，父亲昏迷，各方面指标都无法支撑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一般病人脑中的残血消融后，都有可能苏醒。但父亲出血过多，又有肿瘤压迫，始终没有苏醒迹象。父亲在ICU里抢救了十来天，情况稳定后转到了脑外科特护病房，等待奇迹来临。期间大多时间都是我和母亲在照料，后来我暂回上海，又请了一个护工。母亲身心俱疲，仍勉力支持。家里存款很快消耗一空，我刚工作不久，除了每月工资，存款也不多。好在母亲单位借了一笔钱给母亲救命，后来一直到母亲退休前，才把这笔钱如数还完。跌跌撞撞的，父亲坚持了四十余日，他的生命始终是用喉咙插管和呼吸机器维系的。直到杨医生面对询问也已支吾不言，父亲最后的情形实在不堪回首，不忍触及，按下不表了。
凶兆
父亲出事前，有一天突然对大伯说，他得了重病，可能看不好了！大伯让父亲别瞎说，年纪还轻，不会有事。父亲这时候应该感觉到了什么预兆了吧？那年春节，父亲有次上楼，走到拐角时突然摔了一跤，把在房间看电视的我吓了一跳，冲出门去看情况，父亲已经起身，表现出没什么事一样，我也就没多问了。这次摔跤究竟是真的没事，还是因为头痛导致的呢？现在也无从知晓了。父亲出事前，也曾因为身体不适到镇医院做过CT检查，可没查出什么来，吃了点药了事。当时如果换家好点的医院，换个分辨率高点的CT机器，是否就能看到那个肿瘤了呢？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不然应该很好卖吧？
幻境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家里度过的，看着他体温渐凉呼吸渐弱，我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直到最后那一声长叹，父亲再无声响。我终于大呼一声，哭了出来，父亲却是再也听不到了。是夜，堂兄见我多日劳累担心我支撑不住，替我守灵，让我回房休息一下，准备应对后事。午夜时分，我刚睡下不久，忽然就听到父亲在门外叫我，叫的很急，我睡得疲倦，无力应门，房门忽又被敲响，敲门声很用力，一阵紧似一阵，我昏昏沉沉无法起身，挣扎许久忽然惊醒，恍惚间去帮父亲开门，房门一开，门外空无一人，而敲门声仿佛仍在耳边回响，我才想起父亲竟然已经远去，人魂殊途，怅然若失......现在回想起此事，似幻似真，仍然难以分辨当时究竟是梦是醒......
祭文
公元2002年8月5日到9月14日，吾父突患急病，虽全力送医抢救40余日，奈何祛病丝断，无力回天，终撒手人寰，年仅54岁。时赋祭文一篇，诵读于吾父灵柩前。原稿已经遗失，现凭回忆，记录、修改并补充，大致如下：
可怜吾父，浦公瑞洪，正值壮年，素来本分守己，勤劳担当，敬老爱幼，诚恳待人，在乡里广有善名。然天有不测风云，吾父于近日忽遭大难，突发恶疾，苦救不得，回天乏术，终英年早逝，年仅五十有四；可怜吾母，遭此大难，虽身单力薄，仍勉力维系，四十余日，不离不弃，散尽家财，欲力挽狂澜于不倒，奈何天妒英才，终不得其果。今吾父灵柩在前，英灵不远，然已天人两隔；吾心悲戚，惶惶若失；吾母失魂，泪眼凝噎；一众亲朋，抹泪暗叹；乡邻好友，唏嘘不已。念及人生无常，惟愿生者坚強，逝者安息......呜呼哀哉！父亲走好！呜呼哀哉！父亲走好！
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丧父之痛，如无经历，实不可想象其中悲痛！父亲走了十多年，每每想到，仍是会心头阵痛，哀伤不已。特别是逢年过节，中秋除夕，清明冬至，或阖家团圆，或焚香哀思，心中都会念及我的父亲，不知他在人生的彼岸那端，一切可都安好？
9月27日又续：2月19日是父亲的生辰，他走的那天是9月14日，用无锡话讲来，竟是“你要救，救要死”之意，难道冥冥之中竟有天数，让父亲难逃此劫不成？一晃多年，父亲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头。这些年，每逢父亲忌日生辰，从来不需要想起，不经意之间，心中总会“咯噔“痛一下，又闪回当日情景，悲意顿生！恐永远也无法忘怀，只随着时日的流逝，会越来越往内心深处藏去。
注1：东jiang（四声）的jiang是个错体字，在字典上查不到。原字是把“降”的“耳东旁”换成“提土旁”，读音一样。有了电脑后，这个jiang字也是打不出来的。可能是当时修字典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错体字编入，反正一直将错就错的到了现在。网上查查，还能看到有用“降”的，也有用“绛”的，都是没有修改过来的。
PS：本文写于2017年清明前后，数次补充、修改成文。现已是12月初，暂时封稿，只做小修小改。以此文纪念我那在天国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