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曾经有一个经理人向我提问，他说，“刘老师，我的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想发挥领导力，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团队，发挥领导力需要解决集体的难题，实现共同的目标，不是每个人都想做的。你说的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每个人都想当领导”。
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人都想当领导，只有少数人想发挥领导力。当领导意味着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金钱，这是大多数人都想要的。而发挥领导力，意味着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解决大家面对的一个集体难题，这只有少数人才有兴趣。如果你想要修炼领导力，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一句口诀。面对一个集体难题，你说“我来”，这句口诀帮助你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你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2.说“我来”不是本性
有人可能觉得，“我来”很容易，不就是两个字吗？张嘴就来，其实说“我来”是不容易的，这不仅仅是两个字，这是一种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的心智模式，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本性。
有一个学者叫范福特，他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领导力。范福特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天生都是追随者，人类进化而来的默认设置是追随，而不是领导。我们的大脑就像电脑一样，有一个默认设置，也叫缺省设置，是什么呢？是追随，而不是领导。
有两个进化上的原因让我们首先选择了追随：
追随者是随大流，人越多越安全，有利于在原始环境中的生存；
追随者通过模仿来学习，避免了试错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危险代价。比如说看见蘑菇谁去尝，这个时候追随就比领导来得更安全。
追随是人类的默认设置，这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的旁观者效应上面。你可能听说过旁观者效应，这个效应的发现要追溯到纽约一桩著名的凶杀案。
在1964年的时候，在纽约的街头发生了一桩凶杀案，一个酒吧的经营者，也就是酒吧老板，他在酒吧结束营业之后，回家的途中，在离自己公寓不远的地方被人杀死了。这不是在什么偏僻的乡村，而是在纽约的街头。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凶杀的过程超过了半个小时，有38个人目睹或者听见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人干预。你可以想象，《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出来之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有些人在说，这是大都市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还有些人说，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道德滑坡。有两个社会心理学家也被这桩凶杀案吸引住了。不过他们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他们认为之所以没有人伸出援手，原因恰恰在于旁观者很多，每个旁观者都觉得其他人会帮忙，所以自己就没有帮忙。
这两个社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实验，验证了他们的假设，发现了旁观者效应。旁观者越多，每个人觉得自己的责任就越小，于是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个旁观者效应也叫责任扩散效应，就是责任扩散了，所以三个和尚没水吃了。在组织当中，同样也有责任扩散效应，一个集体难题涉及到的人越多，每个人感受到的责任就越小，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小。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追随是大多数人的默认设置，所以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其他人挺身而出。如果这个时候有少数人说“我来”，这些少数人挺身而出，他们就是在发挥领导力。而且，因为其他人的默认设置是追随，他们也很可能会追随你。
3.案例：南多的领导力
刚才我讲到的凶杀案是因为没有人说“我来”，所以变成了悲剧。下面我给你讲几个有人说“我来”的例子，因为有人说了“我来”，因为有人挺身而出，所以变成了领导力的案例。
第一个例子是世界空难史上的一个奇迹，许多人被其中吃人肉的情节吸引了眼球。不过我关注的是这个案例中的领导力。
飞机失事的幸存者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2年，有一架飞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因为天气恶劣，坠毁在了安第斯山脉，这个飞机上有45个人，其中有5名机组成员，其他的人是一支大学生橄榄球队，15名球员，以及去为他们加油的亲朋好友。这个球队包租了这架飞机，要去参加一场比赛。在飞机坠毁之后，45个人之中还有32个人幸存。
飞机坠毁已经很惨了，更惨的是他们坠毁的地方不太好，他们坠毁在了海拔近4000米的雪山之上，不仅荒芜人烟，而且连动物和昆虫都没有，甚至于连草都没有。最近的道路有多近呢？在400公里之外，他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一些食品，很快就吃光了，最后他们开始吃死去同伴的尸体。在飞机失事60天，也就是整整两个月以后，有一个叫做南多的球员，带领一名同伴出发，去寻找救援。他们终于走出了雪山，走了多久呢？走了整整十天，他们走出了雪山，为其他人带去了救援的队伍。
飞机上一开始有45人，坠毁的时候有32人幸存，在雪山上坚持了两个多月，最终共有16人获救，成为了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多这个球员，请你注意，南多不是球队队长，他没有职位，他在球队中也并不引人注目，他相貌平平，平时还非常害羞。但是在飞机坠毁之后，南多展现出了几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有想法，要自己走出大山，而不是等待救援；
他有信心，在飞机失事的几天后，大家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说救援者找不到他们，停止救援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多数人都绝望了，都失去了目标。但是，南多没有，南多坚定了要走出大山的信念；
他有行动，南多开始说服大家，鼓舞大家，让大家相信他的想法是可行的，组织大家做准备工作；
他做表率，做好准备之后，他亲自带着一个同伴上路去寻找救援。
我刚才总结了几点，南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他有想法；第二，他有信心；第三，他有行动；第四，他做表率。南多面对的是一个集体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要一个人带着一群人去解决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的南多跟别人有好几点不一样，但是最不一样的就是他相当于首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来”。因为南多站出来说了“我来”，他把这次空难变成了一个领导力的案例，变成了世界空难史上，可以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能够有很多人生还的一个奇迹。
4.“让我来”与“跟我来”
我再讲一个例子，遵义会议，这是你非常熟悉的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也是这样一个案例，是毛泽东挺身而出说“我来”，而且说得既有勇气，又有技巧。
“我来”可以有不同的说法，面对上级和平级，你可以说“让我来”。让我来干什么呢？让我来承担责任，解决组织面对的一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相当于说了“让我来”，他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他没有坐在那里等总书记和常委解决问题，而是挺身而出，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而且毛泽东很有技巧，根据当事人回忆，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张闻天都认为毛泽东可以当总书记，但是毛泽东说他不当，毛泽东挺身而出，他说的是“让我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我来当领导”。这是毛泽东在当时非常有领导艺术的地方。
面对上级和平级说“让我来”，面对下级呢？常常需要说“跟我来”。“让我来”是你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跟我来”更进一步，是你挺身而出之后指示方向，你要有方向，大家才能追随你。
毛泽东非常了不起，他在遵义会议上不仅对上级和平级说“让我来”，而且也相当于对他们说了“跟我来”，我知道方向，你们不知道方向，你们跟我来。毛泽东说“跟我来”是指示方向。
说“跟我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家知道方向，但是走在这个方向上太苦太累，大家不一定愿意做。这种时候，领导者也需要说“跟我来”。
我举一个商界的领导者的例子，贝佐斯。贝佐斯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中国的电商公司是每年“双十一”的时候特别忙，美国的电商公司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特别忙，大家要送礼，要从亚马逊那买很多东西。在那个时候，亚马逊在库房里分拣货物的工人会非常忙，非常地辛苦，亚马逊直接把救护车停在仓库的外面，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了，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贝佐斯干什么呢？贝佐斯不是去慰问工人，而是亲自到库房里跟工人们一起配送货物，这就是贝佐斯在说“跟我来”。这种“跟我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身作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