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今日驾鹤西游，这是自然的一件事。先生105岁作古，可谓高寿。人间少一素笔，天上多一长星。
先生不朽——这是自然的一件事。
今日，可算杨先生有生以来最出名的一天——先生是不慕荣利的——各大媒体纷纷头条报道。这也的确算件不得不令人欣慰之事——一个文化人，能受到如此待遇，算是世人对先生的最高崇敬了吧？
无论是否读过杨先生文章，但相信世人多少还是对杨先生有所耳闻的。说来惭愧，唯一读过的先生的书，是《我们仨》。这书不算巨著，但当时读来，时时恻然，每每感慨。先生与钱先生之伉俪情深，与独女钱瑗的舐犊情深，一家人的脉脉温情，在杨先生洗练、干净之极的文字下愈发朴素动人，真如一块浑金璞玉，光彩照人。其他的，若《洗澡》《干校六记》《走到人生边上》等，一无所读。但管中窥豹，虽只见一斑，料先生其他文字亦当如《我们仨》一般吧：素朴、干净、动人。
文化人算是一群怎样的人呢？这实在难说之极。对于文化人，不知何故，一想起，冒出的竟是这样的词汇：文人相轻，百无一用，千古文人皆不足观，两脚书橱，手无缚鸡之力，迂腐，繁文缛节……这恐怕只是我个人偏见之故。不过，实在说，真觉得若世上无文人，倒也地球照转太阳照光。为何呢？多是能说而不能为之辈罢了。
但对于杨先生、钱先生等级别的呢？却从来是高山仰止的心，丝毫也不敢有半点不敬。无他，读其书，只觉真才实学，只觉真情流露，无任何虚头巴脑，也不装腔作势，而其文字功力，亦自成一派。此所谓巨人，何仅能以文化人称呼呢？人生能如此境界，真不虚此行了。——所谓的文化人，连半本著作也不能拿得出手，岂不笑杀人吗？可惜世上此辈多多。
欺世盗名者，真能欺与盗吗？恐怕其人亦摇头吧？人生最难者，自欺。况世人俱是目光如炬者，真能欺与盗吗？
陶渊明曾自撰《拟挽歌辞》三首，其三有名句，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引用过的，道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白驹过隙也罢，长命百岁也罢，终归尘土。人莫不有死，声名能与青山同存，可算不枉此生。如此，生亦何哀死亦何苦呢？
相信杨先生的仙游，也只刷屏中国这一两天吧。占据头条的将来的日子里还会是哗众取宠的花边新闻，还会是无关痛痒的口号。这些呢，也只是刷屏一两天吧。但虽都是一两天，看来是相同的，其实是大不同的。后者是苦心经营的，而前者是自发的——这到底证明中国的媒体也并未病入膏肓（抑或是回光返照呢？）——这个时代，肤浅而喧嚣，矫情而做作，我们也快会忘却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的。只是如鲁迅先生再撰写《为了忘却的纪念》之事，恐怕不多，恐怕不多之中也只是矫情者多真情者少吧？
然而对于逝者，这些是“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的，毕竟“死后是非谁管得”。有生时即享大名的，也有死后备极哀荣的。这都证明：逝者的意义在生者那里。具体意义何在呢？难说之极。
杨先生不朽，这是自然的一件事。
能为此世间留一大感动，留一大感思，大概亦可了吧？
斯人已乘黄鹤去，人世再无《我们仨》。请君细把红尘看，世上长开不落花。
（文：巴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