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精神分析(霍大同)

语言与精神分析

四川大学哲学系 霍大同

第一讲

1999年3月1日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我准备讲的课的题目是“语言与精神分析”,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弗洛伊德理论与语言的关系;

2. 拉康的语言精神分析理论;

3. 对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精神分析。

这个学期可能只讲第一个方面,这一讲也就主要是介绍弗洛伊德的生平和理论。

关于弗洛伊德生平,琼斯著有三卷本的《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张燕云译《梦的释义》(辽宁出版社,1987年),车文博主编五卷本的《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1998年)后有弗洛伊德年表。

对于他的成长过程和理论创造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下面是他的一个简要的年表。

一、童年与少年

父亲娶母亲时年事已高,两个哥哥与母亲年龄相仿。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讲述了原始的类群体的状况,在这个群体中,父亲占有一切女人、禁止别的男人与女人有性关系,这引起了其它男人们即该父亲的儿子们的不满,他们杀了父亲,在庆祝胜利时他们突然心生内疚,于是决定塑造父亲的形象、时时祭祀他。这就构成了图腾的起源。同时他们还决定不与自己群体中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只与其它群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构成了禁忌的起源。图腾与禁忌的起源构成文明起源的基本内容。

有研究者认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描叙的原始群体的状况与他的早期的家庭结构类似:老父亲禁止儿子们(弗洛伊德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他本人)与女人(弗洛伊德的母亲)有性关系。

同时,犹太家庭中信旧约、其《创世纪》说,上帝先造了亚当,然后再造了夏娃。意味着父亲创造儿子或者男人,尔后再以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强调了父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作用。而在《新约》中我们看到的则主要是圣母与圣子的故事,上帝(父亲)差不多是一个虚设的遥远的存在。荣格属于新教,属于后一个宗教传统。他与弗洛伊德的分裂的背景显然潜藏着《旧约》传统与《新约》传统的对立与冲突,是这两个不同的宗教的不同的表达。

1856年5月6日,生于当时为奥地利所属的摩拉维亚的弗莱堡的一个犹太毛织品商人的家庭,排行第三,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1860年、4岁,迁至维也纳。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

二、1873至1895年,青年期教育与训练。

除了坚实的严格、系统的医学训练之外弗洛伊德还拥有一个包括文学、哲学、 逻辑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同时,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又使他深谙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他在实验室中所做出的关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当时均属第一流的成果。他因此而准备献身于生理科学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当时的奥地利教育体制下,作为教授的研究助手是没有薪俸的,而弗洛伊德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无力再向他提供在担任研究助手的所需的生活费用。经济的压力促使他不得不放弃从事纯粹研究志向、转作一位临床医生。曾有人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职业转变使人类失掉了一个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获得者,而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学科——精神分析的诞生,接受了一个精神上的蜕变的洗礼。

无论是前期的科学研究的训练、还是后期的行医经历,弗洛伊德都幸运地得到名师的指点。前期是布吕克、克劳斯、布伦坦诺等人;后期则是沙柯。同时老师兼朋友的布劳伊尔和弗利斯的友谊也对弗洛伊德最终创立精神分析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1873年、17岁,以优等成绩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接受生理学家布鲁克、动物学家克劳斯和哲学家布连坦若的教育。

1876年、20岁,进入布鲁克生理学研究室,研究低等动物的神经结构与机能。并结识布劳伊尔教授。首次发表《关于鳗的生殖腺的形式及结构》的论文。

1878年、22岁,发表论文《八目鳗的脊髓补给系统》和《甲壳虫来蛄神经细胞的研究》。(来蛄,甲壳类动物的一种,生活在淡水中、肉可食,是日希吸虫的中间宿主。)

1880年、24岁,服兵役,其间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穆勒的五篇著作,并接触到柏拉图的学说。

1881年、25岁,医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1882年、26岁,与犹太姑娘玛莎•柏内斯订婚,此后四年里写了900多封情书。这充分显示了弗洛伊德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外科工作。

1884年、28岁,转为神经科医生,发表可卡因在临床用于麻醉的研究。

1885年、29岁,秋天到巴黎留学,跟随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沙柯,研究精神病、癔症和催眠疗法。发表关于神经根的论文。

1886年、30岁,春天三月回国,四月在维也纳开私人诊所,十月在学会作《关于男性癔症》的报告。因为当时的传统看法是癔症属于妇女的疾病,故弗氏受到医学界的冷落。翻译沙柯的神经学疾病尤其有关癔症之新讲义。

1887年、31岁,与柏林朋友威廉•弗利斯建立了通信联系,此后两人讨论了精神分析在早期发展的所有问题,弗洛伊德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在临床中使用催眠术,与布劳伊尔合作,将对癔症治疗所使用的“渲泄法”改为“自由联想法”。

1888年、32岁,翻译法国精神病学家伯恩海姆的《暗示及其治疗作用》一文。1889年、33岁对一名叫杜拉的少女作了分析,首次分析了病人的梦,成为经典案例。

1891年、35岁,发表《论失语症》

三、成年期(1895至1905年),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创立期。

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关于人类精神结构的即无意识、前意识与意识的理论。由于这一理论建立在对神经症、梦和过失行为的研究的基础上,因而后三者亦顺理成章地成为精神分析的三大临床领域。

同时通过对这三大领域的研究弗洛伊德完善了以自由联想法为核心为基础的一整套分析方法与谈话治疗的手段。

在这时期的前半段,弗洛伊德总是孤独的,差不多是单枪匹马的进行研究和从事治疗实践。到后期(1902年),阿德勒等人的加入,才逐渐改变他的孤独局面,精神分析亦因此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圈子中逐渐传开。

强调了无意识中性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学者系统地讨论了性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意义。

1895年、39岁,与布劳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出版、意味着精神分析的诞生。发表《科学心理学规划》。同年彻底放弃催眠疗法、完全使用自由联想法。

1896年、40岁,首次使用“精神分析”一词,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了。

1897年、41岁,开始自我分析。

1900年、44岁,《释梦》出版,此后八年里只出售了600本。在维也纳大学开课,只有三个听众。

1902年、46岁,维也纳大学教授(有一说是副教授)。与阿德勒等四人组成精神分析周三讨论会、在弗洛伊德的家中举行。

1904年,48岁,发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研究语误与过失行为的意义。

四、 壮年期,1905至1920年,这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向深层和广度扩展的时期。

向深层的扩展以《性学三论》和《元心理学》(本有11篇,后人只找到5篇)的写作为代表,《性学三论》是对弗洛伊德从接触神经症与精神病之初就时时遇到的性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系统地阐释了与性变态有关的种种问题,正面地研究了幼儿期的性欲发展及性欲在青春期的变化,并进而有俄底浦斯情结的提出,对性欲与人格的心理性关系的如此系统的研究,这在人类认识自身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尽管弗洛伊德的观点受到了从公众到专家的广泛抨击.尽管在晚年弗洛伊德亦试图对自己的理论有一个根本性修改,然而一个新的系统性的足以替代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人格的理论迄今仍没有产生。

《元心理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战争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病人有所减少从而为他提供了空闲时间进行写作有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对本能.压抑.无意识和梦等基本概念作了理论性的系统阐述。

向广度扩展当以对达•芬奇作品的分析和《图腾与禁忌》的写作为代表,向广度的扩展是精神分析从三大临床领域扩大到人类学、神话学、文学.宗教学等领域。这一扩展意味着精神分析从个体研究与治疗的层面进到群体研究与治疗的层面。同时亦意味着精神分析的从生物学转向文献学。

同时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访美之行使精神分析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新大陆蓬勃发展.阿德勒与荣格的自立门户之举亦应视为精神分析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理论是正统的弗洛伊德的衍生物,它们不能脱离弗洛伊德理论而独立存在。

1909年,53岁,《性学三论》出版、专门探讨人类幼年的性经验。

1906年,50岁,与容格通信。

1908年,52岁,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德国举行。

1911年,55岁,应邀与荣格一起到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从此精神分析在美国展开。

1910年,54岁,分析达芬奇的作品。

1911年,55岁,与阿德勒分裂。

1913年,57岁,与容格分裂。同年出版《图腾与禁忌》,研究宗教、文化、人类学。

1915年,59岁,《元心理学》出版。

五、晚年,1920至1939年。

弗洛伊德晚年在理论上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1)生本能与死本能这一概念对子的提出,企图将早、中期提出的服从于快乐原则的性本能与自我本能都归结在生本能范畴之中,与之相对的则是死亡本能.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弗洛伊德试图将早期性欲决定人格理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框架中,是对性欲理论作一种根本性的修改的努力。但是这一努力并没有真正地彻底地完成。

(2)它我.自我.超我的概念的提出,相对于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认知性三元结构而言,它我.自我.超我的系统可以被视为人格的三元结构。然而这两个心理的三元结构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模糊的。

弗洛伊德在其晚年所做的新的理论建设的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其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体系。

1920年,64岁,《超越快乐原则》,提出生本能与死本能。

1921年,65岁,发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1923年,67岁,出版《自我与它我》,提出它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三分结构的概念。

1924年,维也纳开始筹集弗洛伊德全集。

1930年、74岁,发表《文明及其不满》,研究宗教的起源。

1937年、81岁,《有结束的分析与无结束的分析》。

1938年、82岁,纳粹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流亡到伦敦。

1939年、83岁,1939年9月23日在写一本精神分析的概论期间去世,死因是口腔癌。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用它我这个术语取代了本我这一术语。其理由在于在德语中被汉译为“本我”的单词是Es,对应于英语是Id和法语是Ca,因此我们有这样一个等式:

Id(拉丁)= Es(德文),it(英文)=es(德文),Ca(法文)=that(英文)

Id本是拉丁文,为了翻译德文的Es而被引入到英文中。而Es在德文中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中性,直译应为“它”。弗洛伊德使用Es是表示在无意识中异于自我的东西,代表着本能的冲动。字典对Id的解释是:它作为无意识的一个部份与生俱来、个人的本能的固有的冲动。可能是英语中无法翻译Es,才从拉丁语中引入Id这个词。可见,“本我”其实应译为“它我”。(也许当时译为本我是由于与“本能”有关)。开始时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一口坩锅,但在引入俄底浦斯三角结构与人格三分的结构之后,无意识就结构化了。

关于这个三分结构的其它两概念即自我与超我其在德文、英文和法文中是:

自我,Ich(德文), ego(英文), moi(法文);

超我,Uber-Ich(德文), Super-ego(英文), sur-moi(法文)。

根据三种文字的对照,它们的中文翻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参考书:

1. John Forrester,Language and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The Macmillan Press,London. 作者1949年出生在伦敦,然后在普林斯顿学哲学和科学史。现为牛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我的整个关于弗洛伊德语言学理论的演讲都以此书为蓝本,而有所增减。

2. 失语症

3. 弗洛伊德原著:

《论失语症》(未收入英文标准版)

《科学心理学规划》

《癔症研究》

《释梦》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精神分析引论》

提问

1. 三分中的关系,是否把本我改成它我意味着重点的转移?

答:改成它我,更忠实于弗洛伊德的愿意。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本能冲动异于自我的特征,由于理论的出发点是自我,弗洛伊德是站在自我三分上来谈论本能冲动的故使用Es(它我)来表示本能冲动与自我的对立性。

2. 癔症与失语症的定义是什么?失语症可以通过学习中国语言治疗吗?

答:第一个问题下一次再谈。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我所知在中国医院中对失语症患者的语言训练未分析中西语言的差别,不过中国语言中确有些东西是西方失语症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这将是对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内容之一。

3. 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了性的作用,中西如何接轨?

答: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了性的作用有其临床的因素,在强迫症、癔症中性是十分重要的,我的临床分析也如此。

但弗洛伊德忽略了亲子在性游戏(同性相吸、异性相斥)之外的亲子关系。当一个人将父母的异性者和兄弟姐妹的异性者视为性对象时而产生犯罪感之事实本身就证明规则的插入是在先的。对于异性父母、兄弟姊妹的性的兴趣是在后的。否则就无犯罪感可言我有论文《代情结》:与俄底浦斯情结相比代情结更为基本、在西方也是如此、只是表现不如在中国那么明显。

4. 能否在讲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同时也讲及现实的生活问题?

答:我收集的个案很少,而弗洛伊德收集的经典案例是其理论的必要证明。为了讲清楚其理论的观点必须举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不过可以举一些未经深入分析的例子来作为佐证。

5.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从而他本人也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他的理论的可信度有多大?

答:在你所说的假设之下其与牛顿力学的可信度一样大,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理论是真理,我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可证伪的工作假设,比如在中国我们找不到俄底浦斯神话的相似物,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被证伪了所以它是科学理论。

6. 性冲动要在它我(本我)中才可以逻辑地进入自我和超我?

答:关于自我与它我的关系请看弗洛伊德的《自我与它我》一书。它我、自我与超我之间当然有一个很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我用它我替代本我,一方面希望通过“它”字来表示三者的相异性;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我”来表示三者的相关性与统一性。

7.目前中文版本的翻译杂乱问题,您如何看待?

答:都从英文版翻译,英文与德语有差异,同时译者本人不仅不是专门搞精神分析的,而且还对精神分析持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无法有好的译本产生。

8.弗洛伊德认为女儿最初也是亲母亲的?

答: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很含混,因为在西文中“人”(比如英文的“man”)可指男人,也可指包括“男、女”在内的人类。所以弗洛伊德讲“人”对母亲怎样怎样也因此有两种可能的意思。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为了建立理论,强调性别差异。他认为女性人格发展晚于男性,但事实上相反,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漏洞。

9. 自卑情结也能解释弗洛伊德的临床问题,表明二者并列。如何看待?

答:我认为Adler可以归入精神分析理论框架中成为代情结、俄底浦斯情结之后的一个情结,即一个第三阶的情结。不过Adler理论比荣格更弱。

第二讲

1999年3月8日

上次我们通过讲述弗洛伊德的生平而讲述了精神分析的三大领域,即梦、症状和过失。从中又抽象出两个理论:第一是认知的,即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第二是人格的,即超我、自我和它我。今天再补充三点:

1. 在德语、英语和法语中,“意识”有两个含义,一是形容词的,指意识的,如英语中being conscious,二是名词的,指意识,如英语中的consciousness。前者指意识到的东西,后者指意识,两者的这种差别对于理解无意识是很重要的。因为粗略地讲,无意识是指意识不到的那些东西、那些状态、那些机制和那些心理的存在。但在中文中“意识”与“意识的”之间的区别不如上述那样显著。

2. Es(它我)的用法:根据上海译林出版社《德汉词典》,Es用于某些动词的无人称形式、表现人身感受和周围环境,例如

Es frient mich. 我感到冷。直译为:它冷我。

Es hungert mich. 我感到饿。直译为:它饿我。

由此我们猜测弗洛伊德正是利用了Es对人自身内部的生理感受和对外部环境的感受的表达作用而将其转换为对自身内部的心理感受。

3. 德语中第一人称单数的大写与小写具有不同的所指,其中小写ich相当于英语的 I,大写Ich则相当于英语的 ego。

从症状学的角度上讲,精神分析是一个治疗的理论,在最原始的形式下是一个谈话疗法(talking cure),是通过语言而不是用其它方法来治疗神经症、以消除症状的理论。在弗洛伊德之前,治疗神经症使用水疗法、电疗法等物理性疗法。当弗洛伊德引入新的疗法后,物理法作为主导方法就结束了。

医生和病人这一个对子,两者之间的一种辩证性互动,语言为媒介,从而达到疗效。目前在理论界、哲学界中话语discourse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为了理解理论的话语与治疗的话语的关系,我们要首先理解,治疗情势创造了一个治愈严重疾病的必需的条件,这一观念是怎样在弗洛伊德内心中诞生的、以及他是怎样看待这些语言、或者更一般地说所有的对治愈而言所必需的条件。

为了构造他的理论,弗洛伊德将精神psyche看作一个他所使用的全部说明性的概念的汇聚地。他描述了一个精神的机构,根据这个机构,事件被一系列数量的移动所代表或者再代表。而通常所说的移情transference,是精神机构从边周向中心的移动。移情是治疗的前提。患者有谈话的愿望、想倾述心中的痛苦和不能向其它人讲的秘密。中国人有句老话:“话不投机半句多”,而谈话的效果和话语的理论是精神分析的两个主要方面。对于语言而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语言首先指患者的自言自语或者说独白monologue。第一个例子是Breuer 的Anna O. ,中文译为安娜•欧。她是一个年青的姑娘,十分聪明,容易受暗示,富有同情心,言语和行为的风格比较夸张。(这是典型的癔症气质)。无爱情史,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极富幻想、爱做白日梦。因为父亲患胸膜脓肿,她夜里守护,而发病,癔症发作,开始治疗,近两年,分为四个阶段(典型的癔症症状):

第一阶段,潜伏期,1880年7月中旬至1880年12月。

第二阶段,显露期,1880年12月至1881年4月。各种症状,比如语言障碍,忘掉母语即德语而使用英语和法语,名词的遗忘,句法丧失,使用分词混乱;视觉障碍例如眼睛内斜视;躯体障碍例如两下肢瘫痪、左上臂麻木、右臂痉挛,等等。

第三阶段,持续期,1881年4月至1881年12月。一系列症状持续存在, 梦游状态与正常状态反复交替。

第四阶段,治愈期,1881年12月至1882年6月,上述各种症状逐渐消除。

此案例在三个方面即气质、疾病过程和症状都是典型的。在对Anna O. 这一个案的处理,Breuer 与Freud 均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如果人们成功地将脱钩的事件的记忆重新清楚地回忆起来、如果人们成功地唤起与脱钩的事件相联系的情绪、接着病人非常细节化地描述出现在头脑中的这一切、并对他们自身的情绪给予一个话语的表达,那么任何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即消失并再也不会回复。”这是他们的总结,同时这一事实也意味着两点:

1. 在治疗的过程中,词逐渐代替症状。

2. 词将它们的特殊性赋予症状。为了考虑每一个症状的特殊性,显然必须假设每一个症状都是一个话语信息的等价物:

词 = 症状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语言信息的等价物,并不是话语本身。我们在前面使用术语词与观念。因此有必要对词与观念这两个术语做一区分。粗略地说,观念idée同样表示着观念运动的思维的行动本质上构成了记忆痕迹的投注。观念被自身所编码,从而形成了一个与语言系统相似的并与语言系统联姻的系统。我们既能够在观念中看到观念所代表的对象的苍白的复制品,观念在思维的现实中有其自身的位置。观念的系统与词的表象所组成的系统是不同的。词的表象与意识相联系,而无意识却属于前语言的思想、与观念系统相匹配。

我们能够在弗洛伊德思想中找到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具有元心理学的优先权的是无意识的表象系统和一个独立的词的表象系统,对后一系统的感知对应着意识的思想。第二概念是强调意识构成了在精神分析中的唯一的参照点。精神分析的经验证据是由后一个系统即词表象系统所提供。

上述是我们所依据的书《语言与精神分析的起源》一书作者的说法。从我们的角度看它相当粗略,我们有必要对上面提出的几个概念做进一步的引证与考察:引证第一是关于复现表象(德语是,法语译为representation,英语译为presentation或者idea)。

在J. Laplanch和J.-B. Pontalis所著的《精神分析词汇》(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P.U.F.,1967,Paris)中他们定义表象“是一个哲学与心理学的经典术语,为了指示人们再现出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构成了一个思维的行动的具体内容,特别地构成了一个过去感知的再现。弗洛伊德将复现表象与情感对立起来。在心理过程中,这两个元素的每一个均经历一个不同的命运。”(VP p414)

国内有人经常将表象译为“表征”,但我感到不妥当。“征”使人联想到特征、有反思性的含义;而表象则是感知性的东西。它包括物表象 thing presentation和 词表象 word presentation。“在梦的元心理学的文献中,后两个术语被弗洛伊德利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象。其一在本质上是视觉的、源于事物,其一在本质上是听觉的、源于词语。这种区别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具有元心理学的意义。从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联结对应着前意识-意识系统到无意识系统的联结,后者只包括物表象。”(p417)压抑就在于割断事物的复现表象与词的复现表象的联系.亦即割断前意识-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结。

因此我们有如下的公式:

词表象 意识

------------- == ------------ (前意识)

物表象 无意识

上述公式中,中间的横线代表压抑、检查机制和前意识系统。等号的左边是材料的,内容性的,右边是概念的、理论的。左边的式子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

物表象2 + 词表象

-------------------------------

物表象2 + 物表象1

物表象2是可以翻转为词表象或直接进入意识。

《精神分析词汇》的作者们进一步指出:“物表象与词表象的区别来自于年青的弗洛伊德对失语症的研究。物表象的观念很早就与一个非常相邻的术语——记忆痕迹(trace mnesique)——一起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由弗洛伊德给予的最为确切的定义是: ‘在事物的直接的记忆象之外,事物的表象构成一种投注、一种远离事物的直接记忆象的但又来源于这些记忆象的记忆痕迹的投注’。

这个定义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1) 表象很清楚地与记忆痕迹相区别,前者再投注、再现了仅仅是事物的简单登录的后者。

2) 物表象并不包括事物整体的精神类似物。事物的因自身的不同方面而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系统与各种不同的联合情结中。

词表象被引进在一个将话语叙述与意识的觉悟联结起来的概念中。在《科学心理学规划》中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在与一个言词表象相联系时,记忆象才能获得意识的特殊性质的征兆。这一看法是理解从原初过程到次级过程的转变、从知觉的同一性到思维的同一性的转变。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无意识》(1915)这篇文章中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其区域性价值:意识的表象包括了物表象和与这相联的词表象,无意识只包括物表象。至于词表象怎样与词表象所代表的前词语的意义相联系?物表象与词表象和知觉这间有何关系?什么条件可以赋与它们一个幻觉的在场(即怎样区别一真实的物表象与一个虚幻的物表象——译者注)?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确定它们相对于语言符号的优势地位?弗洛伊德都做了若干努力以回答上述问题。”(《精神分析词汇》,P417-418)

语言符号更为抽象,而词表象则更为具象、更为情感化、个人化。但另一方面,词表象、物表象与情感是不同的东西。

提问

1. 无意识中的物表象2是未被压抑的部份、构成了属于意识的部份。

答:对于属于视觉的物表象而言,其能够被语言表达等价于能够被意识。

2. 前思维与前语言的区别?

答:要区分知觉与思维,首先存在对外的知觉,除此之外有一个对内的知觉——看到图像浮现出来、能感知到,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上,思维是把这些本质上是视觉的或者主要是视觉图像的重新整合、重新组织的一个过程。前语言的感知觉是未与语言匹配但仍然有组织的外与内的感知觉。

3. 词表象与词有何不同?

答:词表象强调被意识到的、被听到(在脑中)这样一个词的听觉特征。语言是第二阶的东西,它不能从外部直接越过压抑机制,所以只能通过换喻和隐喻的方法才能曲折地下去。我们不能告诉病人他所压抑的物表象而达到治病的效果。

4. 拉康如何看待词表象与物表象的?

答:拉康没有涉及物表象.词表象他所涉及的是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不过我们显然可以将这两个对子并列起来,比如我们可以说,在索绪尔那里,是这样的:

物表象 所指

------------- --------------

词表象 能指

到了拉康,做了颠倒:

词表象 能指 意识

---------------- ---------- ------------------

物表象 所指 无意识

理论话语:理论构造。

治疗话语:在临床中如何使压抑了的东西被回忆起来。

5. 请问失语症能用笔写他所失去的语言吗?

答:失语症有各种类型,失讲、失写、失听、失看。如果患者没患失写症那么他就能书写。

6.请解释一下投注是什么意思?

法文Investissement(英文cathexis)中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指陈如下一个事实,即某一个心理能量与一个复现表象或一组复现表象一某一部分.一个客体等等之间的联结的事实。

 

第三讲

1999年3月15日

今天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讲癔症,也就是专门讲一下癔症的历史和理论。在19世纪末,有一个叫沙可的法国精神病学家,他是当时的国际精神病学界最伟大的专家。在他的影响之下,人们从医学思想和解剖学的方法这两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歇斯底里的解释,人们将解决歇斯底里的方法集中在两个方面:1.在没有器官损伤的情况下,将歇斯底里的症状与暗示和自我暗示联系起来,并非常注意外部刺激对病人的影响、由此造成了歇斯底里的一个相当主要的原因;2.给予歇斯底里以其它疾病相同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它的症状有着一个与神经学方面的疾病那样的确定性,如花粉过敏。

这是在沙可的影响下国际精神病学界对歇斯底里的两个基本态度。相反,弗洛伊德和布劳伊尔在结束安娜•欧的个案之后则认为,如果患者非常细节化地回忆起创伤的经历和情绪,则症状就会消失:强调了语言的力量。相对于沙可,弗洛伊德更强调词的力量。弗洛伊德说:“词构成了精神治疗的本质性的工具。外行人很难理解精神与身体上的病理性躁动怎样能被简单的词所消解。他有一种被要求去相信巫术的感觉,如果真的如此,则他离真理不太远,因为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词并非其它的东西、仅仅是弱化了的巫术”。(S.E., VII,p283)

1885年沙可写了《论癔症治疗中的隔离》一文,认为青春期病人的隔离构成了治愈最复杂的癔症的必要的而且经常亦是充分的条件。他举了一个厌食症的例子。一个13岁的小姑娘的父亲从他所生活的外省给沙可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的女儿的情况。沙可回信说:“一个简单的将孩子从外省送到巴黎的行动是没有用的,我希望您将孩子送到巴黎后,将她安置到我们的某个水疗机构中,然后离开她或者至少让她相信您们已经离开巴黎,余下的均由我来负责。”

在将孩子送到巴黎的某个水疗机构后,其父母一方面与沙可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又停留在巴黎照顾孩子,并没按照沙可的吩咐去做。几经周折,小姑娘的父母终于同意了沙可的建议、离开巴黎回家乡去了。

在其走后的当天下午,小姑娘不停地哭了一个小时。之后,她开始吃东西。十四天后她重新找到了足够的力量并坐了起来,两个月后她几乎完全康复了。

当沙可问小姑娘时,她向他吐露了真情:“在爸妈未离开我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还未取得胜利时,我想我的病并不十分严重。由于吃东西让我感到恶心,所以我不吃。但当我看到你是这里的权威人物时,我害怕了,所以尽管仍厌恶,但我还是开始吃东西了。”

从我们的立场看,隔离治疗显然属于心理治疗。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病人所感到的畏惧与医生所起的权威作用。同时,还有在孩子与其双亲之间的复杂的家庭情结。但是沙可并未从该案例中提取出任何的理论性结论。他仍然坚持自我暗示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但我们对于小姑娘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她身上发生的情感平衡的改善是源于医生的在场,同时医生的出现又宣布了其父母的缺席。

弗洛伊德注意到,在这个例子中,是医生给予的命令及其话语的效果才是主要的东西。他将重点移置到词的力量上。治疗的成功依赖于患者自己能否将词放置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的能力,正是这一“恰当的位置”的隐喻使弗洛伊德开始与沙可的神经学概念拉开距离。一当患者的词语与他的疾病是不可分离之时,神经系统就显示出它无力满足于这些词语的定位。也正是这一关于词语定位与神经系统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弗洛伊德的关于失语症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癔症作为神经症的典型在临床的名单上代表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症状,但是它们可以被归纳为两个被很好地确定的主要的症状形式:一是转换性癔症,在该症中心理的冲突被各种不同的身体的症状所象征,这些症状是阵发性的(比如戏剧化的情绪性喊叫),或者持续时间更长的(比如感知缺失、癔症性瘫痪等等)。

二是焦虑性癔症,在该症中,焦虑以很稳定或者不甚稳定的方式与外部的某一对象相联系。

正是在弗洛伊德发现了转换性癔症的主要的症状的特征的前提之下,精神分析才能够赋予五花八门的癔症变体以一个相同的结构,这一结构甚至会在恐怖性症状与明显的转换性症状不在场的情况下,在人格的组织与存在的模式中显示出来。

癔症的独特性能够在某一认同类型和某些心理机制比如压抑中找,也能在俄底浦斯冲突中找到。后者原则上在性的和口腔的力比多登录中表现出来。

在弗洛伊德的最初工作中转换性癔症的术语并没被利用,但他所使用的转换性机制这一概念则刻划了癔症的一般性特征。通过小汉斯的分析(弗洛伊德的朋友的小孩,他有广场恐怖、怕马、怕长颈鹿、狮子。其父作了详细记录,首次发现其对父母的性的恐惧、再投射到动物身上),弗洛伊德在一个“焦虑性癔症”的名义下将恐怖的症候与癔症联系起来。转换性癔症的术语的出现是为指示一种癔症的形式:“存在着一个没有任何焦虑的纯粹的转换性癔症,这如同存在着一个简单的焦虑性癔症那样。后者由焦虑的感觉和恐惧所表现,而没有任何转换的加入。”(S.E.,X,p116)

转换(conversion)是在癔症与特别的是在转换性癔症中起作用的症状形成机制。它包括在躯体症状,运动(比如麻庳、瘫痪)或者感觉(比如感觉缺失与局部的疼痛感)症状中的一个心理冲突的转置和解决这一冲突的努力。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转换的术语与一个经济的概念相关联,与被压抑的表象脱开的力比多被转换成神经分布的能量。但是规定转换性症状的是它们的象征意义,“它们是通过身体表达了被压抑的表象”。(S.E.,X,p104)

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是弗洛伊德引入的一个术语,目的是为了分离出一个其症状中心是恐怖的神经症和为了强调它与转换性癔症在结构上的类似性。

焦虑性癔症这一术语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是由W.Stekel根据弗洛伊德的建议在其《神经性焦虑的状态及其治疗》中引入的。这一术语学上的革新的理由在于:A)恐怖症的症状存在于不同的神经与精神疾病中,人们能够在强迫性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中观察到它们,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甚至在焦虑性神经症中人们也能够看到恐怖形式的某些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在《小汉斯》中弗洛伊德认为人们不能够将恐惧视为一个独立的病理学过程的理由(S.E.,X,p115);B)然而存在着一种神经症,在该症中恐怖构成了中心的症状。弗洛伊德在最初并未将它分离出来,在他的第一批概念中恐怖或者与强迫症相联、或者如同现实神经症那样与焦虑神经症相关联。是小汉斯的分析向他提供了一个详细说明恐惧神经症的机会和指出其与转换性神经症结构类似的机会。

事实上,在两者中压抑的行动在本质上均趋于将情感从表象中剥离出来,但是弗洛伊德仍然强调一个本质性差异:“在焦虑性癔症中,因压抑而脱离了病原材料的力比多并没有被转换……而是在焦虑的形式下被释放。”(S.E., X,p115)恐惧症状的形成在一个精神工作中找到了它的起源。这一精神工作的最初实施就是为了将处于自由状态的焦虑重新精神性地聚合起来。因此“焦虑性癔症总是更多地向恐惧的方面发展”。(S.E., X,p116)

弗洛伊德在最终将转换性癔症与焦虑性癔症作为癔症的两个基本形式之前还使用了一些其它的癔症概念,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

类催眠癔症(hypnoid hysteria),它是由布劳伊尔与弗洛伊德在1894到1895年时使用的术语,用来表示在类催眠状态中找到其根源的癔症形式。患者不能够在这些状态中将突然来到的表象整合到自身和自己的历史中。这些表象因而形成了一个分离的、无意识的、易于激起病原性结果的精神性集合。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类催眠仅仅是在停滞性癔症,尤其是防御性癔症旁边的一个癔症形式。这一看法导致了他对该癔症形式的限制并进而否定了相对于防御性癔症的类催眠状态的作用。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癔症概念是停滞性癔症(retention hyste-ria)。 它是一种由布劳伊尔与弗洛伊德在1894至1895年提出的区别于类催眠癔症和防御性癔症的癔症形式。它的病原学特征由如下一个事实所给定:情感在不利的外部情势作用下不能够被渲泄。停滞性癔症的概念的很快消失,是因为弗洛伊德在希望考查到停滞现象之时他遇到了防御机制。

第三个是防御性癔症(defence hysteria)。它是一种由弗洛伊德在1894至1896年引入的、区别于另外两种形式的癔症(即类催眠癔症和停滞性癔症)的癔症形式。它被患者实施的反对极易激起不快乐情感的表象的防御性活动所规定。当弗洛伊德认识到在每一个癔症案例中防御都起着作用时他就不再使用防御性癔症的术语及他所假设的区别。

上述关于癔症类型的解释引自J.Laplanche et J.-B.Pontalis所著《精神分析词汇》的有关条文。

根据上述关于癔症诸症状的形式的解释,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德的癔症理论归结为如下一个概略性图式:

提问

1. 什么是现实性神经症?

答:现实事件引起的神经症,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期的性幻想仍然是其致病的根源。

2. 在强迫症与癔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答:有一种类似性,比如杨彦春博士对强迫症的分类中表明强迫症也可有抽搐和其它躯体症状,这与转换性癔症有相似之处。

3. 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有什么区别?

答:神经症性焦虑是纯粹的焦虑、是无对象性的,现实性焦虑是有对象的、是恐惧的、是应激性的。当然在现实性焦虑中,有时候焦虑的对象也是一种替换,在此意义上它与神经症性焦虑在机制上有相似之处。

4. 现实的恐怖也有无意识的原因,对吗?

答:对的。

5. 癔症与少年期的经验有关吗?

答:不仅有关,而且少年期的创伤性经验通常导致癔症的第一次发作,比如在杜拉的例子中。

6. 癔症治疗是否采用心理治疗?

答:精神分析最初的也是最有效的治疗对象就是癔症。

7. 转换性癔症与焦虑性癔症有交叉吗?可以相互转化吗?

答:在临床的水平上二者既可以同时存在,又可以相互转化。

8. 二者都是力比多的特殊释放形式吗?

答:是的。

9. 药物使焦虑性癔症向转换性癔症转化,前者吃药后不焦虑但仍有肢体的抽搐,对吗?

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吃了抗焦虑的药物,从而使焦虑状态消失,但是病原性因素并未消除,从而导致了向躯体的转换和退行。

10、中国人的癔症也是性的?

答:从症状上讲中国人的癔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性方面的问题。

第四讲

1999年3月22日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失语症(aphasia)。自19世纪末以来,失语症的研究代表着科学的诸学科的汇合点。弗洛伊德对失语症的研究属于最初的企图对该问题作出一个全面评估的努力之一。在1891年弗洛伊德的《论失语症》(On Aphasia)出版之后,清楚地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且研究方法亦更精确的研究是由二十世纪另外几个哲学家、语言学家比如伯格森、卡西尔和雅各布逊等做出的。

伯格森Bergson(1859-1941),法国人,生命哲学的创立者。著有《创造力的进化》(1907)、《精神的能量》(1919)、《思想与运动》(1934)等书。他在其《物质与记忆》(1896)讨论了失语症的问题。

卡西尔Cassier(1874-1945),德国人,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之后逐渐创立了他的所谓的“文化哲学体系”。一生著述多达一百二十种,与我们主题有关的是《知识哲学的问题:从黑格尔以来的科学与历史》(1905)。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人论》和《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语言、第二卷关于神话思维、第三卷认识的现象学)等。现有汉译本《神话思维》(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人论》(1985,上海译文出版社)。

雅各布逊Jackobson(1896-?),生于莫斯科。是俄国的形式主义的创始人,后又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1941年写了《儿童语言、失语症和音位的普遍原则》。二战期间雅各布逊到了美国,认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y—Strauss)。后者把前者的观点引入人类学、从而创造了结构主义人类学。然后,拉康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观点引入精神分析。

失语症的理论处在医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四个学科的结合部,只有卡西尔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结合是一个已存在的事实,四个学科都应平等地纳入考虑,每一个均须向其它学科借用一定数量的概念。而雅各布逊的工作所证实的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认识论实体上的话语单位的必须性。

拉康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以更为确切的方法在心理学和哲学方面去理解雅各布逊的概念。拉康的这种语言学的、病理学的、心理学的和哲学的努力构成了对弗洛伊德最初工作的回应、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概念性基础。在这一概念性联结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建设而言具有本质的意义,拉康的“回归弗洛伊德”除了代表一个雄辩术的突发之外,它还隐蔽了一个精神分析的异端。换言之,在弗洛伊德之后有种种学派,而只有拉康的贡献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失语症研究简史:

在十九世纪末,有两个题目似乎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大脑定位理论,另一个是观念联想学说。

法国医生布洛卡(P.Broca,1824-1888),他出生在法国,获巴黎大学医学学位,是著名外科医生。1861年在巴黎近郊一所医院服务,遇到一位精神失常的病人,其发音器官正常而不能言语(除了发“TAN”音之外),只能用手势作语意表达。五天之后该病人死亡,布洛卡解剖了死者的大脑,发现其左半球前叶靠近侧裂上方区域已损坏。因而认定是造成该病人生前丧失语言能力的原因。布洛卡将此发现撰写成研究报告并提交给法国人类学会。布洛卡在该文中论证,谈话功能的严重减退无可怀疑地同大脑左半球额叶中部(即额叶第三沟回)的损害直接相关。

187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威尼克( K.Wernicke,1848-1905)采纳了布洛卡的结论, 将语言的发音功能定位于左半球的第2、第3颞回上,并且在诊疗学的临床实体与大脑的某一单位之间建立起联系。接着他指出了两个挛生范畴的存在,即感知性失语与运动性失语这两个挛生范畴的存在。他的工作允许人们建立起一个作为临床研究的秩序的图式。这一图式代表了大脑的不同的解剖学范围内的各个中枢的空间关系,而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则由这种空间关系叠合在一起而形成。

下面是布洛卡区即语言的运动区和威尼克区即语言的感知区二者在大脑中的解剖学位置。

引自《The Encyclopedi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Edited by Rom Harré and Roger Lamb, Basil Blackwell, Oxford, England, 1983, P.62

临床的实体与解剖学定位之间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隐藏的语言功能理论上的,而这一理论又是以神经系统反射弧的概念为其模型的,而反射弧概念又以观念联想学说为基础。因此我们有如下图式:

临床实体 解剖定位

(损伤)

在话语产生中的功能性隔离

建立在观念联想理论上的反射弧学说

失语症症状分类:

我们根据弗洛伊德《论失语》一书将各种不同的失语症介绍如下。

在感知性失语的范畴中应有两个不同的次范畴:(1)语聋,患者再也不能够理解别人对他们讲的东西,尽管他们仍然保留有听觉和一个正常的智力,语言对他们如同混乱的声音。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语汇仍然保持着,尽管语聋经常伴随着语言的运动性障碍即语言错乱。它在于为了表达思想时的词的不确切使用,而患者自身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这种语言错乱可发展到语言的完全颠倒,令人认为是一种精神性疾病。(2)词盲,或者更准确地说字盲。尽管患者拥有一个很好的语言能力但他们不能认识书写符号和印刷符号的意义,尽管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符号。他们不能读或者他们使用一个机械的抄写那些独立的字母(在中文中是独立的笔划)的方法来读。这种词盲有时是仅对音节而言,孤立的字母仍然能够认识,但有时则连孤立的字母亦不认识。词盲似乎总是伴随着视域的单侧性缩小。

在运动性失语范畴中亦有两个次范畴:(1)真正的运动性失语(语言不能)是最为频繁出现的语言障碍并且很容易表现为一个纯粹的状态,它以词汇的删除与减少为特征。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患者只有手势,在另一些例子中患者固定地利用某些音节、某些独立的词或者某些句子来回答所有的提问。尽管患者能够充分的意识到他的表达的不完全性,并且为自己不能够说出比那些刻板的公式化的语句更多的东西而痛苦。患者的语言经常就简单到仅为“是”或者“不是”或者一些独立的音节比如“tan-tan”,“akoko”等等。 (2)失写症或者沙可的一个精彩的表达“手的失语症”。它很少表现为一个纯粹的形式,在人们要求患者书写时,患者仅能写出一些没有联系的、荒谬的笔划。但患者经常能够根据口授而正确地书写,或者正确地模仿所提供的字。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传导性失语范畴,它包括在各个中枢(听、说、读、写)之间的联结的损坏和各个中枢与各个感觉及运动器官(耳、口、眼、手)之间的联结的损坏而引起的诸种失语症状。

我们可以将上述范畴图示如下(见于下页)。 [1]

从失语症到癔症:

临床实体与解剖学定位的一致性建立在涉及话语的生理学假设之上,而话语又以观念的心理学为基础。在威尼克之后人们继续做失语症的研究。其中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雅克逊(Jackson,1835-1911)尤为著名。他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应是命题或句子而非词,换言之,语言为了其存在要求有一个结构和句法。

命题或句子如同一个单位的理论引出了在赋予意义的表达与意义缺失的表达 [2]之间的结构性区别。在症状与话语之间的对立形式中弗洛伊德借用了这一区别并将其应用到癔症的研究中。

例如,在著名的安娜•欧案例中,其病程的四个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即发作期)有癔症性失语。布劳伊尔描述到:在她的语言中出现了深度的功能性组织不良,表现为(a)找不到恰当的词,这种困难逐渐增多;(b)其后她丧失了运用语法和句法规则的能力,不会动词变位,最后发展到只会用不定式,在有规则变化的过去分词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形式,而且省略了定冠词和不定冠词;(c)随着时间的发展,她几乎不能使用语言,费力地用四、五种语言来表达她想说的意思,但日益让人难以理解;(d)当她想写字时亦使用同样的乱语;(e)两周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说话,尽管她极力想要说,但却不能发出哪怕是一个音节。也就在此时她的疾病的心理机制变得清楚起来,布劳伊尔猜测她因为某件事而十分恼怒、而且决定不再说此事。布劳伊尔猜测到她的这种内心活动并催促她说出来,从而作用于她的语言表达的抑制就消失。(f)在言语错乱消失之后她却只能讲英语并完全意识不到,只有在几个月之后布劳伊尔才使她相信她在使用英语说话。

另外一种心理性失语形式是在焦虑与恐怖状态中表现出的失语。患者不断地机械地重复一句话或几句话,比如我的一个强迫症病人在分析中不断地说“这很脏、这很脏”,以及弗洛伊德的病人埃米•冯夫人不断地重复刻板的简单的话语,她每隔两三分钟就会大声叫喊:“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慢性癔症的失语症状的显现与大脑器官受损所导致的失语症的重复性话语具有惊人的类似。它是关于一个已被赋予了意义的、但又被它的偶然因素的动力学结构所切割了的一个语言的片断。因为某些不同的理由,这一语言片断失掉了它所具有的意义。在与语言相比较的情势下,一方面是代表被剥夺了意义的症状概念,另一方面是这些相同的症状在它们构成了一个言语的表达和一个思想的表达的等价物的范围内拥有一个意义,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冲突。

在此意义上精神分析的实践使用了两个方法:(1)找到症状的语言翻译;(2)重新找到这一翻译的所属于的那一时刻。这两者作为一个对子代表了唯一的调查方法的两个不可分裂的侧面。

弗洛伊德为了建立一个病理学单位与解剖学单位之间的同一性,将观念的联想理论视为失语症的理论的中心。他强调了感知材料的可结合性。每一个感知都被编码,感知的整体构成一个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个体的因素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是因为那些复合的观念联合才构成了神经元信息的携带者。同样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联想主义已经超越了原子论而跨向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原则上重新提出所有的表象均无例外地被编码,如同它们是一种语言那样。

是神经元信息的编码构成了一个结构、一个关系的系统。因此,弗洛伊德的这一联想主义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与古典联想主义的区别。前者将最高权力归约到知觉的元素上,从而强调了任意元素的结构性,这里的所谓任意性(arbitrariness)是指每一个元素只有在被它与其它元素的关系所定义之后它才拥有信息的价值。

在这里,弗洛伊德是一个二元论主义者。他强调了表象与由表象所代表的对象的区别,并选择了翻译的方式——就是在知觉自己的语言中翻译整个知觉 [3],而它自身的语言与神经系统固有特征仅有很少的关系。在弗洛伊德提出的系统中,他拒绝了在语言水平上乃至于解剖学水平上的“中枢”的概念。他提出了“语言区”的概念,从而打开了语言的自由空间。一个“语言区”的概念被视为弗洛伊德对失语症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

弗洛伊德使用了雅克逊功能退行的理论。为了解释失语症某些形式中的语言功能的消失,不同的失语症退行到不同的语言学习阶段。首先是感知和听觉中枢,其次是运动中枢,接下来是视觉中枢,最后是书写中枢。越后获得的功能,越不稳定,越易受创伤而丧失。越前获得的功能,越稳定,越不易受创伤而丧失。

弗洛伊德拒绝了威尼克提出的感知性失语症与运动性失语症的范畴,重新引出一些区别并将它们作为语言的心理学的出发点。他说:“‘词’是语言的功能单位,‘词’是由听觉、视觉及运动因素构成的复杂的心理表象”。(On Aphasia p73)他的论证引导出一个物表象与词表象之间的关系,其图示如下:

词表象如同一个封闭的表象群,相反,物表象如同一个开放的表象群。词表象并非通过它的全部构成成份与物表象发生联系,而仅仅通过它的听觉表象与物表象发生联系。在物表象中,是视觉映象与代表词的听觉映象相同的方式表示着客体。但言词的听觉映象与另外一些客体的联想群的关系并没有指明。

因此,词是一个复杂的表象,由上述所指示的各种映象所组成。换言之,词对应着一个复杂的联想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述列举的由视觉、听觉与运动觉而来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到一起。

根据弗洛伊德的假设,是听觉映象构成了词的中心地位。词的原始意义是最初在学习该词时同词相联结的意义。同样的,是客体的视觉方面代表着事物联想的最重要部份。这个模型允许弗洛伊德重新定义威尼克的两个失语范畴,用言语性失语与说示不能性失语替代之。这两个范畴是不对称的:

(1)一方面在言语性失语症中,紊乱仅存在于词表象的各个被孤立的元素之间的联想中。

(2)另一方面在说示不能性失语症中,紊乱同时存在于词表象和物表象中。

这一图示就将“词/物”的二元主义同时放置在对失语症的研究与心理主义的理论的中心位置。

弗洛伊德并非要否认在大脑解剖学与失语症的关系,相反地,他相当多的论证均是以仔细检查创伤性区域为其出发点的。他强调的是给予影响一个复杂精神活动紊乱以一个确切大脑定位的困难。其次他指出在人们承认紊乱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器官性的时候,心理学的调节原则远比生理学的调节原则更为重要。心理学调节原则建筑在雅克逊的功能进化主义与穆勒(J. S. Mill,1806-1873)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基础上,其目标在于终结当时德国 医学界盛行的大脑病理学的器官简化主义。弗洛伊德这一观点可以图示如下:

词的表象系统(层次2)

物的联想系统(层次1)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此后失语症被归结为在相互独立的表象系统内部产生的紊乱与障碍。同时“语言机构”成为在以后的《释梦》第七章中所描绘的心理机构的第一个提法。它们又构成了一个自主的表象系统。在第二个机构中,词的表象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心理学纲要》、《释梦》、《自我与它我》、《精神分析纲要》中被命名为言语痕迹系统。

提问

1. 癔症与失语症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答:癔症与失语症并不一定具有内在联系。严格意义的失语症是大脑损伤所造成的,在无器官性损伤的癔症中也所表现出来的失语是压抑的产物,这意味着知觉的心理系统对于神经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和二者(至少)在功能上的相互对应性。

2. 每个人都有语误、压抑,所以每个人都有失语。“说不出”是什

么意思?可以替他说出来吗?

答:“说不出”指在其大脑中间已经浮现出要想说的物表象,但无法用词表象去表达它。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我们要求被分析者说出浮现在其脑海中的一切东西。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帮助被分析者克服抵抗而说出所有的涌现在脑海的这些东西,而不是替他说出他想说的和应该说的东西。但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被分析者在竭尽全力地去说已处在他的舌尖上的东西而仍然无法说出来之时,分析家可以隐喻与换喻甚至直喻的方式“替他说”出来,但是这种替他说出来的方法的目的仍然是让被分析者自由地说,因为分析的基本准则是“让他说”而不是“替他说”。

3. 文盲与失语有何种关系?

答:我们的图示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二者的关系,即是说,文盲只有属于一阶的失语症,它包括语聋、言语不能以及与听、说相关的障碍。

4、儿童只有物表象吗?他们有压抑吗?

答:在儿童没有习得语言之前,他们当然只有物表象而没有词表象。根据弗洛伊德及拉康的观点,在儿童3-5岁时,即在其俄底浦斯情结期和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压抑机制就逐渐形成。但是这只是指次发性压抑而言,而原发性压抑则在孩子的诞生之时就已经发生。

第五讲

1999年3月29日

关于失语症的研究允许弗洛伊德拥有一个独立于神经系统结构的表象心理学。后者由两个不同的表象即词表象和物表象的构成。这两个系统具有一个独立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秩序与编码。

在1893年即弗洛伊德希望证实相对于神经系统的解剖学而言的癔症创伤的独立性的年代,弗洛伊德已经提出了这一与失语症相关的癔症创伤的独立性。弗洛伊德开辟了一条理解作为观念创伤的癔症的道路。在癔症中,如同在失语症中那样,被创伤所影响的是表象的两个系统。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那些要么是过度的兴奋,要么是非联想制作对象的经验构成了创伤性事件。这些事件最初是思想,患者改变了这些思想,因而这些思想不能够为言语所表达,它们仅能以症状的形式被弥补。谈话治疗就在于让创伤的记忆重复出现,并将它翻译为言词。

弗洛伊德说:“如果患者在他面前看到某些具有很强烈的情绪色彩的事物时,我们会观察到他完全处在被某一个情绪所控制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强迫他将这一情绪翻译为言词,我们将观察到这一剧烈情绪在他身上出现的那一刻,构成他的痛苦的经验以一个非常突出的方式重新出现。从这一刻起,症状作为长期的临床表现就消失了。据此,一个仅有的讲得过去的假设应是,心理的创伤在患者身上仍继续处在活跃的状态中,癔症现象亦如此,以至于当患者能够讲述它时,它就消失了。”(S.E.,III,p35)

有时弗洛伊德似乎要想说,一当视觉记忆被翻译成言词,它自身就自动地消失了。

作为被翻译成言词的对象,是已被置换成症状的那一份情感与那一个记忆。症状本身是这些已经失掉了言词的表达。同样,在物与词的表象系统中,其所发生的是特定的词表象与特定的对象的联结之间的关系被拒绝,通过一个与弗洛伊德命名为象征性失语相类似的机制而被拒绝。在这一拒绝之后,在更早期所获得的低级功能就开始起作用:言词在身体中而非在声音中找到了它们自己的位置,它们变成了动作,变成了行为。

症状的形成是在一个启动的原因——通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与被压抑的记忆发生共鸣时。这可以追述到比如青春期,被压抑的记忆自身联结着一个幼年的、以相同方式所压抑的性经验的记忆。一个现实的表象与那些被压抑在无意识记忆中的记忆相联结的表象混淆在一起,因而不能被言说的意识所调节、所影响。癔症源于一个将这些表象翻译成言语的意识的不能。然而,这种能力仅仅相对于个人生命中那一个没有能力将某个表象翻译成言说意识的阶段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亦即直到四岁时,这种能力才显得有价值。一个弗洛伊德的最初假设之一是,在性特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展的阶段中,即一直到四岁时,这种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这里,根据弗洛伊德对其病人的观察,年龄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癔症的表象据其起源,总是具有一个可以追溯到早年的性经验。无能力将这一经验翻译成言词构成了倾向于癔症廪性的条件。同样,将这一经验的记忆翻译成言词的能力构成了能让癔症症状缓解的必须条件。如果一个给定的事件是病理学的,是因为在它产生的那一刻就不可能将它与词的表象联结起来。在分析中的构造和再回忆过程提示了这一点。患者以宣称他们从来没有任何记忆的方式接受了分析家的构造。

“是必须否认这一似乎是无理由的再认的言误,还是我们必须假设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思想,是一些仅仅具有存在的可能性的思想,以至于治疗是通过一个并没马上产生的心理行为的实现而被实施。”(S.E.,II,300)

正是在这一点上推理链条的缺环就显示出来。一方面,一个症状的意义和与其相联系的记忆的整体,在与儿童期中突然出现的事件相匹配的意义上,被视为是具有其根源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一事件并没有产生过,或者更明确地说,与给定事件相匹配的意义从来说没有产生过。这是因为在当时缺乏允许这一意义出现的时间,这些思想因而仅仅作为潜在性而存在:言词并没有产生。但是症状自身似乎证明了某一个言词置换的因素,这一因素影响了某些先在的意义。

我们在弗洛伊德当时所使用的语言中,发现他试图解决这一假设中的悖论。根据这一假设,一个幼年期的记忆仅仅是只有单一登录的对象,它与重复若干次的登录并为普通记忆所利用的登录是不同的。原始的,在幼年期意外发生的记忆是一些不能享有允许一个正常记忆构成的重复性登录的记忆。它们在语言系统构成之前就已经被安置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确是具有一个存在,还是它们仅仅具有存在的潜在性?

弗洛伊德转变了这个关于记忆与构造所救助的元素存在的潜在性的重点。强调了另外两个特征:记忆的重要性与经验的系统化特征。压抑实施于记忆而非感知。对弗洛伊德而言,记忆构成其本质性概念的问题在于是幻想的记忆还是真实事件的记忆。

第二点是,如果如前所述,患者不能回忆起事件,并在由分析家向其提供的有关该事件的全部痕迹的驱使下,假设该事件的确是发生过。这自然是关于一个真实事件还是一个幻想事件的问题。但是,如果记忆没有被唤起时,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分析家应该承认这一事件?弗洛伊德提出一个假设,如果任意一个心理行动并没有在希望的时刻产生,治疗就在于弥补这一欠缺。弗洛伊德有整整一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经验是不可思想的,为什么它们仅仅只在已被组成一个心理系统的经验的结构中留下了一个空缺(lack)。

第一个理由是,心智并不处理允许其思想这样一个思想的智力材料。小汉斯之所以没有获得一个关于性关系本质的结论是因为其智力上的困难所致。

第二个理由是,某些主题本身就是思想过程难以对付的。在这一范畴中,性欲或者性征是最为重要的主题。在弗洛伊德的整个写作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观念,即性欲起源于心理机构的某一迟缓部分、起源于思想的一个缺失。

第三个理由是,弗洛伊德在由智力困难而有的无能力与前语言阶段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认为某些事件之所以不能被思想,是因为允许思考它们的言语性残存物不能够被利用,更一般地说,缺失是由一个登录系统的失败所导致,失败禁止了言语性残存物系统的进入。

第四个理由是,分析允许个人去思想不能思想的东西,即幼年的经验。这一思想浮现于脑海的不能思想之物的可能性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重新体验其诞生的经验。或者企图想象与一个纯粹的缺失不一样的死亡状况。这样一些经验之所以是不能被思想的,是因为它们所涉及到的是一些在过去生活中语言没有介入的经验。

在1915年弗洛伊德以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假设。根据这一假设,是翻译成言词的缺失规定了一个无意识的表象;是这些不能找到一个言词的表达的表象构成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的核心。但是这一个观点事先就已经与神经症的年代学限制相联系。神经症最初的倾向、易于感染的经验、首次创伤等都必然产生在表象能够被翻译成言词之前的年代。

弗洛伊德一直在寻找属于智力序列的时间确定性,他提出了不同的假设。而在1925年左右他提出的关于性冲动演化的不同阶段,是对该问题的回答的努力之一。但在1897年,他依据自己的自我分析而提出了另一个时间性原因。

“出现在我脑海的是仅有的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观点。我在我身上找到了我对我母亲爱的情感和对于我父亲的嫉妨的情感。我认为这些情感是所有的孩子都共同具有的,即使它们的出现并不象具有癔症的孩子那么早” (S.E.,I,205)。

这一俄底浦斯式的欲望的假设满足了将生命冲动的进化与语言功能的智力进化联系起来的需要。弗洛伊德在寻找一个应对神经症负责的年代学的原因。直到最后,在弗洛伊德著作中仍保留的假设是,性具有一些智力没有能力理解的特征。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对在一个性别和另一个性别中关于男性生殖器丧失的意义的抵抗。这一抵抗是所有神经症的基础。对于弗洛伊德而言,问题始终在于性与言语之间的匹配的缺失。

弗洛伊德通过象征而建立起一个从失语症到癔症的连续体,一个联结这一连续体的全部元素的共同特征是,所有这些元素都包含着一个在事物联想与词表象之间的关系的紊乱。为了通过象征化以治愈癔症,就必然要建立一个在童年期以来就没能建立起的象征性联系。

“当创伤的情景再产生时,通过对早期事件的展开,并做了事后的修改之后,人们就消除了这一症状。”(S.E.,III,p193)也就是说,症状的消失是在词表象与物表象之间的障碍被充满分析的话语所事后修改的直接后果。

话语被理解为处在意义特殊性维度中的存在;它同时又被理解为能让一个紧张状态松驰、能让过度兴奋减缓的机制;它还被理解为一个与神经系统兴奋相类似的刺激物。

提问

1. 视觉表象翻译为言语之后症状就会消失。翻译的表达是不是唯一的?

答:不一定是唯一的,但翻译的表达一定是恰当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分析的理论还是分析的实践都要求语言针对那个被压抑了的创伤性的物表象有一个严格的最恰当的表达。从学理上讲,只有假设了这种翻译的恰当性,隐喻和换喻才有立足之地。

2. 创伤性经验被讲述以后,需要分析家做出解释吗?

答:分析家对创伤性经验有一个解释,并以隐喻和换喻的方式传递给被分析者,让后者自己把这个解释讲出来,从而使被分析者对自己的创伤性经验有一个意识水平上的、事后的理解和清理。

3. 情绪要么粘着于、要么分离于经验,各自对应着什么样的症状?

答:情绪与经验完全分离的状态即是纯粹焦虑的状态;当情绪粘着于某一个给定的对象时,纯粹焦虑的状态就变成了恐怖的状态;再就是情绪被完全抑制的状态,这一状态导致了退行,使情绪变成为躯体症状,即是所谓(癔症的)转换症状。

4. 话语是特殊维度中的存在,如何理解?

答:笛卡尔认为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有广延性的存在即物理性的存在(包括我们身体的存在),一是无广延性的存在即精神与思想性的存在。而语言介于两者之间,所以称为特殊维度的存在,它是内部的,既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与神经系统,同时还相对独立于我们的思维。

5. 单一登录的东西是否是不可回忆的?是否存在着一个不可回忆的阶段?

答:按照弗氏的观点,单一登录的东西是不可回忆的。前语言阶段的经验由于属于单一登录的东西所以是不可回忆的。

6. 如何区别患者提供的真实/幻想事件?

答:能够作出区别的方法是(1)在他的描述中寻找能够逻辑地判断其所说的事件之真伪的蛛丝马迹(2)该事件是真实的充要条件是,当被分析者讲出它之后,症状得到极大的缓解。

7. 分析家是否诱导患者而使幻想发生?

答:在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家会不断地用隐喻、换喻甚至直喻的方式提出问题促使被分析者去回忆各种可能的事件,其中包括真实的事件和幻想的事件。同时,促使被分析者清楚地解释幻想事件得以发生的原因和它与真实事件纠缠在一起的原因,并进而让他在认知上和感情上清楚地厘清幻想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

8. 如果小汉斯反复看见父母做爱,如何?

答:崩溃或者麻木。

9. 生下后送修道院则无小汉斯的视觉上的性的创伤性经验,是否还有可能患癔症?

答:若患癔症则一定是有经验上的原因。

[1] 弗洛伊德更多地强调观念的联想理论,使用区域概念,反对中枢概念(参考以下的讨论)。我们的图式则是建立在中枢概念基础上的。

[2] 在此,赋予意义的表达指拥有能够表达意义的句子,而意义缺失的表达则指在癔症性失语现象中症状通过躯体的而非语言的表达。

[3] 用知觉的表象去翻译知觉的对象,或者以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用词表象去翻译物表象。

第六讲 语言的元心理学

1999年4月5日

弗氏1895完成的《科学心理学大纲》代表了一个将高度制作的心理机构的理论与那些涉及到癔病症状的结构与病理学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努力,在这一章的第一部我们将兴趣集中在一个独立运作的机器的语言区的确切功能上,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该大纲的整体内容有一个阐释:

机构的构造

构成心理机构的神经元系统的构造,要求一些二元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弗氏那里已是经常性的、必须从Φ系统中与Ψ系统中开始,两个系统分别对应一个被指定为接受外部刺激的系统和一个登记这些刺激经过的系统。系统Ψ是内部系统,它受到外部的Φ系统的保护,它始终接受来自内部的内源性刺激,比如,饥饿、性等本能性刺激。

在Ψ中的易化等级对应着记忆系统:当量Q 经Φ而抵达Ψ时,处在这一通道上的易化组织通过对量Q经过的记录而改变了自身的值,如果一个需要的内部状态——即一个神经元Ψ的高负载一出现,则允许这一负荷的适当的运动性释放的某一个特定的行为将会创造一些在内部的负荷神经元和体现着满足经验的知觉之间的“易化”。

弗氏举了一个幼儿饥饿的例子,满足的经验来自吮吸母乳的事实:经Φ而抵达Ψ的联想经验——乳房的视觉映象与吮吸所包涵的肌肉运动的记载——经Φ到Ψ创造了一些在内部而来的负载的饥饿神经元和对应着上述两个知觉的神经元之间的“易化”,当需要重新被感知到时,量Q就从饥饿神经元流向乳房的映象和吮吸的运动性映象,从而在Φ中获得释放。换句话说,当幼儿感到饥饿时,他立即想到母亲的乳房,并开始摹仿吮吸的运动。

但是这一满足经验的重复并不能达到一个真实的满足,她并可能阻挡住来自内部的内源性刺激的积累,在心理机构中不快乐的水平在增加,于是他为了要让满足的经验产生而作第二次努力,开辟了产生情绪表达的内部变化的道路,神经系统在表面上的任意分布,比如哭叫,具有一个在运动通路方面所积累起来的量Q的释放的目的。满足的经验脱离了主体,除非这些运动性释放,特别是哭叫,允许孩子获得一个帮助,这一帮助意味着乐意救人的人替代孩子而施行了一个特定行为。哭叫因此就提供了在无能为力的婴儿与其它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婴儿的无能性构成了道德的基石。

尽管满足的经验允许一个相互理解的建立。这一相互理解提供了获得满足的方法,但这一满足经验仍然不能避免不快乐能量的高积累。这里所必须的是将不快乐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手段和控制身体的手段以便更容易进入一种状态,在一这状态中一个运动性神经在现实中如同在感知领域那样,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自我系统通过对量的重大的流动的抑制而首先实现了这些目的,由Ψ所接受到的现实的征象给自我带来关于Ψ中负载的神经元的信息,亦即被欲望着的对象的映象——这些负载神经元与接受外部信息的知觉是匹配的,当一个这一类型的知觉同一性产生时,自我解除了抑制,使不仅仅是饥饿神经元的卸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自我自身的卸载得以实现,满足的经验在现实中被重复。

身体的控制对于产生在知觉与欲望对象的表象之间的一致性方面是必须的。这一控制通过一个思想过程,即把在过去与满足经验相联系的身体的偶然运动视为对象的思想过程而实现。自我通过对在Ψ中的重要的量的置换的抑制,而允许一个缩小的量重新在欲望的对象(乳房)、欲望行为的表象、吮吸之间建立一个联想的“易化”。同时,自我发现易化的整体与行动的表象的整体是相互对应。后者的实施导致了知觉同一性的产生,通过对这一来自思想同一性的思想过程的妥善处置,自我开通了思想所发现的传导线路,这些传导线路维持了满足经验的回忆。

但这种考虑思想过程的方式引来了一个问题:当由一个过去的经验而建立起的易化属于一些新的道路时,伴随着一个属于思想自身的重要的量Q的流动与卸载的抑制,某一特定的对应着知觉的投注即产生,那么自我怎么区分从Φ到Ψ的量Q的通过而有的投注与那些属于思想活动自身的投注,弗氏的第一个回答是依赖于神经元的第三个系统的特点,他提出的第三个系统的存在是为了解释意识的存在,根据弗氏,意识的本质在于当系统Φ与Ψ仅仅与Q的经过发生关系时,它赋予这一关系以性质。是在知觉中,性质表现得最为清楚,同时,产生系统W或Ω,对来自Φ的刺激有反应,但不能直接对标示为Ψ的过程有反应,性质自身具有一个量Q的周期性特征接受自外部,绝对独立于在Φ和在Ψ中的量的水平,该系统仅仅记录来自外部的经Φ而抵达Ψ的刺激的性质,Ω对性质的记录以这样的方式对应着意识的知觉。

接着弗氏提出一个假设,当神经元被知觉刺激所兴奋时,神经元即发生卸载,一个这一卸载的通知被Ψ所接受,这一卸载的通知来自W(Ω),并且构成了对Ψ而言的现实性与性质的征象。正是因为由现实性的征象所提供的信号,才使得知觉不同于投注于思想(表象)过程的记忆。

逐渐的,在理论表述中弗氏将强调的重点以Ψ与Φ之间的关系,转到Φ和Ω(知觉神经元)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转到将Ψ与Ω系统联结在一起的神经元发生的卸载(性质与现实性)的征象之间的关系上,因为投注在Ψ系统中的欲望表象的稳定的重复或者持续的在场,使Ψ对应于知觉的卸载。为了强调这一点,弗氏提出注意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为了投注于处在一个兴奋状态的知觉神经元,自我求助于自己的量Q。

但直到现在,意识的性质与注意的机制仅仅适合于知觉,而思想在这里属于是丧失掉的东西,这些机制没有一个能使思想的过程更易理解,弗氏所引入的是一个保证注意能与思想相联系,同时,注意能够变成意识的子系统,这一子系统即是言词联想的系统。

言词联想构成一个有限的排它性的知觉神经元(听觉映象)与运动神经元(言词映象)联结在一起的系统。由语言提供的性质的征象允许自我寄送一个量Q,到属于系统Ψ对于思想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神经元的征象上,正是在该意义,弗氏宣称,言词的联想使认识成为可能。

但语言并不仅仅使认识成为可能,它还允许记录思想,允许将思想视为一个过去的事件,思想中一些属于量Q的在自我控制下的流向系统Ψ的小量所组成。由于知觉的结果与思想过程的结果都被在Ψ中改进了的易化所表达。那么自我如何对二者作出区别呢?由知觉神经元所传递的性质的征象告诉自我在此刻谁是回忆,谁是知觉、但这些征象并不能在知觉的记忆与思想的记忆之内作出区分,关于此点在弗氏的论证中是有某种具体性缺失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弗氏的想法,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他对两者的区分,即:

知觉的记忆=易化Ψ+Ω的性质征象。

思想的记忆=Ψ中的易化+语言的性质征象。

另一问题是:自我如何能够区别来自Ω的性质征象与来自语言的性质征象呢?

弗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仍能以他的理论找到一个回答,在《大纲》中,他除了提出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之外他还在(第三部分)提出言词联想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物的联想相对应。

他认为“言词联想构成了一个与Ψ的神经元的联系,这些神经元服务于声音(语言)的表象,并且与语言运动映象有很紧密的联系,相对于其它而言,后者具有一个双重的优越: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并具是排它性的”(S,E,I,365)。

数量有限的构成一种自然语言的基本元素的声音,使封闭的词表象系统,能因其包含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知觉序列中基本元素的有限性而被立即再认。正是因为语言系统的这一特征能允许我们将词的构成成分与任何一个其它声音相区别。至于涉及物联想的开放系统,则在于该系统的持续的新颖性及对这些新颖性给予注意的必要性。这一区别并非绝对的。

“存在着一些(知觉的)对象,因为它们是痛苦的原因,而让人们哭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个由声音到知觉的联系强调了客体的敌对特征,并用于指导知觉的注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为痛苦,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来自客体性质的清楚征象。我们自己的哭叫的记录具有描叙对象的效果,这一联系因此而成为使痛苦的记忆被意识,使不快乐的来源被意识的方式,同时亦是吸引起对它们的注意的方式。意识的记忆的第一个范畴亦因此而被构成,导致语言的发明的那一步飞快的被跨出”(S.E.,I,367)。

语言或者从产生的角度讲,作为语言的先驱的哭叫在不唤起与该对象相联系的痛苦的条件,引出了思考这个作为痛苦原因的对象的可能性。

同样,是语言使认知的或者理论的思考成为可能,思想有能力独立于同作为痛苦原因的知觉记忆投注相联系的快乐-不快乐,检查Ψ中的传导的任何一个通路。

弗氏进一步区分两类思想活动

(1) 与痛苦的记忆相联系的思想

(2) 与知觉的记忆相区分的思想过程的记忆

在第二个例子中,当人们自愿地发出声音时,人们使一个涉及不在场的对象的思想成为可能。同样,源于与一个是痛苦原因的对象相联系的哭叫的话语,使在该对象的表象缺失时的意识性思想成为可能。这是因为无论是在意识的水平上,还是在正常过程的水平上,这一类痛苦根源的对象的唤起已被原初的防御性行为所阻止。同样言词传导的通路起着一个在整体上替代具有一个痛苦的记忆的思想的传导通路的作用。它们(语言传导通路)对认知思想过程进行了第二次编码,这使得思想能够在对象缺失的情况持续一段时间。

可将《大纲》关于言词联想的功能归于三点:

1. 话语使另一种现实成为可能。在与现实被知觉所再认的相同的水平上,这“另一种现实”是思想的现实或者心理的现实。

2. 通过让记忆的系统进入一个其投注与卸载都具有知觉的特征的系统,而非来自于外部的行为,话语使意识的回忆成为可能。

3. 话语允许对快乐和痛苦的避免,从而使精神机构的所有的部分能够时刻被思想过程所加工。

提问与回答

①量Q是什么能量?

答:神经元工作的能量,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神经元的状态可以由量Q来描叙:无量投注的“空”状态,适当量投注的状态和超量投注的状态。而量Q的流动的受阻与加大取决于神经元间“接触屏障”的状态,后者接近于后来的“突触”概念。

②语言与情绪的关系?

答:语言与情绪是相互独立的,但情绪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通过语言的表述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松驰,通过语言的表述低落、抑制的情绪状态会变得兴奋。正是因为言说对情绪状态的上述作用,精神分析才要求被分析者尽可能地细节化地回忆自己的过去经历,与对经历的情绪感受。特别的,在孩子诞生之后,哭叫成为其表达情绪的主要手段,而婴儿的哭叫本身又可视为其说话的准备阶段(发音练习)。

③ “性质”指什么?

答:性质与量Q是相对的,性质指刺激的类型,类型既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范畴来表达,亦可通过同为听觉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区分来表达。在弗洛伊德那里,刺激性质的辩别是由系统Ω负责的,对性质的记录对应着意识的知觉。

④什么叫“易化”?

答:“易化FACILITATION(FRAYAGE)”是弗氏用以描述精神机构功能的一种神经学的术语。即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通道中的兴奋必然要克服某些抵抗。一当如此的一个通道引起了这样的抵抗的持久的降低,人们就说这里有易化。同时,兴奋总是偏向于选择易化了的道路而不是非易化的道路。比如我们:

通道

N1 N2

N3

如N1 N2的易化大于N1 N3

则有兴奋从N1 N2的传递。

反过来如果有兴奋从N1 N2的传递而无从N1 N3的传递,则我们说有N1 N2 的易化。

具体到在这一讲的内容,有几点值得注意。

1. ψ的易化等级对应着记忆系统

2. 对于Q Φ ψ的记录改变了ψ的易化状态。

3. 高负载释放的行为创造了一些易化状态与结构。

4. 其具体的例子来自婴儿吮吸母乳从而解除由饥饿而唤起的紧张(高负载)状态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反复重复,从而形成如下一个易化结构:

饥饿 (母亲)乳房 吮吸

满足

⑤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用电路模型来考虑神经元活动的?

答:可以这样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大纲”的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和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是赫尔姆霍兹(Helmholtz)的神经生理学理论和神经解剖学理论的创造性综合。而前者即赫尔姆霍顿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大脑的活动,甚至心理的活动均完全受化学与物理规律的支配。而在弗洛伊德的这本书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心理学与物理化学)的对应:

快乐——神经元的低负载状态——(低电压)?

痛苦——神经元的高负载状态——(高电压)?

⑥物联想的无限性和包容性指什么?

答:包容性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可以进入系统φ中,换句话说,我们的以视觉为主的感知觉系统所处理的是来自一个内容与数量都是无限性的、同时亦是充满矛盾的对象世界的信息。因这些信息而有的物联想亦是无限性的包容(矛盾)的。

⑦当词表象表达物表象时后者就消失了,为什么?

答:这是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的、并且是在接受过自由联想的分析(亦即精神分析)的人身上感觉特别强烈、特别清晰的事实。我想说的是,言说的行为与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主要是视觉的)和幻想(亦主要是视觉的)的心理状态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不能同时并存,同时两者又是补充的,因为两者可以交替出现与相互转换。

用拉康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言说的主体与内视(或者更一般,观察、看)的主体是主体的两个不同的形式,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前者属于拉康的象征性序列,后者则属拉康的想像序列。

而在东方思想传统中,后者、即内视的、观察的、看的主体被称为“慧眼”,我在《禅定的一个心理学阐释》一文中,专门讨论作为内视机制的一种高级形式的禅定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状态是言说(或者按弗洛伊德的术语,词表象)居主导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心理状态。佛教的禅定状态则是视觉(或者按弗洛伊德的术语,物表象)居主导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心理状态。这两种心理状态除了在知觉范畴方面(听、看)的区别之外,另一个基本的区别则是:禅定的状态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身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对于初习禅者仍需要一个导师在场,帮助他进入与退出禅定状态);而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在言说者之外的倾听者在场,否则个人的言说行为(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讲出声来的行为)就只能被视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也就是说,自由联想状态下的言说,不仅实现了一个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转换,而且实现了言说者自身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转换。同时,作为倾听者的分析家通过偶尔的隐喻、换喻及直喻的干预,又实现了他人到言说者自身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这一传递与反馈起到了帮助言说者调节、修改自己的心理状态与结构或者说自己的物表象和词表象系统的作用。

第七讲 谈话机器

1999年4月19日

相对于《大纲》的系统ΦΨΩ,在1896年底,弗氏构造了一个对我们而言,更熟悉的新的系统。弗氏强调说,我的理论在本质上的新颖性,是记忆并不仅仅被表达一次,而是多次。记忆由不同形式的符号所组成。整个心理系统可以被图示如下:

I II III

知觉 知觉记忆 无意识 前意识 意识

×× ×× ×× ×× ××

× ×× × × ×

×

知觉——是知觉在那里出现的神经元,亦即意识与其联结的神经元。但这些神经元自身并不储存抵达于它们的那些东西的痕迹,因为意识与记忆是相互排斥的。

知觉记忆——构成知觉的第一次记录,这一记录完全不能变成意识,并依照同时性的联想而被安置。

无意识——是第二次记录或者第二次登记,无意识的痕迹可能对应着那些概念化回忆,并且也不能进入意识。

前意识——是第三个登记,并与言词的表象相联结,对应着我们的正式的自我。来自前意识的投注依据某些规定而变成意识。这一认知性的次级的意识,是很迟才出现的,它可能与语言表象的幻觉性再活化相联系。同样意识状态的神经元仍然属于知觉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与记忆并无联系的。

“我坚持让人们注意连续的记录代表着生命的连续阶段的心理产生,是在两个阶段的范围内心理材料的翻译必须被实施。通过假设某些材料没有被翻译,我表达了心理性疾病的特殊性。是翻译的缺失构成我们在临床称为压抑的东西”(S.E.,I,233-235)。

在这里弗氏所给出的压抑是极端简单的,记忆不能成功地被翻译成言词的事实允许这一记忆追随一个与控制着后来心理阶段的心理原则不同的集合而增殖,并促使了神经症的各种奇怪的症状形式的产生,记忆是一个能够进入意识的过程“尤其与适当的语言意识相联,也就是说进入被联想所联结的言词表象”(S.E.,II,230)的过程,在癔症中(性的)场景产生在童年的第一阶段,四岁以前,即记忆痕迹还不能够被翻译成语言映象的阶段。这样的翻译仅解释了神经症症状的生理特征而非心理特征。

这个临床假设与心理机构的假设模型的混合体完全是围绕着“翻译失败”一个概念的语言映象系统提供一个在分析实践与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理论的联系。在分析实践中翻译成言词,既是解释手段亦是治疗的方式。

但在将心理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性发展不同阶段匹配在一起时,弗氏对于在什么阶段言词痕迹开始起重要作用是很犹豫和矛盾的。

在给Fliess的第46封信中他将前语言经验与要对症症负责的性创伤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固定在4岁。

但在更为复杂的由知觉/知觉记忆/无意识/前意识/意识所组成的系统中,语言翻译的出现在8岁与15岁之间,这自然使性经验与语言的关系变得复杂。

在给Fliess的第55封信中(1897年1月)他则将时间订在1岁零3个月与1岁半之间。

《释梦》第七章是对《大纲》的修改。弗氏重新将系统Φ、Ψ、Ω放置其最初所给予它们的序列中。但在没有求助于神经元的情况下,给它们予新的定义,并将这三者置于一个新的Ψ系统中。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追溯修改的细节,我们仅仅想指出,由意识和语言联想所占据的位置,与它们在《大纲》中所占据的位置一致。但有一个区别,一个阐明:知觉系统非常清楚的与无意识系统相区别,知觉与无意识分别对应于在Ψ中的思想过程和包含了量Q的巨大流动的过程。意识自身,即Ω自身,是一个用于心理诸性质记录的系统。弗氏在《释梦》中将意识视为一个用于理解心理诸性质意义的器官。如同在《大纲》那样,言词痕迹系统的是使意识的思想成为可能的系统。

同样,弗氏认为“前意识系统需要一些能够吸引意识的性质。极为可能是,前意识之所以获得这些性质,是因为它将前意识过程与话语征象的记忆系统联结起来,亦即前意识系统是性质的系统”(S.E.V,574)。新的能量的系统,允许对能量流动的第二次调节,如同在《大纲》中一样,语言使那些非受制于激情的思想过程成为可能,以至于系统并不受到不快乐或快乐控制,而是由在某一准确的时刻中投注的平衡所保证。正是这一没有激情的处于第二等水平上的控制,给予意识存在的理由,并赋予人以超越于动物特征。

压抑对没与言词痕迹相联系的记忆起作用。换句话说,压抑对那些没有被翻译成言词,或者并不是语言的记忆起作用。而对压制产生的原因的寻找,在弗氏那里,是通过一个对冲动生命的复杂性研究来实现的。

弗氏试图在创伤性经验产生的那一刻与一个同对象有关的性冲动进化阶段的序列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性进化替代了心理机构发展的诸阶段。弗氏意识到,由于发展阶段的必须性,陈述性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陈述一个假设的心理机构的不同阶段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语言的因素失掉其发生学的维度,那么它仍然保留了它作一个允许规定意识与无意识的标准的全部价值。在《释梦》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之后,在《性学三论》中,在一个性冲动的理论框架下,弗氏将压抑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上,但在1910年,他又将语言置于首要位置。1911年,他将意识定义为一个次生的感觉的表面,仅仅能够被言词痕迹所兴奋。(S,E,XII, 221, 1911(1))

为了引导出涉及到语言印象与无意识本质之间的关系理论,弗氏回到神经症选择的系统上,同时根据1890年失语症研究的成果,他再没有从发生学角度即没有从孩子的前语言阶段与病理产生的结构的关系角度,而仅是从临床与逻辑方面考虑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赋予替代性构成和症状的是它的令人惊奇的特征,那么我们将通过抓住言词关系对事物关系而言的优势特征,而结束我们的思考,[S,E,XIV,200,(1915)]。”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并非象其它那些神经症那样是言词的阙如,相反,它是言词的过剩。它拥有一个完全切断了与被自我活动所导向,所控制的无意识思想联结的语言系统。精神分裂症是象征性失语症的镜象。在象征性失语中,失语症患者失掉整个词表象的系统(或者失掉这一系统的一部分:这部分对应着一个功能的等级结构,而非语言的语义等级结构,比如说句法的复杂性)。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失掉与词的表象相联结的物表象系统。在这个与另一个中,浮现在意识所知觉到的语言的表面上的仅仅是一个词的杂拌,再也不扎根在同物配合中的思想中。根据弗氏1890的观点,精神病是在前意识中的无意识泛滥,语言自身的道路被无意识所侵占。而在1915年,弗氏则更具体的认为,在精神病中事物被抛弃,但自我的投注竭力返回以便重新建立同它们的联系。

“我们现在突然确切的明白是什么使得一个意识的表象与一个无意识的表象相区别……。意识的表象包括物的表象加属于物的词表象。无意识的表象则仅仅只有物表象……,我们现在能够很精确的宣布,在移情神经症中,压抑所拒绝的分离表象是必然与物相联结的词的翻译。没有被言词所表达的表象或者没有被超投注的心理行为被压抑在无意识中”(SE,XIV, 201-202)

但这里有必要增加一个确切性。如果人们参考我们在这一章中重新再现的图式,人们可以更为确切的说:意识表象仅由词表象构成,通过定义,物表象并不能变为意识。但为避免物的表象变成为病理学的东西,如同在精神分裂症或者在哲学中那样,这些词表象必须保持一个同物的无意识的表象相联系的无意识关系。

到1923年的《自我与它我》中,弗氏重新强调了与1915年的《无意识》相同的观点:

“在一个无意识表象和一个前意识表象(观念)之间的真实的差别在于,无意识表象与仍然未知的材料相联系,而前意识的表象则与语词表象相联结。这构成了在不考虑它们与意识的关系,而要用另外的方式去描叙无意识和前意识特征的首要努力”(S.E.,XIX,20)。

词表象的物质性支撑是由听知觉的残余物所构成,因而,人们可以说前意识拥有一个特殊的感觉的源泉。

一些从内部突然涌出的事物能够企图通过与词的记忆不同的方式成为意识,一个幻觉的产生即是这样的例子。为使在其中一个记忆被当成了现实的幻觉不可能,现实性的检验是必须的。然而,通过给予来自内部的事物能够变成意识的可能性,语词的痕迹同样使错误,幻觉成为可能。

“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如果人们能够将意识的过程置于自我的边周处,将整个无意识的剩余置于自我中。很可能事物自身既出现于动物亦出现于人身上。它们因为在自我中的内在过程能够变成意识的事实而被复杂化了。内在过程之所以能够变成意识在于语言的功能。后者允许在自我的内容与视知觉,尤其是听知觉的记忆的剩余物之间建立很紧密的联系。因此大脑皮层的知觉边周区,能够从内部,在一个非常大的尺度上被兴奋。某些内部的过程比如表象的流动,思想的过程都能够变成意识。一个特别负责区分这两种可能性的处置当然是必须的。归于这一特别处置的是人们称为现实性的检验的东西,知觉-现实(外部世界)的方程已经过时了,那些以后很容易产生的,通常出现在梦中的错误被称为幻觉”(S.E.,XXII,162)。

精神分析的素材仅仅有一个唯一的来源:意识。意识自身又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来源上,知觉与通过同词的联结而变为意识的表象。然而在分析的有效展开中,知觉的可能被降低到极低的水平上:患者躺在沙发床上,分析家占据着一个在患者视野之外的位置,分析家听到的仅仅是言词,在患者的意识中也仅仅有言词。在出现在患者意识的东西与到达分析家耳朵里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意识的知觉模式被存在于患者无意识与分析家耳朵之间的某种透明性所保证,分析家承担了一个意识所起的“监视”的角色。但是,对于被分析家所破译的前意识特征,弗洛伊德是有几分保留的。

他认为“将与话语的记忆痕迹的联结视为前意识状态的条件,并不是很正确的。前意识当然是独立于这一条件的,一个被话语规定的过程之事实允许我们肯定这一过程即话语规定的过程属于前意识的本质。前意识的状态一方面被进入意识的可能性所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它与言词痕迹的联结所规定。前意识状态当然是某种独特的东西,其本质并没被上述两个特征所耗尽(1940a, S.E.,XXIII,162)。”

精神分析作为谈治疗法,首先要求患者说出来到他脑海中的所有的东西,正是这一个语言的表面是分析家必须搭接的。

在理论方面,弗氏强调了“语言意识”的重要性,同时给予意识的过程一个清楚的,精确的概念。在临床方面,弗氏在《释梦》中说:“(心理治疗)的任务是允许无意识的过程能够以一种决定性而被接近,然后将其遗忘掉,……心理治疗学并不遵循其它的道路,而仅仅遵循将无意识置于意识控制之下的这条路(S.E.,V,578)。”

这一控制无论如何都是可能的征兆使无意识过程能够进入意识,这要归功于语言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中间作用:尽管语言并不能够提供制服无意识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保证了一个通过它,前意识能够允许那些难以遗忘的东西被忘记的过程,这一过程再也不阻止其对已断决了同前意识联系的记忆的影响。如果人们希望能够获得作为治疗成功的真正的试金石,那么语言虽然是不充分的,但它一定是必需的。精神分析从开始到结束都依赖于“翻译成词”的方式,同时亦与它唯一的基本规则:“高声地讲叙事物”相匹配。

提问与回答

① “高声地讲叙”的“高声” 是什么意思?

答:让分析家听清楚;从而让分析家能够清晰地“监听”被分析者因自由联想而来的“意识流动”。其次,“高声地讲叙”打破了被分析者的“内心独白”与“白日梦”的状态,也就是说打破了被分析者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恋状志,使他(她)的力必多得以外投,使他(她)的情感得以外移到分析家身上。

② 原初创伤?

答:原初创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狭义的、病理性的方面,个人从诞生之后所遭遇到的第一次病理性的创伤事件。这一创伤事件是偶尔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经历它,也可能从来就不曾经历过,可能在童年期就经历到,也可能在青春期才遭遇到。

在广义的、常态的方面,原初创伤等价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诞生创伤”的概念,诞生作为与母体的分离的事件,构成了个人的第一次创伤经历,而这一创伤当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③ 无意识在意识之下,那么在无意识之下还有动机吗?

答:精神分析将愿望视为行为的动机,被压抑的愿望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从而成为所谓的无意识动机,这一(或者这些)动机是由本能冲动(死与生、自我保存与性本能冲动)的表象—代表所构成的。在此意义上,无意识动机之下即是这些本能冲动,或者说,无意识的愿望与动机是这些冲动的心理学表达。

④ 怎样理解性本能冲动与自我保存本能冲动的关系?

答: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一对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本能冲动概念:他把性本能冲动理解为人类种群繁衍、种群保存的本能冲动,它与自我保存本能冲动的关系即是群体与个体保存之间的关系。同时具体到个体身上的性本能冲动在正常状态下是投向外部的异性对象的,而自我本能冲动则是投向内部的:投向自我本身的,投入外部的是一种给予的、利他的冲动,投向内部的则一种自恋的、利己的冲动。

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自我本能冲动亦具有力必多的性质,因此那些具有自恋性的自我保存本能冲动也应被包括在力必多的性本能冲动范围内。这样,自我本能冲动与对象本能冲动的对立,由于两者均具有力必多的性质,从而又导出了一种新的对立:即力必多(自我和对象)本能冲动或者说爱的本能冲动与其它一些可能归结到死本能冲动概念中的本能冲动(比如攻击性与破坏性冲动)的对立。

⑤ 为什么说出来就能被忘记掉?

答:这要从正常的忘记与意识谈起。一个正常的事件在储存到我们的长时记忆系统中之后,是可以自由的被回忆、被言说、被意识,这也同样意味着它可以不被回忆、不被忘记、不被意识、亦即它可以自由的被遗忘。

被压抑之物的情况则相反,在不能被言说、被回忆的意义上,它是不能被意识的。但,在始终存在着压抑的意义上,作为被压抑的对象,它始终在那里(在无意识中)。同时,它以否定的、乔装的和衍生物的形式始终存在前意识与意识中,不仅不能被自由的遗忘,并且还持续地干扰着我们的意识活动和情绪状态,因而人们说它不是不在,而是“太在”。

然而,一当它被成功地翻译成言词时,对它的压抑就被解除,它就掉入到正常的长时记忆系统中,从而不在干扰意识的活动与情绪状态,从而被“遗忘”,从而能够被自由地回忆或不回忆。

⑥ 物表象与词表象的正确匹配,仅靠谈话就能够建立吗?

答:不能,比如在精神病患者那里,他们滔滔不绝的,语无伦次的言说并不能导致物表象与词表象的正确匹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语言对于治疗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第八讲 关于象征性的理论

1999年4月26日

简单地说,在从一个个体化的解释到一个预先的现存的解释,从一个将表面上偶然的心理元素的集合排成序列的解释到一个通过将这些元素翻译成一个更为流畅的语言中的方式而引导出一个秩序的解释的过程中,弗洛伊德采取第一种方法,引导患者从梦的文本走向一个新的话语形式。这一形式在语义的层面上更为丰富,其从内部涌现的理性原则在信仰的情感中找到它的真实性的保证。在这里,弗洛伊德看到分析性解释的极端任意性。在以后的解释方式中,分析家寻找能给予的心理元素的某一给定序列以意义的解释,为实现这一点,解释求助于一个将这些元素翻译成一个由负载着意义的更为减缩的符号所构成的语言的过程。在精神分析传统中被狭义地了解的象征的概念在缩减的翻译活动中起着本质的作用。

《精神分析词汇》的作者将象征性归纳为:A)在广义上,象征性是一个观念、一个冲突和一个无意识愿望的形象的及间接的表象方式。在此意义上,人们能够在精神分析中将每一个替代形式都视为象征性的。

B)在狭义上,象征性的表象方式原则上能被在象征符号与无意识的被象征物之间的稳定关系所规定。这样一个稳定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不仅仅存在于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体身上,还存在于各种非常不同的领域(神话、宗教、民歌、语言等等)和相互隔离的文化区域中。(《精神分析词汇》第476页)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检查以什么样的方式,象征性的概念被引入到精神分析的武器库中,同时追溯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自身独特性的历史条件。

在《释梦》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而且他们对该书的后来诸版中的修改作出了贡献:一个是威廉•斯特克尔(W.Stekel),另一个是赫伯特•西尔珀赫(H.Silberer)。弗洛伊德的《释梦》从1900年到1930年一共出了八版,在第二版(1909)中相当数量的增补内容都和梦的象征意义的各种题目有关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及《释梦》第六章第五节中说:“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梦的象征性的存在,但是对于它的重要性和意义,是由于经验的积累与威廉•斯特克尔(1911)的贡献,我才逐步达到一个全面的认识”(《释梦》,S.E.,V, 350)。在第一版中,梦的象征意义的讨论只占几页,并在第六章关于形象表现性的考虑的结尾部分举了一个典型梦例,到第四版(1914)才在第六章中加上了关于象征意义的全新内容的一节,并将原来第五章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移置本节,同时增加了大量新材料(据英译本编者导言)。

但是,在首批精神分析家群体内部的讨论并没有特别涉及到斯特克尔和西尔珀赫的概念。根据弗洛伊德与荣格两人之间的通信,我们发现在两人的讨论中大量涉及到了象征的概念。这一讨论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梦的领域,相反是神话与传说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无论是在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合作中,还是在他们的理论分歧中,均是如此。

在1906年至1913年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期间中,弗洛伊德出版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了弗洛伊德的大量第二流弟子的研究出发点,它们包括:儿童分析领域的第一次探索(1907);非病理学的解释性论文,比如詹森的《格拉迪沃》,列奥纳多•达•芬奇等;一系列关于精神病本质的假设(1911);最后是通过《图腾与禁忌》(1912—1913)而表达的关于神经症与文明之间的史前史的研究等等。

如果人们企图确定在弗洛伊德与荣格间的智力上的相互吸引的原因,人们就能够意识到他们的争论涉及到理论上的最为基本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这些问题包括:退行的本质、童年期性欲、相对于历史事件而言的现实性冲突、力必多的理论和象征的本质。

具体言之,是在神话的领域中,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观点的差异。表面上,研究的这一领域并没与象征性问题相联结,但这并没有阻止容格将这一问题视为关键性问题,同时作出了象征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二元区分。在合作的初期,关于神话与文化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与象征理论相联系的,而最终导致两人分裂的亦在于语言、象征与现实的关系上。

I、在癔症中的象征性

人们能够看到术语“象征性”第一次在弗洛伊德著作的标准本中出现时,即提出了一个在癔症中呈现的象征与在梦中呈现的思想的关系类型之间的明确联结。

“在另外一些癔症的例子中,其触发事件与症状之间的联结并非同样地清楚,在病理现象与动机之间仅仅存在着一种“象征性”联系,这一联系与那些每个人都能在其梦中构成的东西相类似”(S.E.II.5)。

在这里布劳伊尔和弗洛伊德将象征性关系与联想关系相比较,后者起源于癔症症状的最为简单的形式。在时间上的邻近对于某一个痛苦而言似乎是充分的,或者某一生理状态联结着一个没有充分缩减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生理的状态变成了仅与这一事件的时间邻近相联的痕迹。类似地,象征与象征的记忆在象征物与情感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言词的表达或者一个思想的序列被用作为在情感与痛苦之间的中介,正是这一中介允许一个从生理的痛苦到心理性痛苦的转变。从而我们有如下公式来表达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症状(痛苦)= 言词表达 = 情感

在涉及到象征化的大部分的例子中,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将某些器官性痛苦作为被压抑情感的场所,其联系的建立依赖于某些表达或者某些语言学的方法。

弗洛伊德说:“当我开始唤起创伤性场景时,患者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她处在一个对丈夫非常恼怒的心理状态中。她讲叙了她与丈夫之间的对话,后者向她提出了意见,她感到一种严重的侮辱。突然她将她的手放在脸颊,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并说:‘这仿佛像他给了我一耳光似的!’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她的悲伤与痛苦在一瞬间中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里发生的是一种象征,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自己的脸上真正是被捱了耳光的印象。人们立即问我为什么,‘当脸捱一耳光’的感觉,何以能够在三叉神经痛的形式下外在化地表现出来,为什么这种形式仅仅接触到三叉神经的第二和第三个分支?为什么张开嘴或在咀嚼的事实——但不是,或者说通过讲话的事实——重现了痛苦。(S.E.II,178)”

另一个例子同样来自于这位女患者。那是她十五岁时,她躺在床上,受到严厉的祖母的严密监视。她突然哭叫一声,感到两眼之间的额头如尖利物穿刺般疼痛,并持续了几周。在分析这个几乎在三十年之后又复现的疼痛的过程时,她告诉弗洛伊德:祖母看她是如此地尖锐,简直象看穿了她的脑袋。当她告诉弗洛伊德这个想法时,她大笑起来,疼痛立即消失。

象征化机制包含了将形象化的表达变为字面意思的行为:这里在形象意义中的“挨一耳光”的词组通过面部神经痛的形式而得到表达,而“刺入脑袋”的词组则通过额头疼痛的形式得以表达。是一个能让她最终治愈的话语的特殊形式,允许她重新给予在字面意义中的表达以一个合适的隐喻的地位。“捱耳光”的字面表达隐藏着丈夫的批评;“刺入额头”则隐藏着祖母的严密监视。

但定义象征的这种方式已经显示了在特殊性与普通性之间的冲突。症状的非象征的产生方法依赖于事件经验的邻近。正是这样,一个已将责备内化的患者将责备转移到在同一时刻突然产生的牙痛上。相对于症状的意义而言,牙痛是次要的,必须被缩减的是从一开始就与这一疼痛相联系的思想,这一疼痛与思想的联结仅仅是时间的邻近,而非某个第三者。但对语言的形象性的求助以便将情感从心理的置换为生理的努力引出了一个事物的新的状态:当一个隐喻依照字面的意思而存在时,人们将有一个语言的纯粹个人的运用,或者一个如此的隐喻的存在,并没有驱使她在字面上看到一个超越于个体的更为深刻的基础。

布劳伊尔将象征化机制定义为意义的相似性与最为荒谬的言词联结的机制或者是词的游戏和荒谬的声音的联合机制(S.E,II,216)。弗洛伊德对此给了一个进一步的确定性:在正常的表达与癔症表达之间的差异与在语言的形象的利用与字面利用之间的差异是等同的。

关于第二个区别,我认为是在形象的任意性与字面的严格性之间的差异,它产生一个被形象化的东西与是任意性的东西之间的同化。……风格的形式处在置换与替代系列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同该系列具有时间邻近关系的生殖器的直接的表象,解释就被再认为完成,亦即“字面义=生殖器”的公式代表着解释的实现。比如梦中小孩往往代表着生殖器,因为男人与女人习惯于把他们的生殖器称作“小男人”、“小女人”、“小东西”,斯特克尔十分正确地把“弟弟”认作阴茎(S.E,V 357)。在中国,人们也将男性生殖器叫着“小弟弟”。

关于神经症症状的象征化理论建立了一个在身体状态与语言形象之间的联结。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概括说,癔症的症状和语言的形式是通过一个第三者,即一个共同的来源为中介而相互联系着的,将这一共同的来源理解为一个原始的语言是说得过去的。这一基础性语言结构能通过对症状的解释而被破译。而这些症状亦由一个在患者话语上的简化性操作而被破译。

因此我们有:

症状 = 原始语言 = 现代语言形式

提问:

请解释原始语言的概念?

答:弗洛伊德认为语言起源于性,但来自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中的上述两个例子都与性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原始语言起源于性的这一命题恐怕需要重新考虑。我认为语言的产生与女人有关,因为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讲女人的语言能力高于男人。在此意义上语言首先从其天赋能力更强的女人群体中产生出来,并进而通过与孩子的对话将其传递下去,恐怕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文字则可能是在男人群体中产生的。因为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讲男人把握空间的能力强于女人,而文字的构造(形体的抓捕与形体的特征的勾勒与表达)要求一个很好的把握空间的能力。

第九讲 II《释梦》中的象征

1999年5月10日

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释梦》时,象征的概念就显出它的极端重要性。弗洛伊德对《释梦》有不同的修改,在1900—1914年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修改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增加了独立的一节专门谈象征。在这一节与下一节中,我们将企图揭示这一修改的本质,将企图弄清弗洛伊德所使用的解释和象征的概念的内涵,以及这一修改的原因与结果。

弗洛伊德非常注意地标志出他自己的方法与其它在他之前的写关于梦的论著的作者所使用的方式之间的区别。这引导他一方面对自己方式的维护,另一方面对其它人的方法的批评。在《释梦》的第二章《梦的解释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中,弗洛伊德检讨了两种释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梦具有一个意义的看法上与他的方法是相同的,但仍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区别。他将这两种看法的第一种称为象征法。“将梦的内容假设为一个整体,试图用另一个可以理解的并在某种程序上与之类似的内容去取代它……。但人们不能传授一种寻找象征意义的方法,(因为)这种解释法的成功依赖于灵巧与当下的直觉。(SE.IV,97)”

第二种方法是密码法,“因为,它将梦视为加密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每一个符号都根据解码法而被翻译成一个意义已知的符号,”(S.E.IV,97)。在方法论的水平上,弗洛伊德氏更多地将自己的方法与密码法而不是象征法联系起来。密码法与弗洛伊德自己的方法都依赖于将梦视为一个由若干元素所组成的系列的观念,同时两者都赋予梦以一个混合的特征。一当这两点被承认,两者的区别就立即表现出来,梦是由视觉映象所构成的,密码法在一个给定的映象与一个意义之间建立了一个不变的关系。弗洛伊德的方法则不肖于这种极端简单的关系。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单个元素的意义只有在理解了构成梦的思想的若于中间步骤之后,才能被发现。通过自由联想而有的梦的思想的构造与对梦的某一元素的意义的阐释构成了两个不可分解的过程。值得我们注意的仅有的方法是在人们解释某个梦的元素,或者确定一个该元素从中突出的背景的同时给予该元素一个意义。弗洛伊德的阐释梦元素的方法同样是为将该元素重新放到联想的系列或者思想连贯的系列中的方法,不是让该元素原封不动,而是让它能够被移置到非视觉的术语中。梦的图像所具有的视觉形式的事实是一个睡眠状态的偶然性特征。为了理解梦的元素,必须实施一种从视觉图像到思想的进化或者退行。为其目的而采取的本质性方法能够粗略地理解为将视觉映象转变为语言的方法。在能够重新找到它们的意义之前,梦的全部图像均要求被翻译成另外一个中介,即词这个中介。图像具备一个固有的不可理解的特征。因此,它们不能构成在弗洛伊德的定义中的意义的链条。弗洛伊德将《释梦》第六章第四节专门贡献给“图像性考察”(consideration of representability).,换句话说,专门贡献给一种允许梦的思想以视觉形式来表达的方法。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图像性外表伪装了非视觉的思想,这些思想借助于凝缩与移置过程而实现梦的构造。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该节题目的翻译问题。对应到英文的法文翻译是 les procedes de figuration du rêves。其中的figuration为“形象表达”之意,因此整个标题就为“梦的形象化表达方式”。然后是中文翻译的问题。有代表性译文有《梦的释义》(张燕云译,陈仲庚、沈德灿审校,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将其译为“梦材料的表现力”。又如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将其译为“梦的表现力”。而赖其万、符传孝译《梦的解析》(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译为“梦材料的表现力”。这些翻译都是根据英文而来的,主要的问题在于英文中的representability这个词固然可以直译为“表达方式”,或者“表现力”,但其原始含义应为形象的或者视觉的表达方式。上述翻译均未将该词的原初意义译出来。而弗洛伊德写这一节的目的在于强调梦作为一种对愿望达成的视觉表达形式而有的不同于语言表达的诸种特征。抽象地翻译为“表现力”显然没能揭示弗洛伊德的写作目的。

给予代表抽象的思想方式言词化以最为重要的地位揭示了弗洛伊德自己的方法与象征法之间的区别。“我将介绍一个梦的分析,在这个梦中,替代抽象的思想的图像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人们能明确地将这种释梦的方法与象征法区别开来。在象征法中,象征符号的密码是由解释者任意选择的,在我们的言词乔装例子中,这些密码是由人所共知的成语所支持的。如果人们知道其确切的背景及它们的正常联想,则人们能够在不求助于做梦者的情况下,完全的或者通过若干片段而理解这种类型的梦。(S.E .V,341-2)”

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

一位女士——弗洛伊德的一位朋友——梦见:她正坐在剧院中,这里正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一直持续到早晨7点45分还未结束。在楼下正厅的前排和后排都放着桌子,人们正在那里吃着喝着。刚刚度完蜜月回来的表兄和他年轻的妻子正坐在一张桌旁。旁边是一位贵族。据说这位年轻妻子公开把丈夫从蜜月中带回来,如同带回一顶帽子一样。在正厅中部有座高塔,顶上有一个围着铁扶手的平台。具有汉斯•李斯特面容的指挥高高站在上面,在栏杆后走来走去,大汗淋漓。他就以这种姿态指挥着绕塔基而排列的管弦乐队。她自己正与一位女朋友(弗洛伊德认识的)坐在包厢内,她的妹妹试图从正厅中递给她一大堆煤,并宣称她决不知道它会有这么长,此时,她觉得冷得可怕。

尽管梦用很好的画面表现了这一情景,它仍然是十分荒谬的。塔位于正厅中央,指挥在那儿指挥乐队。更要紧的是她的妹妹递给她的煤。弗洛伊德有意地未请求她对此梦做分析,但由于对梦者私人关系的某些了解,弗洛伊德能够不依靠她而解释梦的一些部分。弗洛伊德知道她对一位因发疯而过早结束其生涯的音乐家深感同情。因而,他决定从字面上理解厅中的高塔,于是这就表明她希望看见这个男人取代汉斯•李斯特的位置,凌驾于整个乐队成员之上。这个塔必须称为由并置形成的合成构成物,它通过其下部结构表现了此人物的伟大性,通过顶部使他象名囚犯或笼中野兽(暗指着不幸者的名字——雨果,沃尔夫Hugo Wolf意即狼)一样走来走去的铁栏杆,表现了他后来的命运。“疯人塔”或许是两种思想能够相汇合的表达。此外,在这里贵族和被认为有高升希望的音乐家之间存在一个“地位高的”人作为中介。

既然弗洛伊德已发现了梦的形象化表达方法。弗洛伊德也就能够用这一方法解释表面上荒谬的第二部分,即其妹妹给她“煤块”的含义,煤意指“隐密的爱”,因为我们有(德国)民歌为证:

“没有火、没有煤”

像无人知晓的爱

燃烧得如此热烈。

据此,我们有:

象狼一样在笼中走来走去→狼(Wolf)→爱者:

煤→(语言习俗)→爱。

弗洛伊德将语言学习惯的非任意性与象征化的任意性对立起来。他说:“整个与言词的乔装相联的材料驱使我得出结论:承认在梦的工作中,一个精神的特殊的象征活动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梦利用了在无意识中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的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因它们的形象表达性及它们相对于检查机制的自由性,能够最好地满足梦构成的要求。(S.E.Ⅴ.349)”

“每当神经症(或者梦)躲藏在这些象征符号之下时,它就重新追随了属于原始人类的路径。这些路径现在仍能被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迷信、我们的习俗所证明,尽管它们多少有些被埋没了。”(S.E.Ⅴ.347)

我们现在就发现了关系紧密的两个对子。一个是“任意的”与“已存在的(或者决定性的)”;另一个是“个体”与“群体”。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冲突之一便是,他希望能够在分析中突然涌现的整个任意性来自患者那边,而非分析者这边。但是如果患者与分析者都能参照语言学的习惯,即参照从历史的角度所有的意义的特殊形式的必然的确定性,那么,任意性就被排除掉了。其次,后来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象征主义中的文化象征性,仅仅在次要的意义上才能说是个体性的。但是,求助于语言学习惯的文化参照系则同时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当患者在梦中或者神经症的症状中表达一个话语的形象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共同源泉的存在。其涉及到的元素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来源。但我们同样注意到该形象是话语的一部分。这一话语既属于患者自身,又对患者而言是恰当的。在口头禅与强制的类似之间的摆动中,我们看到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融合。这一融合允许分析者提出他的解释,同时避免那些求助于象征主义与密码法的刻板的解释方法。

正因此,我提出了象征方法与解释的语言学方法的对比。在第二种方法中,梦的被考察的元素通过话语的形象类型而揭示了它的意义。

解释构成了一个本质上是语言机制的东西。这一语言机制建立在字面义的错用和同位的语法程序的修辞学的策略上。一个图画形式表达梦的思想的必须性,对这些思想给予了的一种限制。同时确立了甚至在这些思想能够进入梦中之前就有的修辞学的制作与语法性的制作。

但这种梦的分析最令人惊奇的是弗洛伊德给予自己的解释的自由。这仅仅是因为在他假定其存在的表现方式中由言词化所证明的技巧。不仅仅是他允许自己在塔的表象中解释一个被利用的话语的特殊形象,而是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复合词——疯人+塔(Narren-turn)——作为梦中两个不同思想的综合;或者通过一首德国民歌中的煤代表隐密的爱来解释梦的煤的含义。这些都显示,弗洛伊德确信这一方法在表面上的任意性被他认识该做梦者的事实所平衡,同样,通过对已牢固建立起的对语言习惯的忠实所平衡。

另一个问题是对已牢固建立起的语言学习惯的强调是源于其经验的秩序还是具有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尤其存在于图像的象征性与词的象征性之间。但要回答此问题,则必须先考虑一个方法论的背景。在《释梦》最初的几个版本中,弗洛伊德不断地提醒读者说,整个象征化的解释仅仅在与基本的技术,即自由联想方式相联结时才能够被运用。在某种意义上,参考一个已固定的语言学习惯而有的元素的破译代表由自由联想法所构成的解释领域的最大限度。本质性的是,解释只能在其句法结构受到了一些修改以适合检查的要求和视觉表象的要求的词的或思想的系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14年弗洛伊德氏说:“任意性与不确定性的难于克服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梦的被考察的元素能够在做梦者脑海里唤起一些不同的事物,同时能够在不同的解释者脑海唤起不同的东西。我在这里描叙的方法与在古代就已采用的方法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点是:我将解释的任务交给做梦者自己。它对由梦的一个特别元素而在解释者脑海里唤起的东西不感兴趣,仅对在做梦者脑海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S.E.Ⅳ,98)仅仅求助于言词象征化的解释对于阐明元素的意义是没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与自由联想法对立。但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其求助的元素属于梦者所处置的范围,则它应是合法的。语言学习惯的共同体先验地保证了这样的合法性。事实上在1900年时,弗洛伊德在涉及到超越这个限制的一个普遍象征符号体系的存在时,仍然保持自己谨慎的宣言,他说:“一个梦的普遍有效的象征性仅能在有限地涉及到暗示和普遍知悉的词语的替代中才能出现(S.E.Ⅴ.346)。

通过对这些象征性的发现,梦并没有求助于象征化的特殊的能力,而是追随那些已存在于无意识的小径。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他的解释方法最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出现在梦中的意义的各种形式对于梦者自身而言是能够被理解的。弗洛伊德对密码法的敌意还在于,他确信在每一个梦和每一个神经症的结构中所具有的个体性特征。这些结构当然建立在相同的机制上,但这不能被理解为这些机制能产生与一个给定的潜在的思想相一致的显现内容和症状,因为个人的这些独特的经验构成能够用于建造这些结构的原始材料。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是建立在决定梦工作的不同机制之间的区别上,而不是建立在表面的题材和或者在不同梦中再现的共同特征之上。

梦的内容或者神经症所涉到的个人特征是由自由联想所保证的。在这一来源缺乏的情况下,存在于语言学习惯中的意义才由解释者所支配。

第十讲

III、象征性的普遍性,在1905年与1910之间的不同的探索。

1999年5月24日

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探索是在周三群体的其它成员尤其是斯特克尔的刺激下进行的。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重要性与它的本质的修改散见于他的这一时期的论著、通信及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讨论记录中。

在《性学三论》(1905)中,弗洛伊德对在性倒错中的象征性问题感兴趣。他说:“在其它情况下,一个对物的崇拜的替代是由象征性思想的联系所决定的,且该个人自己一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联系。要确切地找到这些联系所追随的路径,并不总是可能的(同样,脚是一个古老的性象征符号,它在神话时代就已经出现。皮毛起到的拜物教的作用非常确定的与阴阜的联想有关)。然而,甚至象征性的这一类型也并不总是与幼年性经验无关。(S.E.VII,155)”

精神分析的解释在于准确地澄清在性倒错的潜在内容与显现内容之间的被这些联系所追随的路径。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关于这些关系的确定性的假设:成为其本质的是在皮毛与阴毛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想;另一个是在神话学的作品中可观察到的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再也不坚持一个严格限制在语言学惯例支持的确定性的解释,如同他五年前在《释梦》所做的那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象征符号具有的两个不可分裂的本质性主题:1、象征符号的沉默性,即它相对于语言的距离;2、象征符号对将其置于与另外那些出现在意识中的因素相同的平面的(企图的)抵抗。

针对周三群体中其他成员对象征进行任意解释的倾向,弗洛伊德于1908年10月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一个对性埸面的解释正确与否,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证据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解释是否暗示了一个新的联想。(Minutes,II)”

当弗洛伊德将重要性置于这一新联想上时,他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其思想的两个方向。因为,他揭示了一个观念,在这一观念下,象征符号在日益扩大的意义背景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在这一观念下,象征符号成为了代表着心理学一般解释的有效性的唯一保证,这一保证是由各种细节所组成的整体的一部分。

“每一个例子都应该被个体化的考虑,我们所做的介绍仅仅在我们进入到最为隐密的细节中才可能被确定。(Minutes, II)”

我们已经在《癔症研究》与《释梦》中看到了这一朝向个人的演化,但新的联想的第二个特征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的。它涉及到在分析过程中,在患者与分析家的辩证关系中象征性的位置。在临床实践中,象征符号被沉默所给定、所指示,这一沉默标志着分析者必须做一个新干涉的那一刻的到来。

弗洛伊德说:”在两个情况下,患者处在沉默中:当他们不能接受一个性象征时或者当移情的情势出现了障碍。(SE XV,149-150)”

我们能够在《癔症研究》中能够看到,由于越过沉默的障碍的第一种努力在于对语言习惯的方法的求助,这就唤起了弗洛伊德对语言的历史与本质的极大的兴趣。越过沉默的第二种努力出现在沉默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标志的埸合,这样一种努力已超越了语言的严格的有限的范围。

这一章的基本题目之一,即是一个语言的参考系或者仅仅是语言的历史对于精神分析的解释能够保持其特点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在该解释与预先假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符号发生关系之时亦是必须的。

语言的历史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语言学习惯的极端忧虑也明显地表现在弗洛伊德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三部书中(即《释梦》1900,《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妙语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这一忧虑本质上是对给定文本汇编的形态学与组织学的忧虑。在1900到1905之间,弗洛伊德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语言的个体发生方面。而在1906到1913之间这一时期,他的兴趣则更多地集中在语言的群体发生方面。对神话学、象征性、文学文本与宗教仪式的兴趣构成了后一时期特征。然而所有这些都可视为对语言学习惯所表现的兴趣的扩展。

面对斯特克尔等人强调象征符号意义的固定性与普遍性,弗洛伊德在1909年美国Clark大学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梦的分析向我们显示无意识求助于一个特殊的象征性。尤其是对性情结的表象而言,这一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个典型的形式下部份地固定化。并且似乎印证了我们关于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神话与童话的基础的猜测。(SE XI,36)”

弗洛伊德最终同意了下列三个关于象征性的概念的前两个:

1. 一个言词的与个体化的象征符号(即一个表面上属于个人性的

象征符号),比如“当脸一耳光”似乎属于这一范畴。

2. 一般性的与言词相关的象征符号。粗一看普遍性仅适用于个单

一语言内部,但词源学允许将其扩展到其它语言中,以致于其适用范围可能扩大到包括讲一个语言的全部人中。

被文献学扩大的应用,允许概念1和2重新组织。

3. 普遍性的与视觉的象征符号,表面上看与语言无关系,比如:“一

个香烟是一个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

正是由于一个妥协性的归纳,弗洛伊德能够一方面包含他在1890

年概括的,在《释梦》中为其辩护的象征化的语言学定义;另一方面又通过日益增长的词源学与语史学的支持而接受由他的弟子们(斯特克尔等人)编辑的象征符号意义的新词典。但是他明确地表示一个非语言学的方式是决不够的。

在斯特克尔等人的影响之外,弗洛伊德还受到荣格的影响。在1910年弗洛伊德与荣格均开始对象征性问题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最终,荣格发起了一个对弗洛伊德象征符号理论的最为尖刻的攻击。

标志着弗洛伊德对象征符号兴趣的最早暗示是在去美国访问之前。1909年夏天,在一封弗洛伊德给荣格的信中(lettre,154F)他说:“在到考古学领域的一次有趣的远足中,某些涉及到象征性本质的观念来到了我的脑海里,但它们需要被明确化。”

到10月,荣格已在这一全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做得相当深入了,但他感到某种困难需要克服。“考古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神话学将我吸引住了,这是一个非常新异的材料宝库。(lettre,157 J)”

弗洛伊德回答:“我欣喜地获悉你投身于神话学中。我多少有点寂寞。…我希望你能很快地同意我的观点。十有八九,神话学是围绕与神经症相同的核心情结组织起来的。(lettre, 160F)”

弗洛伊德以“核心情结”指示来后来的以俄底浦斯情结而闻名的那些内容。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在神话学、考古学和宗教这些术语实际上可以相互替代的领域的研究具有两个目的:象征性的澄清和一个为了证实弗洛伊德在另一个领域提出的神经症解释的中心概念的有效性的努力。此两个目标粗看是有区别的。但,一方面涉及到类型与普遍性这样的参考领域以及由这一参考系的可能性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的对象推论的结构都同样既存在于俄底浦斯情结概念的演化中,又存在于象征性概念的演化中。因此,我们将在象征性研究的背景下对俄底浦斯情结的历史做一番介绍。

提问:

1、梦的视觉表现性与汉字的视觉表现性之间有何关系?

答:我个人认为,它们都服从于相同的无意识机制——凝缩与移置。但梦是个体的,汉字是群体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汉字的研究找到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致的视觉表达的规则以丰富弗洛伊德从梦的研究中提出的上述两个基本机制。

2、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看重语言习惯的重要性?

答:他是想用听觉特征保证视觉特征的有效性。他和大量的西方思想家与语言学家一样始终坚持正常的思想形式是语言,而视觉的思维形式如同埃及的象形式文字那样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因此他认为梦思的视觉表达性是一种思维的退行。同样,象征符号的视觉性也是一种退行。这种退行是压抑的产物,如同神经症一样。从而需要语言这个常态的思维形式来保证其结论的普适性。

3、中国是否也存在以脚作为性的象征的现象?

答:当然如此。比如从宋代开始的缠小脚的习俗,当时人们就以脚小为美、脚大为丑,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借拾筷子之机触摸到潘金莲的小脚时而她并不退缩,就成了两人定情的标志。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告诉我们,中国古人在做爱时女人不能脱掉袜子裸露出小脚。脚成为女性最神秘、最性感的部分。

4、沉默在分析过程中有何意义?

答:意义非常丰富,除了弗洛伊德关于遇到羞于启口之事的沉默之外,我想至少还有大脑中充满了太多的思绪而不知从何说起的沉默,所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说的就是这种沉默。上述两种沉默都属于“实”的沉默。另外还有“空”的沉默,至少也应有两类,即大脑处于昏黑状态的沉默和大脑处于空灵状态的沉默。

我在巴黎时见到一个女分析家做一篇关于沉默的博士论文,她把沉默分为10类,其工作细致得惊人。

5、什么是语史学?

答:语史学是对英文单词philology的翻译,字典通常列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术语:语史学,文献学。在我看来它相当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所谓的“小学”,包括声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大学”则属于对于儒家经典的研究。中国传统学者很看重小学的功夫,西方也同样如此。比如尼采,海德格尔都是以自己的文献学训练为其构造哲学体系的基础。弗洛伊德对文献学的重视是我们上述所谈的课题。拉康也反复的强调文献学、语言学、修辞学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必备的修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精神分析学家也必须具备小学的功夫,才能站在由神话、传说、宗教、语言、文字所构成的群体的象征性体系的水平上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症状学机制。在解释的意义上,精神分析是文献学的或者说是小学的。

第十一讲

1999年5月31日

Ⅳ.俄底浦斯情结的历史(1897-1910)

俄底浦斯情结的第一次出现

涉及到俄底浦斯王的戏剧本的第一次研究出现在《释梦》的1900版关于典型的梦的那一节中(SE 2,261-264):对俄底浦斯冲动的第一个暗示与亲爱的人的死亡的梦相联系。这里必须立即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梦的“俄底浦斯”解释并没有考虑弗洛伊德在该著作的其余部分中提出基本原则之一,即显现内容与隐含内容之间的区别:“梦是一个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了的实现(S.E. 4,160):父亲死亡的梦通过不寻常的直接的方式而非变形的方式表达了梦的欲望。

弗洛伊德承认,他的关于这一类梦的解释如同死亡愿望的起源那样是一个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并不以他所证明的在所有其它的梦中实施的方式而起作用。作为结果他提出了一整套假设以解释这是如何可能的。

(a)个人并不想象相同的愿望,准确地讲是登录在这一愿望中的思想的丑恶特征允许他不迂回地表达。

(b)一人死亡愿望的脆弱的伪装躲在白天的对那个在梦中死去人担心的残余之后。

(c)存在着一个对规则证明的例外,梦的这一类型,同样类似的焦虑的梦,允许我们显示检查的目的与焦虑和另外一些痛苦情结的自动释放之间的对立在俄底浦斯的梦中,这没有产生。

少女杜拉的例子

杜拉有父母和K夫妇。杜拉爱上了K先生,与K夫人关系了很好。此书写于是1901年出版于1905年。它将分析集中在“家庭”这一概念上,但是这个家庭至少在下面二个方面都不能说是“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作为一个结构,并且杜拉的被表达的和被压抑的愿望均与形成这一结构的家庭有关,这一结构包括母亲.父亲.K先生和K夫人。换言之在显现的水平上这个家庭在两个称谓的地方有四个称谓。当弗洛伊德考察愿望结构的时候,他并未删除另外两个称谓。

未找到任何一点由杜拉和其母.其父之间关系所构成的“核心情结”还能的痕迹。同时我们引用下面一句话证明俄底浦斯情结的缺席。弗洛伊德说:“这一(对其父的爱,必须被重新唤起,在此情况下我们问我们自己这是什么目的。明显地,作为反应的症状为了压抑某一强烈存在的无意识的东西,……她因此而相信她与K先生的关系已经结束。这是这一压抑过程典型过程给她带来的好处。为了与已持续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爱情搏斗,她不得不被迫向幼年的对其父的爱恋求助,并不得不夸张这一爱恋。”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个将对K先生压抑的爱移置为对其父情感的冲动是意识层面的活动。这意味一个相反方向的移置,如果人们假设青春期是允许对父亲的爱重新复苏时期,那么其它形式的爱就代表了一些相对于前者爱的移置。在杜拉的例子中,一个深入的分析将会让对父亲的爱浮现出来,而对K先生的压抑了的爱仅仅是一个移置。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个由她的对双亲的幼年期依赖的概念而来的可能性。因而他使用了“求助”、“夸张”这些术语来描述杜拉对其父亲的幼年期依恋。

这一术语让人想起了他在《科学心理学规划》中的描述。在那里,他说,前青春期的冲动在青春期时会重新回到意识中来,从而使这些冲动有十倍的增强。这些术语亦让人想起一个新的荣格的假设。这一假设与弗洛伊德从1890年开始构造的并非毫无关系。这一假设涉及到非性的幼年期依恋的重新唤起,以便为当前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些依恋因为当前的忧虑的特殊特征而获得了性的色彩。

这一预料的冲动出现顺序的颠倒与预料的压抑要求的顺序的颠倒是与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分析的记忆的顺序中时间顺序的颠倒是平行的。在有关的文章中,追溯到了三岁时的经验记忆屏幕,屏蔽了一个可以追溯到青春期的被压抑了的记忆。这两个例子杜拉的和记忆屏幕的例子,似乎都指示弗洛伊德放弃诱奸的理论。

弗洛伊德意识到杜拉分析中某些错误特别地他承认应该放弃将K夫人为其对象的同性恋趋向理解为杜拉精神生活中的最强烈的无意识趋向的企图。为了不考虑这一点,弗洛伊德被迫不恰当地强调杜拉对K先生的爱,甚至证明杜拉的爱的本质对象是K先生。关于这一问题Lacan有一评论:“弗洛伊德让其干预的绝对明显的是他的自我,他所具有的概念是为了一个姑娘所做的,一个姑娘所做的是为了爱小伙子。如果这里还有某个东西不对劲、折磨着她并被压抑的话,那么它在弗洛伊德的眼中可能是姑娘爱K先生,并通过相同的机会,她也多少爱一点弗洛伊德”。(S.I,P207)但是弗洛伊德到很晚才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弄清了K先生的重要性,但他并未修改有利于俄底浦斯情结的解释,尽管这一解释是颠倒了,我们只能满足于杜拉个案的解释中的历史的不完整特征。

三、性幻想的作用

在本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绝对相信一个防御性冲动的失败是神经症的起源,而性冲动必然与幼年性活动的显现为其模型,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幼年期手淫与性幻想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澄清是通过由Stekel提出的关于手淫的作用与现实神经症关系的问题的回答而最终实现。最初弗洛伊德认为幻想具有与性活动相同的病原性效果。在通过对手淫作用的研究之后,弗洛伊德最终将幻想放在神经症病原学的首要位置。下面这一段表现其演进过程(1907年2月周三小组讨论摘要)

“关于自淫的概念,弗洛伊德注意到有一个人H。Ellis仅仅在他只涉及单独一个人的朝合比,如与歇斯底里症状相关联的埸合中使用这一术语。但弗洛伊德自己在没有对象时的埸合使用它,比如在图像再现时的手淫活动将不能被认为“自淫”。

在1909年5月为了澄清心理神经症的病原学,弗洛伊德再次强调了这一区别的重要性,这一区别性最终成为自恋的基础。“弗洛伊德个人渐渐趋向于认为手淫并不是所有神经症痛苦的根源,而是躲藏在手淫之后即原初手淫的幻想才是这些痛苦的本质因素。神经症患者是那些在其幻想中未能够与其最初对象相脱离的人,是这些原始幻想的内容构成了被压抑情感的根源。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地将这些幻想与其父母相分离的人来说,手淫不能引起任何心理学的后果。”

这一立场与他在1908年写的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幼年期的性理论》和《神经症患者的家庭传奇》)。它们都集中研究了孩子与双亲的关系,但是以一种与诱奸理论和《性学三论》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的。关于双亲与孩子术语的反思建立在思想与幻想的水平上,即建立在为了解决婴儿起源的孪生问题与自身起源的问题的智力努力上(自身作为被性别化的起源)。样高大”。(SE.Ⅶ,237)

四、俄底浦斯情结的提出

但是荣格引入的从联想实验的方法论那里借来的术语“情结”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此后“情结”被理解为由被潜在情感负载所投注的观念聚合。在1908年,弗洛伊德多少有些保留地追随荣格而使用情结这一术语去指示不同形式的精神内容。个人情结、职业情结、家庭情结。这些重叠于幼年期性欲与对象选择理论之上的成分都对俄底浦斯情结的构造做出了贡献。比如弗洛伊德说:“对于小孩来说双亲是唯一的权威与整个信仰的源泉。在最初的年头,孩子最强烈最本质的愿望是成为如双亲那样的人(亦即像与他同性的双亲之一),是变得与其父其母那样高大。”(SE.Ⅶ,237)

这一来自《神经症患者的家庭传奇》的说法似乎不能与俄底浦斯情结联结起来,它缺乏一个在父亲与母亲之间规定了俄底浦斯情结的三角结构特征的本质性区别。

在弗洛伊德关于双亲中同性别者对于孩子来说最为重要的假设中,在成人的权威和在孩子们感觉到的一个对意见选择与冲动本性的偏好之间的冲突产生了被压抑的与无意识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神经症情结的“核心情结”。核心情结反射了被在幼年期性欲与双亲权威的冲突所唤起的思想的关系。关于双亲在孩子生活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弗洛伊德在1909年12月给荣格的信说:“我正被一个神经症患者中的核心情结的观念所缠住。它出现在小汉斯例子的中心处,并且我无能力向前走(lettre118F)。是在弗洛伊德修改其在1909年5月维也纳学会的报告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创造了俄底浦斯情结这一术语。在《对象的特殊选择》中弗洛伊德推进了一个假设“拯救某一个人(通常是一个女人)的事实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拯救母亲的企图被成为的父亲的愿望所强化,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同俄底浦斯情结进化相联系的所有题目均由此而联结在一起,比如诞生的神秘性和危险性,孩子的来源、父母的关系、人的再生产,性欲及解决愿望与对冲突的畏惧等等都能够通过俄底浦斯情结来给予描述和定性。

俄底浦斯情结首先是一个思想与幻想的作品,是一个被表象所调配的结构,而非简单的一大簇冲动。其次它构成了所有的神经症的核心但这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将一个神经症与另一个相区别的标准是什么。为了回答此问题,弗洛伊德在1909年11月维也纳学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三层结构说:“我们料想成人的神经症具有在其幼年生活中的原型。我们对神经症的起源看法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在核心情结与成人的后来的神经症之间插入一个如同中间阶段的基本神经症。儿科医生将能够做出一个在由神经症所精神性的规定的分层和在生活的整个是最初年代中形成的联结之间的明确区别。他同样能够决定那个必须归因于发展的东西和那个必须归因于遗传的东西。这似乎是清楚的,所有被精神性规定的现象掩盖了另外一个东西。(Minutes Ⅱ,1909、11、17,pp317-318)”

人们能够将这个三个层次表述如下:

A)一般情况 B)小汉斯的例子

成人神经症 ————

幼年神经症 幼年神经症

核心情结 核心情结

我们已经显示了在1907--1910年之间,俄底浦斯情结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各种元素被核心情结、家庭传奇与幼年期性理论所重组。俄底浦斯情结的概念在围绕着幼年期性理论与幼年期幻想而不断增加的混乱中起着一个简化者的作用。这些简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限制从病原学角度而有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象的数量。

这一简化的实现依赖于两个不同方式:1)排除2)重组。某些“情结”被考虑为次要的、衍生的结果。它们在神经症中如同中介阶段那样而起作用,比如荣格的职业神经症、个人神经症。同样比如将上帝简化为父亲的事实从而使与俄底浦斯情结紧密相连的宗教情结归属于次要情结的范畴。接下来人们能将一些主题比如诞生、再生、拯救等加到这一概念中。神经症潜在的内容是稳定的,但是在特定时刻人们能够看到它的细节化的临床表现的迅速繁殖。如同象征性直接通向无意识的意义那样,俄底浦斯情结直接通向了原初的愿望。

第十二讲

1999年6月7日

Ⅴ、神话与梦(1910--- 1911)

一、弗洛伊德与荣格对神话与象征符号的兴趣差不多是同时的,即开始于 1910年初。1910年1月,荣格在苏黎世的一个大学生协会作了一个报告。他给弗洛伊德写信,向他讲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性,也向他讲他自己对于该问题的第一次归纳不满意。弗洛伊德回答他说:“我完全赞同您对象征性的深入研究。您能够回忆得起,当我同意布劳伊尔的观点时,我自己同样不满意。您对象征性所讲的是模糊不清的思想的一种形式。您现在所写的的确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探索,但无论怎样,它与我自己所确定的方向是相同的,即古老的退行。我不得不借助于神话学和语言的进化来实现对此点的把握。(F/J lettre 177F)”

弗洛伊德的关于象征符号的遗传学的探索允许弗洛伊德他不去涉及他以前所建立的象征性理论。“象征符号的意义将在语言学习惯中与语言的历史理解中被发现”,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弗洛伊德关于象征性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在以后从来没有中断。

在1895年,他将语言学习惯同时放置在现在与过去中,在1910年代,他被迫放弃现在的语言习惯的双重确定性——换言之,放弃自由联想——以便在语言的史前起源中寻找象征性的确定性,因为根据Stekel提出的梦的象征符号观点,语言再也不提供 一个直接通向象征性的指南,这并不符合弗洛伊德的对于语言的解释。在1914年他不得不概括一个象征符号的新地位,即“象征符号是一个古代的同一性的记号与残余“(S.E.Ⅴ,352)

他的涉及到语言的进化与退行研究的最初成果于1910年2月发表在题为《在 原始词中的对立意义》一文中。弗洛伊德参考了文献学家Karl Abel关于原始埃及语言的论文。在此论文中,作者Abel证明在这个原始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被赋予两个意思,其中一个与另一个完全相反。据此,弗洛伊德参考语言的进化,提出了对该现象的解释。他提出了语言的某个阶段存在的公设。该阶段明确地与属于梦工作的系统平行。在这一阶段中,词代表了一个概念性维度比如《弱——强》(faible fort)、语言的后一个阶段通过增加两个不同手势到单一的faible—fort词中,而将两者区分开来(1910,SEⅪ ,161)两个词根据最初的概念性维度的结合和在这一维度中的一个确定意义的手势标志而被区分。换言之,当梦的工作在两个表面上毫无关系的词之间建立起一个对比关系时,在更为深入的退行意义上,梦的工作也在这两个词之间建立了一个同一性关系。梦仅仅让语言的古代用法复活。“

FŪ(夫)—FÙ(妇)的对立,互为冤家,互为对象。作为Fu首先是通过声调而将FŪ与FÙ区别开,从而形成两个能指。其次我们要注意,仅据《新华字典》,在FŪ这一能指中除“夫”以外还包括“肤”、“趺”和“稃”等九个字。而在FÙ这一能指中除“妇”之外还包括“父”“讣”“付”和“驸”等25字。FŪ的九个字和FÙ的25个字是通过文字的构成将这些字义区分开的。

在三、四十年代 一个中国学者(名字记不清了)在巴黎写了一本研究中国文字的书(书名也记不清)。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中国文字产生于手势的观点。到八、九十年代 ,又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远东语言中心工作的,叫游顺钊,不仅再次提出这一观点,而且推而广之,赞成语言亦产生于手势的观点。并试图通过对聋哑人的手势语研究以证明这一观点。

这些通过字形而被分开的字义系统包括两个类型。第一是意义相关的类型,比如在F 中“夫”与“,“肤”与“麸”(小麦等植物的花外面包着的硬壳)、“稃”, Fu的“附”与“驸”(几匹马共同拉车在旁边的马叫“驸”)、“副”。听觉的词所包含的复义性是通过视觉机制而被区分的。第二个则无意义上的联系,仅仅是语音相同而已,亦即空间邻近的类型。考虑文字的视觉性特征与梦的视觉特征与手势的视觉特征我们能够更一般讲:

在这篇(弗洛伊德的)文章开始时提出:“梦工作的特殊性与文献学在那些最为古老的语言所发现的语言实践之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构造梦思的表达方式概念的证明。根据这一概念,梦思的表达方式具有一个倒退的特征和古老的特征,让我们这些精神病学家信服的观念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更容易翻译梦的语言,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进化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的话(1910, S.E.Ⅺ,161)”

弗洛伊德明确地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存在着一个共同词根的系统。尽管这些词根(radical)并没有在话语的水平表现出来,它们更多地涉及到一个理想词根的基础。为了成为一个给定语言的产物。这些词根必须经历一系列置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的连续性被一个类似于拉马克(Lamack,1744—1829)提出的机制所保证。希望获得普遍的透彻的解释的愿望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仅仅希望强调一个事实,即梦的工作机制对应着在语言进化的更早的阶段的机制。对于在梦与神话最为神秘的元素——象征符号——的理解而言,对词根的探索是最有希望的。弗洛伊德企图借助于文献学研究而找到支持一个象征符号与神话的非言词性特征的办法。

在一封1910年5 月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举了一个关于上述企图的最令人吃惊的例子。这一例子成为了以后弗洛伊德关于象征性的论著的模型。

“在一个科学的平面上仅仅是一件怪事。我有两个患者,其核心情结都与他们两人对其母亲的不忠实相联结(在两个中的一个是历史的不忠实,而另一个则可能是纯粹的幻想性的不忠实)。这两人都在同一天向我讲叙了一件事、作为他们的涉及到木头的梦的叙述的开场白。……我当然没有忽视一块板子指示一个女人,甚至柜子也指示女人(在德语中这两个词都有性的内涵)。但我从来没有打算展现木头与母性情结之间的特殊联系。然而来到我的脑海的是,木头在西班牙语中叫MADERA材料——在葡萄牙语中的叫Madère的岛名从这里而来)这是明显的,mater重新找到了materia(材料)的词根,内容与力量由此而分别 指示了父亲与母亲,更进一步一个亲爱的双亲对子的乔装。(F/J,lettre 190F)”

二、弗洛伊德将其研究的中心放在由古代的和现在 的语言学的词根与习惯所认可的象征性上,这一解释允许他放弃象征性思维的范畴。这一范畴相对于词表象与物表象征而言仅仅具有次等的重要性,而词表象与物表象构成了精神功能的两个基本系统。换言之,象征性对弗洛伊德而言并不代表一个非言词的表象的典型模型,象征性始终是次要的、是词表象系统的衍生物,而不能直接进入物表象的系统。

而在荣格那里,他确开始通过同语词思维的对比将一个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赋予象征性思维。在持续的一段时间中,两人并行地进行着各自的对象征性的研究,各自写了自己的论著。弗洛伊德写的是《关于精神事件运行的两个原则的表达》(1910年11月),荣格的文章写于1910年1月至12月之间,题目是《关于思维的两种形式》,该文后来成为《变换与力必多的形象符号》(1915年的英文翻译改变了题目为“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一书的最重要的理论部分。

在弗洛伊德的文章中他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视为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更多地通过其目的,而非其功能所描述.快乐原则的目的仅仅在于避免不快乐,释放紧张.关于现实原则其目的是追求真实、这是以后的快乐的最好保证。这一区分包含了 幻想与现实的对立。更进一步,弗洛伊德非常强调由语词的残余与话语对现实原则功能的本质性贡献,因为它们使对内部状态的恒常知觉成为可能。他并不暗示象征性,亦不暗示象征性思维,因为他将象征符号的地位限制在一个语言的衍生物上.

荣格为了引导出他的关于思维的两种形式的描述,给予了一个将梦视为象征性的定义。他一开始就将"象征性"置于解释的中心,尽管他后来的关于象征性意义超越了语词的古文解释学假设还没有在这里出现。但关于象征性的强调已经让人模糊地看到他将给象征思维的模式带来什么。文章认为,正常的思维是在言词形式下的思维,言词允许思维采取一个特殊的方向。思维的第二种模式是根据梦与幻想模式的一种思维,是非言词的、非定向的、主观性的思维(Jung 1911—12—15,p22) 这个第二种形式的思维是弗洛伊德发现的、由荣格表达的、和我们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心理病理学结构中表达的思维是同一的、即象征思维。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区分两种思维模型的概念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并非极端的不同。事实上荣格在1910年3月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

“首先涉及到您的无意识概念的东西以一个最令人吃惊方式对应着我在1月份的关于象征性的会上所说的东西。我在那里解释逻辑的思维是使用词的思维、它如同话语、被定向为向外的。类比的或者幻想的思维具有一个情感的色彩,它具有视觉的非言词的本性。它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个向内的、对属于过去的材料的反刍。“逻辑”的思维是一个“言词”的思维;类比的思维是远古的、无意识的、它不通过词来表达、通过词来明确表达它是极为困难的”(F/J,lettre 181J)

荣格开始逐渐地确立了以术语言词和非言词而有的两种思维形式之间的对立。接着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将视觉的象征符号与原始非言词的思维放在同一平面上。正是这一步构成他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分岐。

弗洛伊德在涉及到该问题的一章的草稿的空白处写到:

“相互对立的东西事实上是幻想的/真实的,而不是象征的/真实的(lettre 199aF)”

三、在进一步地考察荣格工作的演变之前,快速地指出一些弗洛伊德对象征性与神话学的探索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必要的。弗洛伊德将神话视为梦的类似物,他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梦,需要一个详细的分析,如同他已在《释梦》中所做的那样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潜在内容与显现内容的清晰的区分是必然要显示出来的。如同象征符号只能勉强地在梦的解释获得引述的权利那样,在神话的分析中它们亦仅可能起次要的作用。神话分析与梦的分析之间差异在于个人联想的缺失。这一缺失明确地代表了梦的象征性解码法的出发点。神话的分析通过对象征符号的求助而印证了这一解释。如果说,荣格相似地对待神话与象征符号的话,其理由就在于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个人的联想具有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性。

而弗洛伊德则将神话视为与梦的次级制作相同水平的偏执妄想狂的产物,神话分析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围绕着一个从次级的修改中剥离出原始的神话。这些次级的修改在时间流逝中大量地迭置在原始神话之上。建立神话的原始文本的困难所具有一个必然结果是,神话产物的分析相对于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始终处在次要的水平上。一个如同他在“鼠人”中使用的推理的调查方法,一个目标在于从患者的强迫症中归纳出原始公式的方法能够允许形成一个对神话的“原始文本”的确切性意见。

另外一点是,弗洛伊德对放弃依赖于上下文背景的解释方法十分反感。作梦者个人的联想所表现的优越并不依赖于它们的单一起源,尽管这些联想属于某一个单独的个体,且该个体代表了一个允许在神话分析中删除某些不可避免变形的必要条件。做梦者在个人的联想的真正优越性在于,个人能够提供一个对解释而言必不可少的细节化的上下文背景。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对不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异质材料,不能通过神话、童话及语言学习惯来证明自身的象征符号只有很少的信任的原因。如果梦的象征符号在宣布其可接受性之前需要神话的保证,那么荣格他怎么能够希望证明在神话分析之中利用梦的象征符号的合法性呢?

第十三讲

1999年6月14日

Ⅳ、荣格对象征性的探索

在1956年,荣格写到:“与能够通过自传性资料就能够充分地解释神经症的内容不同,精神病的内容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不能够简化为个体的因素。”(Jung,1956,C.W. p254,)

两个主题,精神病内容的解释和朝向这些内容的非个体性解释的演化构成了荣格关于“早发性痴呆”著作的所主要关注的内容的一部分。在1912 —1913年的《转换与力必多的象征符号》中,荣格确认了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但在此前的1907年的《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一书中,荣格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反对大学中的精神病学家。他赋予个人在涉及到精神病的特殊形式与起源方面不可估量的重要性。“个人因素的重要性,或者更一般地个人的心理学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地被现代精神病学所低估。”(J. 1907. C.W.Ⅲ.35)但荣格并没有走向极端,他仍然认为在癔症的临床描述与早发性痴呆的临床特征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提出了关于后一类疾病的非个体性的理论。他提出一个新陈代谢畸变乃是早发性痴呆的非个人性的可能的原因的假设。病毒可能具有阻止情结形成过程的效果。

荣格(与阿伯拉罕)(1908a)证明了在早发性痴呆中,对症状形成负责的心理机制是与由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在心理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是相同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涉及到心理病因学和精神病的性的病因学的假设。荣格发展了自己的病毒理论,这一理论标出了区分早发性痴呆症与神经症之间的鸿沟。

在1910—1911年,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鸿沟。首先是一个经验性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显示在精神病患者内心的幻想具有类型学与神话学的本质,这与神经症患者的个人创造是不同的。其次,荣格拒绝接受如下一个观念,即情感与认知之间的深层紊乱,比如表现在精神分裂症中的那些紊乱,仅仅是性力必多分布的紊乱。换言之,荣格拒绝精神病的性病因说。

一个关于精神病问题的非个人性的解决方法完全断绝了神经症的解决方法。我们能够在荣格的思想中找到一系列的对立与同一:精神病/神经症,神话学/个人幻想,象征思维/语言思维,宇宙/个人。在荣格那里所缺乏的,而弗洛伊德认为应该引入到这些对立中,作为第三个对子的是:历史与语言。弗洛伊德在《狼人》的个案历史中,支持一个历史的解释:神经症(它蕴涵精神病)不能够仅仅根据现在的幻想的内容而得到理解,还应该追溯到过去的具体事件上去,追溯到某些幻想结构和某些恒常的力必多投注形成的那个时期。在《精神分析引论》(1915 —1917)中关于象征性的部分里,弗洛伊德提出一个从语言出发的象征性的历史进化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断定,一个非语言的超个人的无意识不可能成为一个可行的概念;另一方面认为,象征性并不构成一个通向神话学的特殊途径、更不构成一个通向无意识的特殊途径。

但是真正导致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对立的,并不在精神病领域中,亦不在象征性问题上,而是在“乱伦”的问题上。乱伦的问题在弗洛伊德正着手检查俄底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之际成为了他最为关注的热点。同时它(乱伦问题)构成了那些导致荣格与弗洛伊德合作结束的不同观点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为什么乱伦?荣格在最初同意弗洛伊德的体系的情况下,立即考虑到乱伦问题的存在于他的神话学材料的中心。但是,他将它视为比简平的幼年期性欲更深层的问题,他在1909年给弗洛伊德写到:

“在那里面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很多幼年期性欲,但这并不是全部。在我看来,更多是在古代所上演的反对乱伦的血腥戏剧。它标志着性压抑的开始,如果不是相反的话(letter 170J p363)”

问题对于荣格来说是清楚的,无论是精神病的内容还是神话学的内容,一当获得一个有效的解释时,乱伦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使荣格与弗洛伊德分裂的观点在于荣格论证的反时间性。在解释的层面上,荣格完全不区分神话的原始版本与衍生版本。他拒绝一个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作为原因的原始版本仍处在弗洛伊德所谓乔装的形式下,荣格的分析的反时间性还在于,他的反时间性观点对应着他的关于精神病内容在本质上是非个体性的假设。他认为在没有意识的解释的条件下,精神病亦使我们面对原始的无意识,即人们面对着充满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象征符号。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建立的无意识的非时间性本质。而荣格涉及到精神病与神话学的论证,在一个直接面对无意识的形式的意义上,似乎为精神分析开创了一条有前途的道路。

荣格的这一论证的一个必须条件是要取消在梦和神话显现的内容与潜在内容的区别(就好象在城市的上空俯视一辆汽车,它时而出现,时而隐没于建筑物之中)。而弗洛伊德则希望保留一个明确的区别,以反对任何企图直接地阅读无意识内容的努力。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前意识系统这一中介才可能进入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推理是建立在机制(移置、凝缩等等)上,而不是建立在内容上。在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强调:区分正常人与精神病的是如下一个事实,无意识的机制将在词表象系统中,而不在物表象系统中起作用(这同人们在神经症的被压抑的内容中观察到一样)。精神病的内容并非如荣格所希望的那样,是物表象的直接泄露。这些内容更多地是言词思想的衍生物。在一个特殊意义上,精神病与无意识的距离比神经症与无意识距离更大:一个荣格在分析精神分裂症中提出的通向无意识的道路同样是被删除了的。

荣格希望在无意识中发现一个普遍性神话,这一神话已在摆脱母亲的力必多中所发现。对母亲的力必多的摆脱蕴含着再生与献祭的内容。在荣格的《置换与力必多的象征符号》著作中,我们能从其章节的题目中看到这一点,比如《英雄的无意识起源》、《母亲的象征性与再生》、《为拯救母亲的战斗》、《双重母亲的角色》、《献祭》等等。在这里,一点也没涉及到父亲。由神话的诞生而提出的解释仅仅涉及到同母亲的关系或者仅仅涉及与为了逃避贪婪的母亲相关的题目。

荣格并没有感到一个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他看来,每一个神话都是一个有效的历史,每一个神话都是一个民族所制造的幻想,其目的在于让与过去相联结的力必多解脱出来,以对付一个特别困难的,未知的适应。荣格证明了象征符号的优先性,否认了需要在另一个领域寻找象征符号的根源的可能性。

荣格的出发点是:精神病的个人性产物与民族的象征性的集体表象属于相同的序列。如果必须勉强承认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显示出高度个体化的象征符号的话,那么荣格仍然找到一些方法以减低这种个体性的重要性。他首先在癔症患者身上找到个人的回忆仅具有很小的重要性。面对企图证明象征符号的普遍性与类型性的努力,弗洛伊德则显出了一种保留的态度。

荣格认为在早熟孩子身上观察到的伪记忆(幻想)完全不是个体记忆的恢复,而是群体发生的记忆。因而它们并非是关于幼年性欲的,亦非真正意义上的记忆。 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如果匿名的集体无意识存在的话,那么它只是标志了精神分析领域的限度。在他关于神经症的第一批理论努力的目的在于要删除神经症病因学的遗传学因素的范围内,他将祖先的经验与遗传因素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他对通过假设群体发生记忆的存在,从而将个体的经验的作用仅仅视为这些记忆活化的观点持极端的保留态度。

其次,荣格将分析的个体性部分视为分析的准备阶段或表层阶段,是在被分析者与他的家庭和他的过去的假偶像(父母)之间的无趣的对质。在这一对质之后,分析的真正工作即对集体无意识的沉思与瞑想才可能开始。仅仅只有在象征符号失掉了它们同个人的联系时,分析才可能获得最起码的进步。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事情则正好相反。根据弗洛伊德,群体发生的记忆仅仅给予一个形象的轮廓与蓝图。在这一基础上,分析的真正工作才开始介入。分析的真正工作在于补全细节、补全个人的细节。最后,一个非个人的起源问题不过是一个修辞学的练习而已。弗洛伊德的这种观念在《狼人》个案的历史分析中显示得非常清楚。

作为结果,在荣格的眼睛中,真正的象征符号被它们的非个人性特征所表示。一个象征符号要么对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象征符号、要么对所有的人来说都不是,并没有一个对某个人的象征符号。对弗洛伊德而言,象征符号具有个体间的本质。决定分析结束的东西,在于一个象征符号属于谁的问题已经毫不含糊地被确定。

荣格将力必多视为象征符号的基础,但被他孤立出来的力必多中确完全看不到关于结构的忧虑。这一结构在弗洛伊德那里,由他所提出的神话与神经症的语言学结构所保证,是与这些映象的词源学的基础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语法保证了精神分析能够抵御象征符号的匿名的本体性的流动。

在弗洛伊德强调象征符号的衍生本质的地方,荣格则强调象征符号的创造性功能、朝向未来的功能。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象征符号属于来自压抑或者退行的概念;而对荣格,象征符号则属于超越的概念。

在这里涉及到的基本区别是对于不可言喻性的态度,弗洛伊德将不可言喻性归到不可表达性之中、归结到他的语言理性主义之中。并且对变成一个纯粹的图像与词相分离的象征符号充满着怀疑。荣格则希望在象征符号中找到一个对语言理性的超越,他认为象征性打开了理解神话的神秘性的大门,由于象征符号的解释不仅使神话与另外一些社会的传统能够得到理解而且还能够重现 [1]。

[1] 弗氏认为象征符号不具有自主性,只是语言的衍生物;荣格认为象征符号是自主的、强调视觉思维规律。也许在二人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中国文字的研究得以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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