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知道，原来他小时候是想成为画家的。
帕慕克大学报了建筑系，但是“可能成为画家”这件事，让初恋女友的父亲不安，甚至紧锣密鼓送女儿去了瑞典，这个未来的选择同时也让帕慕克的母亲感到悲伤，在他们这些“大人”看来，画家是属于法国那种西方世界国家的，在伊斯坦布尔当画家的人，注定要穷困潦倒，依靠别人的施舍度日，搞不好还要靠着女友来做裸模。
在帕慕克的笔下，伊斯坦布尔的忧愁，是笼罩在他成长轨迹里挥之不去的“呼愁”，他在《伊斯坦布尔》写道：“土耳其有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混乱、朦胧的忧伤状态——“呼愁”，这种忧伤不是属于某个人的，而是属于某个团体的。”
他在描写自己的时候描写伊斯坦布尔，在描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描写自己，在描写自己看到的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又描写了一代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书里能看到作家在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摇曳不定：
“作家在青年时代对法国文学和西方文化的一有时几乎是孩子似的——大力推崇，为他们本身作品的现代一西方手法赋予了活力。他们想写得跟法国人她美，这点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内心一角也明白，若写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会跟他们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样独树一峡。因为他们从法国文化和法国现代文学观中学到，伟大的作品必须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实无欺。这些作家为这两条训谕——顺应西方的同时，又保持原汁原昧一之间的矛盾甚感苦恼。可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听见此种不安的心声。”
也能看到一般人对作家与画家的评价：
他初恋女友的父亲与他自己的母亲是一类，但是帕慕克的父亲则是另一类：帕慕克经常不归家的父亲和他说，能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最幸福，画家和作家反而能把人生过得更丰福。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地方打动我，那就是作者笔下那股说不出的“忧郁感”和作家视角。
他成长的家庭虽然富庶，但谈不上幸福，他住了最久的城市，反而是他不断思考的源头。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对自身的审视，他在书里寻找别人眼中的伊斯坦布尔，他在绘画中发现另一个伊斯坦布尔，这种审视让他和他生活的城市，产生距离，却又产生新的联系。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座城市，它的变化，我的变化，甚至帕慕克那种略带哀愁的视角，也在我的回忆里作祟。
奥尔罕·帕慕克在读过的书中、生活的记忆中，看见了两个迥乎不同的“呼愁”，它们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脆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当我在布满水汽的窗上写字画图时，我内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写完画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发它自己的"呼愁"。是该对伊斯坦布尔城注定背负的这种感觉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了。
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疑难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但此刻我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本质。我所说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
看见“呼愁”，并对表现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的种种形态表示敬意，于是我们终于处处察觉到它：隆冬之晨，当阳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水雾从海面上升时，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居民和景观。
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折和贫困看做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
不得不说，他笔下整个城市的忧愁力量太大，书里连着N篇对“呼愁”的描述看得我心情压抑了一周，
最后写点无关的：
2006年-2009年我还热衷于逛书店，《我的名字叫红》是那段时间买的，真正读完它是在2015年，当时想，这真的不是童话故事吗？原来故事还能这样写，作者居然让树和水井开口叙事，让死人回述死前的情景。
帕慕克在那本书里展现的对绘画的了解，直到看完《伊斯坦布尔》之前，我都以为他仅仅是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