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大宝小宝姐妹俩躺在床上聊天，让她们起床去刷牙、洗脸、吃早饭，她们却迟迟不肯动，依然在床上玩得不亦乐乎。
于是，我联想到前两天早上小宝同样不肯下楼的场景，当时我告诉她，只要抓紧时间下楼，在准备早餐的间隙可以让她抽空看一会儿最近很热门的文化类节目——《诗书中华》。当时，小宝听罢很快就下楼去了，并且在我和她一起准备谷物早餐期间，在iPad上看了大约十分钟的《诗书中华》节目。虽然刚开始吃饭时就关掉了节目，但整个过程却显得相当自然和谐。
正是有了这一经验，我在这时又想到了“故伎重施”的办法。于是，我又和上次对付小宝的一样对她们两人说，现在你们两位如果抓紧时间起床完成刷牙、洗脸、换衣服的事情，我在楼下准备谷物早餐，这个期间你们可以看一会儿《诗书中华》节目。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现在立刻行动。
不出所料，就在我话音刚落之后，这两姐妹立刻从床上翻身而起冲进洗手间开始洗漱，然后来到楼下餐桌旁依次坐好，等着我给她们播放《诗书中华》。
就在她们专注地观看《诗书中华》节目时，我却对上一次小宝以及这一次两姐妹在听闻可以观看《诗书中华》节目后的表现开始了反思。
从表面上看，这一句“你们抓紧时间，在……间隙可以观看《诗书中华》节目”的话语效果是极高的。话一说出口，其中的很多指令立即就得到了“执行”。那么这个效果源自何处？是来自《诗书中华》节目吗？是来自孩子们对古诗文的兴趣吗？我看恐怕都不是，而仅仅只是因为这是个电视节目吧。在准备这篇《日课》时，我也简单“采访”了一下大宝，问她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的想法。她说，就是感觉《诗书中华》这个节目比较有趣嘛，不同的家庭相互之间在比赛，谁赢了就可以做擂主。
是啊，孩子更多的是关注着这个节目的过程，而非这个节目中诗书的内容。于是，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近期电视上诗词古文类节目热现象的思考：这类节目到底对提升广大民众的诗词古文水平有没有帮助？对提升整个国民素养有没有帮助呢？这里我想简单阐述三方面的观点。
一是电视节目的娱乐性本质，决定了所有呈现在观众眼中的这一切都不是一场真正的古诗文比赛，而仅仅只是一场事先模拟好的表演秀。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换句话说，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人们提供娱乐，即便是新闻节目，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所以即便是那些战争、残杀、灾难等等画面再残酷，也依然要天天播放，因为那是一份娱乐嘛。同样道理，诗词类电视节目再怎样用文化包装自己，也依然摆脱不了娱乐的本质，为了娱乐在节目中就要加入大量的可以吸引眼球的“故事”，也因为要有这样的“故事”，我身边有着不错古诗文素养但没“故事”的同事即便报了名也无法入围“比赛”、上电视。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再在古诗文上下功夫了，赶紧准备一个能吸引导演的“故事”，为下一季准备吧，你总得给导演一个让你上镜的理由吧。
二是诗词类节目看上去是一个充满了知识的节目，不局限于诗词的比拼，还将比赛范围扩大到所有古文中，而且但凡遇到一点典故，还有两位有份量的老师进行解读和点评。然而，这种完全碎片化的知识传递形式对于提升人们对古诗文的储备和认知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呢？在“采访”大宝的过程中，我问了她一句，通过诗词类节目，到底记住或者说学会了几句原本她不会的诗词？她想了半天，回答出了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因此，从本质上说，观看诗词类节目对于学习古诗文并没有太大的助益。而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对此的描述则更为严峻：“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三是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人能无视电视节目的娱乐性且专注于节目中诗词的内涵，并受此熏陶，从此爱上了古诗文且钻研有成。那么，古诗文对于现代人知识结构的完善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从本质上说，古诗文是面向过去的知识，东方文化自身的构造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决定了古诗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于重分析、重归纳、重推理的现代知识结构的打造。在更多时候，古诗文仅仅是构筑人们人文精神的一点补充。不错，正是一点补充，因为在构成现代人文精神中的很大部分——自由、民主、法治、契约等人文精神同样也是古诗文中所欠缺的。如果仅仅沉迷于用古诗文构筑人文精神，那么构筑起来的人文精神是残缺和低层级的。
最后想说的一句是，古诗文之所以被选择与电视节目相结合，与古诗文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出于电视娱乐本质的需要，为了“娱乐至死”。从另一角度来说，古诗文与电视一相逢，便已经被电视“玩”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