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拟定本文的题目时，几经犹豫，因为这篇文章是我很想分享的一个题目，但却不是我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超过了我的学识，我只是李泽厚和张光直两位先生的搬运工而已。两位先生的文章，分别从哲学和考古的专业角度分析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了中华民族如何从蒙昧中走出，并如何开创了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而这一历程也正好解释了为何源于卜筮的易学能从传统巫术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了华夏文明最为核心的思想源泉——“天人合一”中庸思想。

1、上古巫君合一的氏族体制

（1）周易中有很多祭祀的描写，出征要祭祀、干旱要祭祀、下雨要祭祀、丰收更要祭祀。祭祀的主要内容：汇报、感恩、祈福、狂欢。通过祭祀的仪式，达到人神相通，既宣泄了劳作所产生的压抑，也为部落群体获得了灵魂和情感的寄托。这些描写也与当代对殷商遗址的考古相一致，崇神敬鬼确实是早期先民的重要文化现象。

（2）上古氏族社会，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逐渐混合，趋于一致，在殷商时期，祖先崇拜已经全面压倒了上帝崇拜；天神的世界和逝去的祖先的世界的差别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

（3）上古对天神的祭祀与对祖先的祭祀也趋于合一，逝去的祖先如同天神一般时时刻刻在保佑了部落、氏族、民族和国家。“孝”的文化传统正是祖先崇拜在现实的体现，“事死者如事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些圣贤的教诲也正是当时文化现象的反映。

（4）面对喜怒无常的上天，祖先崇拜增加了一种亲情的亲近感，但能够联通“天神世界”、“祖先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角色，终究是极少数人，他们就是“巫”，巫通天人，王为首巫。上古氏族的“王”、“君”、“天子”就是首席大巫师，他们既是最高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精神领袖，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这时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上天依旧是人类的主宰，人类需要通过“巫”揣摩上天的旨意，以作为整个氏族的指导思想。

（5）古史中贤君圣王，都不仅具备无比的勇力、刚毅的性格，更要拥有超人的智慧，能够预见未来，指导现实生活。从当下的考古发现和史籍分析，发现上古的神人沟通并非简单、被动地祈求上天的庇佑和恩赐，在整个巫术仪式过程中，充满了强烈地主动带入特征，内外、主客、人神浑然一体，不可分辨，祈福的过程常常伴随着“巫神合一”，乃至巫控制、主宰了鬼神、天地。这一现象为日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理性化、哲理化提供了土壤。

2、王权逐步胜过神权，巫产生分化

（1）伴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王权在部落氏族管理中日益重要，逐步压过了神权，巫君一体的组织模式逐步转变为君臣佐使的社会结构。原先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巫君”逐步转化为具备超越常人的人格特质的“圣王”，而原先“通天彻地”、“连通天人”的“巫”的特质也逐渐分化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术”。

（2）圣王是“有道之人”，而负责具体操作“术”的工作则由“巫祝卜史医”等专业岗位担负起具体职能。其中“巫”善舞，舞能通神，舞是在祭祀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武术的套路技巧源自舞；“祝”善祝祷，祝能悦神，诗乐雅颂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卜”善卜筮，卜筮能知神，卜通过观象预测、规划算筹来预测未来，卦符卦象就是当时筮卜所用的密码本；“史”善记事，记事可传神，文字就是在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神相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医同源，“医”原本是巫祝卜史兼任，通过接神除邪，辅以药物，达到疗病的效果，后来逐步成熟，形成独立的岗位。

（3）这一时期，上天依旧对人间具有主宰的地位，但巫的分化已经使原始巫术向理性化、哲理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圣王因为其卓越的才华和品格，已经具备“代天巡守”、“替天行道”的角色意味。

（4）从现存的甲骨文、籀文、小篆、汉隶的流传演变中，还保留了很多文字学的证据，比如巫王，巫舞武，巫筮，筮史诗、兑悦祝祷祖且等字型、字音、字义上的相似相关。

3、“神道”走向“王道”，“天人合一”思想的初步形成

（1）周代文明对于中华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原始巫术在周代完成了理性化、礼仪化和哲理化的转变。筮、诗、史同音同源，三者同出而异名。隐藏在神秘面纱下的周易其实包含着比诗经更早的古歌和历史记载，同时也形成了以“象”为思维对象和推理形式的中国哲学的根基，而中国的诗乐史籍也都可以看作中国哲学的解读，三者相互印证，形成整体。易为群经之首，文化之根。并非古人妄言。

（2）古史上，通常都对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父子三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他们作为圣王的代表，尽管有传说的成分，但这并非空穴来风。传说文王作易、武王伐纣、周公制礼作乐，周朝奠定所谓800年的基业。实际上，正是周初的文化精英在思想文化、政治法制等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才奠定了华夏文明“天人合一”——中庸文化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德治、礼治、乐治所影响的远远不是周朝区区几百年的寿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命运。

（3）“天人合一”思想是将原始巫术的“通天绝地”、“天人相通”的神秘仪式理性化为“敬畏庄诚忠信”的精神品质和标准化的礼仪制度，并借助“天道”、“天命”转化为“人道”，将神秘莫测的上天旨意转化为了规范人类行为的“德”和“礼”。人类从被动地服从上天的旨意，已经转变为主动地探寻客观规律、并通过道德自律，实现社会的稳定昌盛。尽管此时的“道”、“德”、“礼”还都披着“王权神授”的外衣。

（4）易学从上古的“连山”、“归藏”转变为“周易”，为“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提供了思想的支撑和理论的武器。孔子认为周文王是因为避祸，才不得不将经天纬地之学隐藏于《易》中。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孔子的判断不够全面，不仅《易》的完成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最为重要的是表面充满巫术气息的《易》本身就是最佳的“天人合一”思想传承的载体，即使没有商纣王的迫害，周初的文化精英可能还是会选择《易》作为承载最高思想的典籍。

4、“人道”走向“仁道”，“天人合一”思想的完全哲理化

（1）如果说周初所建立的礼乐法制，还是借助“神道”树立起权威，形成人们行为的外在规范。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是这种“神道”的权威已经彻底破坏。上至天子、诸侯，下至百官、百姓，都已经对所谓的“上天”失去了信仰，这一点也能从记载着“春秋无义战”的史籍中得到佐证，祭祀制度的破坏、宗族礼法制度被肆意践踏，天子、诸侯间的混战，父子、兄弟相残等等，无不表明周初的“天人合一”——中庸文化的框架亟待补充完善，重新建立起社会的信仰体系。

（2）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文化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摒弃了原来假借“神道”诠释“人道”的思想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以仁释礼”、“道由情生”，依托人类自身的知、情、意，以“本心”、“良知”、“中和”为基石，构建抽象的、哲理化的、理想化的“人道”，重新解读了现实生活中的礼乐制度，并以“阴阳”、“五行”、“气”、“度”等概念丰富了“天道”的“中正”内涵，至此，“上天”已经不是上古神秘化的天神系统，而是具有完美人格特征的“上天”，而此时这个上天也有了新的名称系统：大道、天理、太极，它再也不是以外部权威的角色来干预人类社会生活，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使自身实现“超越”，与“上天”融为一体。至此“天人合一”——中庸思想实现了完全哲理化。

（3）易学的改造正是这一历程的体现，《道德经》和《易传•系辞》成为了这一阶段承载最高思想的典籍。易学也从此和巫术说了再见。当然历史从来不会线性的发展，今时今日，还有人愿意从周易中挖掘巫术的残羹冷炙，也不奇怪，正如《道德经》和《易传•系辞》在流传过程中被多次篡改一样，孰真孰假自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几千年来信赖理性、中正爱人的中庸文化传统还是传承了下来，尽管有两次大规模的亡国灭种，可中华文明凭借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还是获得了再次复兴。

（4）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以孔子和老子为首。儒学和道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之际整合为理学、心学，这源自孔子、老子等一代文化精英共同的思想路线和精神追求，《易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道德经》中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正如《易》并非周文王一人一时之作，春秋战国之际，中华文明的理性化、哲理化转型也是整个知识分子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参考资料：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
李泽厚，《说天人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