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四年前的本月，准确地说是4月29日，徐峥和莫文蔚的《催眠大师》上映，四天内票房过亿，直到今天仍然是无数影迷喜欢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和催眠话题在国内的逐渐火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催眠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着一丝猎奇，同时也带着一丝惊悚，就像影片中最后的反转，徐峥饰演的心理治疗师徐瑞宁被莫文蔚饰演的角色反向催眠，原来，真正需要治疗的是治疗师自己。这种反转正是催眠带给人们的心理震撼，因为在这种通过人为诱导引起的类似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中，会让人暴露内心最深处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往往会给我们一个同样带有反转性震撼的冲击。
这也是一八八九年夏天弗洛伊德在法国南锡观看催眠实验时的感触，弗洛伊德后来在自传中回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这个寻找“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的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最终从催眠迈向了精神分析学说，十年后弗洛伊德写出了那本至今震撼世界的《梦的解析》，今天仍然在影响着貌似与此全无关系的你我。从心理学角度讲，每个人都已经陷入这种找寻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开启的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学派，更是一种人们对自身认识的重审，即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也许根源在于我们不曾意识到的很久远或不愿面对的“隐秘”。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比对的标尺下来看，这种情况在工业时代的城市中尤其突出，而弗洛伊德、荣格等所代表的心理学的近代兴盛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进程确实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高铭的《催眠师手记》第二季虽然以小说的文本形式出现，但从内容和主题角度，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对于城市病语境下人们所处的外在与内在困境的记录。城市是工业化的重要成果，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联合国曾预计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其中大部分的城市增长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同样日益沉重，我们抛开环境恶化等问题，但就人的心理状况来看，城市并不是一个扩大的家乡，城市意味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跨越。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像农耕时代的村庄小镇一般彼此有着更近的心理距离，与此恰恰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不管是作为最基本的戒备心理，还是现实的工业社会人们无暇发展深入关系，都决定了水泥森林中的人们必须将绝大多数的事情，包括情绪、想法等都深深隐藏在自己的内心之中。
这在《催眠师手记》系列中都表现的尤其突出，高铭有意无意中揭示了这种城市化过程中，人们鲜明的两面性。在《催眠师手记》的第二季里，催眠师“我”与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搭档几乎都是遇到这样的类型，即有着貌似坚硬风光的外表，但内心深处早已支离破碎，从前的种种隐私难以启齿，当下的噩梦连连无法忍受。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铭在《催眠师手记》第二季中的人物往往还带有鲜明的“城市化光环”，即美式中产阶级特征的所谓“完美生活”，如《一个人的世界》中四十岁左右的建筑设计师，这个男人有着自己的工作室，妻子非常贤惠，十岁的儿子更是优秀，《红莲》中的女子依然四十多岁，家庭条件优渥，举止优雅，有着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这些人物的设定是有着深意的，象征着在城市病语境内人物群像的内外矛盾与反差，也在隐隐揭示着某种造成这些人物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是的，这是一次对高铭之前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突破，在那部引起一定范围热议的书中，高铭的描述对象还处在人数上相对少的精神病患群体，而到了《催眠师手记》系列，显然作者意识到了某种必然。《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从本质上说，反映的仍然是个社会问题，精神病患只是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特例，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下这个浮躁喧哗的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与精神病患之间并未隔着一条河，而是我们与他们都在河岸的同一侧。《催眠师手记》系列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下的当代都市故事，揭示的正是我们貌似风光的都市画皮下的心灵煎熬，城市病除了指向环境、交通、医疗等各种硬件问题，更指向了水泥森林中人们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
在巨大的城市化体系中，每个人都如同符号一般存在，从外表看每个人都活得尽量光鲜，然而每个人的内心却有着各自复杂的故事，而这些过往的故事往往成为解开人物后来心理问题的关键钥匙。《红莲》的故事很有这样的代表性，这是个带着悬疑和惊悚色彩的案例，那位前面提到的生活优渥的女主人公被恐怖的梦境折磨，她梦到辉煌的宫殿，曲折的通道，幽深的高墙，中国传统院落的那种月亮门，那是一个诡异的存在，暗红的月亮门在向她招手，她不敢去打开，因为她知道那扇门后是什么。为此，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她”几次在推开门的关键时刻惊醒，催眠进展受到阻滞，在催眠之外不断的辅助之后，“她”终于推开了那扇诡异的大门，那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有很大的风声，还有人的哭喊声，而在池塘中赫然只有一朵红色的莲花，一朵很大的红色的含苞待放的莲花……
从文本创作角度讲，这种诡异和惊悚的处理归根到底是为主题服务的，《催眠师手记》系列的主题并未止步于向读者介绍催眠的案例，满足某种猎奇的心理。高铭要做的更多，他要将世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这也符合心理咨询的基本原则，即心理咨询主要起作用的机制是潜意识的意识化，让内心深处看不见的“心智过程”浮现出来，通过找到这个问题的“根”，寻求最终的自我解脱。《红莲》最后的谜底揭晓了，原来女主人公在貌似“岁月静好”的“完美生活”中有着出轨的经历，她有着自己的情人，表面上是红莲噩梦让她断绝了和情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她内心中的巨大恐惧感催使她离开了情人。因为，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多次堕胎，她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成长，又嫁入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她一直在潜意识深处认为自己是杀害那些孩子的凶手。一切也都似乎迎刃而解，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她梦中曲折的路径、高耸的宫墙、暗红的大门、大量的水、含苞待放的红莲……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性隐喻，红莲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之处，她不敢直视红莲的打开，因为她不敢直面自己曾经亲手杀死的那些生命，而对怀孕和堕胎的极深恐惧，让她断绝了和情人的关系。
在《红莲》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书中催眠师的搭档对女主人公梦中红莲的最终解释。按照心理分析角度的解释，那是一种女性器官的隐喻，但在书中，高铭借心理分析师之口对红莲进行了更深的象征意义阐述，即在佛教中有八寒地狱的说法。八寒地狱的第八狱叫摩珂钵特摩，极冷，在那里被罚的人将被冻得皮肉炸裂，这个摩珂钵特摩意译成汉语就是大红莲花，那名女子害怕自己之前的多次堕胎让自己堕入八寒地狱，那红莲花就是她自己的隐喻。这个细节很值得玩味，那名女子因为城市中的所谓“成功”，貌似摆脱了之前的一切，但是只有在内心最深处，她仍然是其成长的佛教家庭的女儿，与城市化格格不入的旧有的朴素的宗教传统，让她在内心最深处对过往自己的堕胎行为无法释怀。
如果我们审视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身心分裂的情况简直就是城市病在人类身上最典型的折射。一方面，我们必须在人口极度膨胀的水泥森林中生存下去，如果可以还要尽量取得成功，为了实现这一切，所有价值观都可以进行重估和颠覆。另一方面，我们旧有的社会结构所奉行的许多价值观，虽然明显不符合城市化功利的目的，也肯定会成为角斗场中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但不能否认的是，那些旧有的价值观有很多涉及到做人的良知和底线。原本已经如此矛盾的人格又被投入到一个陌生化和彼此戒备的都市环境，人与人之间早已改变了熟人社会的信任感和亲密感，人在极度的疲惫、纠结和孤独中，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心理上的疾患。特别是工业化时代如今渐渐进入工业信息化和信息工业化时代，人们更加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传统的人类情感交互被进一步摧毁，《催眠师手记》系列中强调的情况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
让人意外的是，提到催眠我们总是会和弗洛伊德做某种联系，弗洛伊德确实在法国系统学习过当时最为流行的两大流派的催眠方法，并在很长时间内运用在他自己的治疗案例中。然而，后面的事实却是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了催眠的手段，从心理学角度说，催眠并不是从来访者内心去修正自己的问题，而是利用催眠手段本身发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弗洛伊德传》中介绍的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则更加直接，弗洛伊德通过对已被催眠对象反复言说一些概念，让被催眠对象在潜意识中种植上催眠师的想法，从而缓解所谓症状，但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正是我们要从更宏观角度讨论《催眠师手记》系列的原因，在这个系列中绝大多数来访者通过催眠找到了自己问题的根源，在这个当口，高铭作为文本创作者必然也只能选择让来访者收获自身问题解决的结局。
虽然，这和心理学事实以及现实世界的情况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是《催眠师手记》系列的硬伤，而是小说这个文体的必然。因为，从文学理论角度看，小说的主人公是需要存续的逻辑环境的，如果我们将大部分受访者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作为《催眠师手记》系列的基调，高铭也许无法最终实现文本的完成，所以他选择小说作为此书的体裁是一种正确，也许只是一种无奈的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催眠师手记》实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当下很火热的催眠概念能实现的，只是一种假性的救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一层窗户纸，但更多的情况是这两者中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就像《红莲》中的女主人公就算知道自己的噩梦象征的是什么，她又将在未来的生活中如何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呢？
这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很多心理辅导和讲座的过程，在某个时刻我们会感觉自己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了，那种畅快感和愉悦感无以言表，我们每个人距离救赎仿佛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很多人感觉自己已经得到了自我的救赎。但现实绝非那样简单，无数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回归过往，感慨懂得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症结真的在我们自身么？《地理学与生活》的作者格蒂斯夫妇曾经回答过关于在城市化进一步加剧的今天，迁移到大城市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改变命运的目标的问题，他们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进行数据比对和研究，最终从城市地理学角度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很遗憾，答案是不能。无独有偶，高铭在《催眠师手记》第二季中貌似无意地插了一个段子，无意间流露出自己“假性救赎”的认知倾向，让整个小说的主旨更具备了某种开放性：
“曾经有个人，年轻时吸毒成瘾，后来在身边人帮助下戒掉了。再后来成为一名神父。他一生都以己为鉴，劝诫了很多和他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临终前，他颤抖着说出自己的遗言：好想再吸一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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