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的快乐回来了!”
4月8日，时隔76天，武汉迎来“重启”。零点刚过，家住武汉江汉区的陈姚马上在外卖平台上点了一单夜宵，她告诉燃财经，厌倦了自己做饭，最想念的是过早的热干面和宵夜的小龙虾。
焦灼等待的还有武汉餐饮人。零点江汉关钟声响起的那一刻，武汉餐饮人的朋友圈就好像过年一样热闹，彼此问候着“过年好”。
问候过后，各谋出路。城市解封了，武汉餐饮人却叫苦不迭。燃财经采访了武汉10位餐饮老板，他们共同面临的第一道坎是付租金。
“我们所有门店都收到了商场复工的通知，这就意味着要交房租了，但是我们根本没有钱交。”詹姆仕芝士排骨武汉地区加盟商周政告诉燃财经。
2-3月份，餐厅虽然无法营业，但大部分物业减免了租金，资金压力不大，解封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燃财经采访的餐企老板都收到了物业方今年第二个季度的催租函件。
他们给燃财经算了一笔账：武汉餐饮行业的租金水平是240-280元/平，200-300平米的店铺一个季度的房租是15-25万，如果是拥有20家连锁的餐饮品牌，那就要在熬过了2个月的关店期后，一口气交出400万左右的房租。而餐饮行业的通常做法是，年前就把现金流花在了交付供应商货款和春节备货上。
另一道坎来自收入端。从近几日武汉餐饮业的恢复情况来看，短暂的报复性消费只存在于热干面、小龙虾等和“城市印记”相关的品类。
对于大多数餐饮人而言，堂食短期内难以恢复，外卖收入杯水车薪，这些餐饮老板从一个月前就开始“花式自救”：外卖作为保留项目之外，开始雇佣“团长”重点布局社区团购，个别餐饮品牌试水直播带货，或向上游走了半步，做起了以半成品为主的新零售业务，不过普遍收效甚微。
有餐饮老板表示，营业额只恢复到了平时20-30%的水平，是及时止损还是努力自救，陷入两难。从武汉解封几天来的情况看，他们对市场的预期更加悲观：开业等于亏损，复工会加速餐企的死亡。解封后，武汉餐饮人面临着多重考验。
外卖难自救
事实上，从3月30日开始，武汉各大商圈和商业综合体已陆续复工，在堂食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外卖成了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餐企老板普遍反映，后疫情时代，“报复性点外卖”没有出现，平台佣金又恢复到原有水平，外卖界已经杀成了血海。
赵卿公司旗下的火锅店从3月1日就上线了外卖，每天的收入在维持7名员工的工资外，只剩5%-6%的利润。
情况从3月20日开始变得更糟，用赵卿的话说，伴随餐饮行业全面复工复产，无法堂食的情况下，所有餐企孤注一掷做外卖，本就不大的外卖市场变得“僧多粥少”。
4月9日，据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中午12时，武汉已有近六成餐饮商家恢复外卖业务。
“以前做外卖，是为了做广告，可以贴钱去做，但现在外卖是唯一出路，要靠外卖挣钱。”赵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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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非餐饮界选手也进场了。武汉快餐连锁品牌米国煲仔饭创始人李柏稼告诉燃财经，部分KTV、足疗的连锁品牌，如纯K、水之梦，在武汉地区也开始外卖盒饭了。这让外卖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据赵卿回忆，和他在同一商场的快餐品牌为了加大单量，在外卖平台上做起了“满39减14”的优惠活动，再减去平台20%左右的抽佣，几乎无利可图。
周政的詹姆仕芝士排骨自4月7日上线外卖平台，首日订单数为零。“餐饮靠外卖养活是不可能的。”他告诉燃财经，外卖平台的抽佣费率一直在涨，他实在无力再额外花钱参与美团、饿了么的“竞价排名”，只能“甘居人后”。据他介绍，某烤鱼类连锁餐饮品牌，和他在同一个商场的门店，上线外卖平台两天，只卖出去了一条鱼。
这种情况或许还将继续。从业12年的赵卿判断，武汉餐饮行业或许要再熬半年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堂食。外卖是场持久战，赵卿两手打算，一手技术升级，一手压缩成本。
他进口了三台外卖包装机，用于机器化打包餐品，另外升级了火锅菜品的冷链配送服务。
同时，赵卿也在想办法压缩各项支出。他旗下有3个品牌，目前还剩10家门店(疫情期间关了3家)。所有门店均在外卖平台上线，但线下只营业一家，所有门店的菜品由这一家制作。如遇到正常三公里配送范围以外的情况，就由员工配送。人员成本方面，因营业时间缩短，经过与员工协商，这一家门店的员工工资按50%发放。
外卖做好的也有，只不过是少数。
赵卿告诉燃财经，从解封后两日的情况来看，早点、小吃、面类恢复不错，因其价格便宜，同时也不依赖堂食体验。
李柏稼表示，米国从4月3日开始上线外卖平台，佣金费率在17%左右，最初效果一般，不过从4月8日起，销售额提升了20%-30%。
至于大餐饮，燃财经采访的谭鸭血火锅、原始部落餐厅、胖哥俩肉蟹煲、娘惹群厨等品牌，均表示“靠外卖无法自救”，其中，原始部落餐厅创始人邵建兵表示，复工期间，开业门店的外卖收入只恢复到了40%，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即将面临关门的边缘。
“其实行业内一部分人乐观派都在期待着报复性消费。”经营着多家西餐厅的李松告诉燃财经，但伴随解封、复工，看到武汉大部分商场开业后的景象，行业就不再盲目期待报复性消费，而是自谋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