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13日20时55分，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杨勇司令员一声令下，金城反击战打响了。
我志愿军在近30分钟的炮火准备阶段，向敌人25公里的防御正面，倾泻了1900多吨的炮弹。
据《美国第八集团军简史》的记载：“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地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民国防线。在一阵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
当然，铺天盖地的炮火准备，从时间的控制，到炮火密度的掌握，也是大有讲究的。
被兵团司令员杨勇委以重任，担任在主要进攻方向主攻部队的68军203师，在发起冲击之前，在它进攻的正面，炮火准备就更加注重了节奏和密度的控制，并且做到了炮兵和步兵精准的协同配合。
十多天的战斗准备阶段，就已经在作战计划里，决定了当攻击发起之后的某一个具体时间段里，开始减弱我军炮火对我主攻方向上的打击密度。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麻痹敌人，迷惑敌人的判断，使当面之敌“白虎团”，确定不了我203师的主要进攻方向。
“斗智斗勇”，之所以把“斗智”放在前面，那是因为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占据主动，就必须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以及对战场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客观判断，做出的选择——“谋定而后动”。
诸如这些重要的战术动作设计，都是在战前诸军兵种的协同动作计划中，早已经明确下来的。当然，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发起攻击后，炮兵和攻击部队步兵的协同动作，也就是严格按照协同动作计划来实施的。
当金城反击战的炮火，刚刚从炮火准备到炮火延伸变化的一刹那，担任在“白虎团”前沿阵地撕开口子的609团侦察排，就在排长张润喜，副排长李福荣的带领下，几乎踏着炮弹的落点，踩着炮火向敌人纵深延伸的节奏，冲垮了“白虎团”前沿阵地的防线。
此时，距我志愿军炮兵准备刚刚过去12分钟。
在这12分钟里，39个人的侦察排，干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志愿军在609团方向进行的炮火准备中，密度和力度均有所保留，致使敌前沿前的地雷、铁丝网、鹿砦等主副防御设施、明碉暗堡等敌火力点，受我军炮火破坏程度有限。所以，残留下来的绝大部份的障碍物，和火力点，都得由侦察排自己解决。
另外，开战之前，对当面之敌的兵力总量估计不足。原来估计，当面之敌最多是一个加强的步兵排，兵力不会超过50人。可攻击发起之后才知道，该地守敌竟然有一个步兵排、一个机炮排、一个搜索排和一个炮兵观察所，共计200人之多。
200比39！而且一个冲在明处，一个藏在暗堡里，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冒着枪林弹雨，硬是在躲在暗堡，数量五倍于我的敌人面前，生生地撕开了一个口子。
战斗结束之后，609团侦察排参加本次战斗的39人，（其中，有10人为团担架连临时抽调出来，配属给侦察排的。）仅剩6人。排长张润喜等33人壮烈牺牲。
正是有了609团侦察排，以33个鲜活的生命为代价，用鲜血和生命，在敌人前沿阵地撕开的这个口子，才有后面担任“穿插营”的609团第二营和“化袭班”，在这个被侦察排撕开口子的地方，像一把钢刀，插向了白虎团的纵深。出色地完成了兵团首长赋予给203师组织“穿插营”，插到敌人纵深，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打赢金城反击这一关键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