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阴山写王阳明与其它老师的区别在于：通过历史事实以及历史人物来解释王阳明《传习录》里面所说的意思，让人在看的时候结合当下历史故事，融会贯通。他对传习录原文进行的提取，有时是整个短篇解读，有的是提取一句话解读，可见他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写作体系。所以，度阴山也给了读书方法。第一步，泛读，有书就读；第二步，精读，挑选你认为最好的书，持续不断反复地读；第三步，是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那就是自得于心。这也是王阳明的读书心得。什么是自得于心？那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不形成自己的思想，就算你读书破万卷，也是个有脚书厨、别人的传声筒。
这本《传习录》是度阴山采用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的，它是之后所有《传习录》的母本，在《传习录》的汪洋世界中，可谓德高望重。
《传习录-上》
徐爱录
亲民与新民：独立意志与自有精神
一部体现心学精髓的《传习录》，开篇就提“亲民”和“新民”，必有深意。中国古人编书，大都讲“春秋大义”或者是“春秋笔法”，说白了，就是正名。所以，“亲”和“新”的区别就是王阳明的弟子们在为老师的学说正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
朱熹认为是“新”民，王阳明认为是“亲”民。
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心理。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一定的独立精神。新民——以绝对权力按自己的意志来教化、启蒙、改造民众，让他们成为思想上的奴隶、统一行动中的巨人。
从这一点而言，“新民”就是统一思想，不必在乎别人的意志和感受，强行使他们进入自己设置的轨道，使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精神彻底丧失。
以人情推之，你真爱一个人，就会给他自由，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每个人的天性都喜爱自由，这是良知的基本认识，违背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致良知。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基石——人人心中皆有个天理在，心即理，所以人人皆可为圣贤，皆不受外在权威和所谓真理的压迫。人只要致良知，所行所为便皆符合天理，不须外求，不需要外在的设计。
“亲民”和“新民”应该合二为一，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正道。既要有在伟大思想下统一的新民（让百姓得到新知识，开拓新思路），更要有“民之所好好之”的亲民（让整个天下都成为一家人）。
王阳明的学说，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就是依良知做事，一切好的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良知基础上，凡是不发自良知制定的制度，就是坏制度。
无论你多么英明神武，全凭自己好恶制定出的制度都要缺陷，制定制度唯一的妙法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为致良知。
因此，王阳明的弟子把这一条放在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一样，其思想都来自《大学》，而“亲民”和“新民”是两派学说的分水岭。
第二，《传习录》第一节讲此，足可见王阳明和其弟子们对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尤其重视。
第三，人具有独立意志和自有精神是阳明心学的灵魂，是阳明心学的支柱，没有这个，阳明心学的其他概念都立不住。
第四，人只有具备了独立意志和自有精神，才能做自己想做的，只要做自己想做的，才能提高工作和生活中的效率，进而提高人生效率。
只有当人拥有自有精神之后，才能、才敢独立思考，不转折，不转念，以一条直线前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
龙场悟道——心即理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驿站创建心学，提出“无性自足，不假外求”的理念，这八个字简单而言，就是一切靠自己，不必寻求外力。这就是龙场悟道，这八个字浓缩成三个字就是，心即理。
所谓“心即理”，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所有的天理、真理乃至于道理都在我们心中，不在我们心外的事物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孝、忠、信、仁这些天理。我们不需要去学习如何孝、忠、信、仁，只要你没有被私欲遮蔽，真诚无欺地释放这些天理，那么，你就知道怎样做才是孝、才是忠、才是信、才是仁。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虽然所有的天理、真理和道理都在我们心中，但如果你不去把它呈现出来，就等于没有。王阳明说，心在腔子里是心，到事物上才是理，所以说，心必须到事物上才能呈现出理。比如你心里有个孝顺的理，那必须去父母身上呈现，否则，这个理就不能称为理。那么，心是否还称为心呢？答案是，不能。如果理不能称为理，由于“心即理”，所以，心也就不是心了。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心、理是合一的。
倘若一切理都在我们心中，做事必须靠心，那我们按本心所做的一切事，就都是符合天理的，就都是伟大的事。你用心孝顺父母，用心对待领导，用心交往朋友，看似是小事，其实都是伟大的事。
儒家哲学认为，人心由两部分组成：性（人性）和情（七情六欲）。朱熹认为，只有人性是符合天理的，所以说“性即理”；王阳明则认为，人性和七情六欲都符合天理，所以说“心即理”。
承认适度的七情六欲是天理，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的最本质不同，而当我们承认人适度的七情六欲是天理后，就会对别人的情欲持包容的态度，唯有承认七情六欲，才能承认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人。
我们做事，只要以七情六欲催动人性，那我们就是圣人。人性就如指南针，指引我们正确的人生方向，七情六欲则是加速器，它大多时候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冲动，这种情感的冲动，对万事万物付诸我们真是的情感，这才是我们成就伟大功业的必备要素。
如果没有只有人性，而没有七情六欲的冲动，那我们就是一尊石佛，空有正能量在，却不能发挥。我们必须认可情感的冲动在我们的人生中起到冲击波的作用，才算真正懂得人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阳明说“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因为我们的心是完整的，但凡你是个人，你就有心，有心就有指南针似的人性和奔向指南针指向的七情六欲，有这两样东西，你还有必要向外求吗？
人性就是让我们走正确的路，七情六欲则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加速行走，而且保证能走到底，那由此会产生出无数的理来，何必向外求呢！
没有真诚的仪式，就是形式
儒家规定，守孝期间不允许有性生活，赵宣在守孝期间却生了五个孩子，由此可知，这人根本就不是在真心实意的守孝。
守孝是一种仪式，所谓“仪式”必须发自真诚地遵循规矩和执行形式。没有了真诚，仪式就成了形式，形式必须去学习，在内心是求不来的。但仪式却不必向外求索，只要真诚，仪式自然就会出现。你若用心孝顺你的父母，还怕没有仪式？你若用心爱你的爱人，还怕没有仪式？你若用心爱天下人，还怕没有仪式？
仪式，要求我们用心；形式，要求我们外表做的好看，二者看似相似，其实泾渭分明。
我们要有仪式感，而不是形式感。
有人说，有些仪式是不重要的，这话是正确的，因为不重要的仪式就是形式，而有些仪式是绝对重要的，因为通过仪式可以修炼我们的心。
孔子说，祭神鬼就要内心发自真诚地相信有神鬼在，这就是仪式感；如果你祭祀神鬼，内心却不相信神鬼，那就是形式。
形式，最好一点都不要有，浪费时间。仪式，一定要有，当你用心了，真理就会在仪式中自然呈现。
王阳明式知行合一
1517年，王阳明到江西剿匪，接着在南昌平定朱宸濠叛乱，1527年又到广西剿匪，这三场战争的完美胜利把王阳明推上了圣人的圣坛，而王阳明在这三个战场的胜利，都要归功于他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是知道了就要行动。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倘若知行合一真如此，那王阳明不可能靠它创建那么大的事功，五百年来王阳明的粉丝也不可能多如牛毛。
所以，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没那么简单。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修文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概念。第二年，他到贵阳讲学，所讲的却是“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始终是一以贯之的，王阳明不可能犯这样浅薄的错误，在创建心学的第二年，就提出另外的概念。
所以，知行合一，应该是来源于心即理。
心即理，直白而言，就是心理合一。我们心中有天理，为人处世必须发自本心，如此，天理才能呈现，心中所想不能和行动分道扬镳，是为心理合一。
而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的另外一种表示：我们的心中有良知，良知真光明者，必有行动，必能呈现出天理。
所以说，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
王阳明谈知行合一，谈的是“道”，而其他的知行合一，谈的是“术”。
王阳明如何解释“知行合一”的呢？
见到美色，立刻喜欢上，而不是见到美色后还要思考一下，是喜欢还是厌恶。见到美色，属于知，喜欢上美色，属于行。见到美色和喜欢上美色中间没有间隔，知和行之间没有间隔，本就是一体，所以，知行就是合一的。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也不是理论，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这本能就是良知。本能的力量是威力无比的，是人类最厉害的力量。饭，人人都自动自发地去吃；美色，人人都发自真诚地去喜欢，这就是本能的力量，不需要外力。阳明心学，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遮蔽的良知这一本能恢复，以创建伟大事功的一门行动哲学。
而“知行合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
人生在世，如果每个念头，做的每件事，都听命于良知，那最终，我们就能成为无所不能的圣人。
格物：朱熹理学&阳明心学
1508年，王阳明被发配到蛮荒的贵州龙场驿站，那里的生态环境相当恶劣。一方面是空气质量，当地有瘴疬之气，这对于从小患肺病的王阳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另外就是驿站破败，不能居住，王阳明只能住山洞；同时又缺衣少食，对于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王阳明而言，龙场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角度，都是人间地狱。
人遇到困境，一般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自暴自弃，一种是积极面对，寻找破解之道。王阳明显然属于后者，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想到了圣人之学（当然是朱熹理学），试图用圣人之学来解决当下困境。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被称为“格物”，朱熹的“格物”是心外去探究万事万物，从而得到真理。为何朱熹的“格物”是这样的？因为朱熹把我们人心中的七情六欲铲除了，我们的心少了一部分，就必须到外面去格真理，以填补我们的心。如此我们的心才是完整的。
向外去格的物，到底是什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知事物和平常事物，天狗食月，我们要去格，人用腿走路也要去格，竹子在那里生长，我们还要去格；另外一种就是经典和权威，直白而言，就是那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
每个人的成功经验都不能复制，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同，阅历不同，遇到问题时的反应也不同，最后的结果就会大不同。
一切靠自己体悟，知行合一，收获必然多多。终于有一天夜晚，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四个字在王阳明1521年正式提出“致良知”后，又有了新的解释：致知是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格物就是事事物物得到天理。比如，致我的良知于父母身上，肯定是孝的天理，于是，对待父母这件事就符合天理了。
由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所以一切问题都是心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心上完成。你要吃饭，就在吃饭这件事上正念头——细嚼慢咽；你要好色，就要在色这件事上正念头——只对自己的女人好色，别去外面胡搞。
这就是王阳明的“格物”，一切都在心上完成。
儒家从天赋上把人分为三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王阳明认可这种说法。
生知安行的人，尽心知性知天。就是说，他一来到世上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天），能得到什么（知性），最后就是按与生俱来的良知用心去做（尽心）。他不管心外那个客观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会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学知利行的人，存心养性事天。就是说，他来到这世上并不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能创造什么样的人生价值，但他有意识地去追寻这些答案，尽人事听天命（养性事天），时刻让自己良知光明（存心），通过后天努力，也能抵达生知安行的人的境界。和生知安行的人有差异的是，学知利行的人必须和客观世界接触，偶尔会受客观世界的影响，来营造自己的世界。
困知勉行的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这种人没有天赋，或者说良知太小，来到世界上，又不肯光明自己的良知，浑浑噩噩一生。
你认为自己是哪种人？
心外无物
公元前356年，卫国人商鞅（曾用名卫鞅）在秦国进行了一场魔术般的变法，这场变法让一直落后于东方六国的秦国脱胎换骨，成为当时的一等强国。
商鞅变法的内容，全部出于让秦国强大的诚意，没有这份真诚，变法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成功，也不会如此功效显著。很多人都大惑不解，区区一个外国人，跑到异国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竟然成功了。他凭的是什么？
这就是本段要论述的内容
首先，商鞅是个有肉身的人，主宰他肉身的是他那颗热血忠诚的心。有了这颗热血忠诚的心，其所思所念就属于正。种种念头的正，非是出于当时的价值观，而只是出于商鞅的知。知就是良知，良知告诉他，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有能力做到，什么事没有能力做到，最后讲此良知的答案付诸行动。行动就是物。这其实就是一件事。
身、心、意、知、物，本为一体，本就是一回事，一贯而成。
没有肉身，人就不可能存在，就不可能有心，其他就都不用提了。有了肉身，就能装载我们的心。在良知的指引下，商鞅有了使命感和热血忠诚，这才有了后来变法的种种与成功。
没有了良知指引的心，就不可能有物（事情）的出现，也就无所谓成功。正如你没有孝顺父母的心，就不可能有孝顺父母的这件事（物）出现。
心外怎么可能有物（事）？
中庸的“不诚无物”其实就是心外无物。我们用心，才有物（事）；不用心，就不可能有物（事）。用心就是诚，真诚地对待良知的判定，在所有的事情上正念头，即是格物。
关于心外无物，王阳明在后面还有很多讲解，在这里，心外无物的解释就是，用心才有物，无心即无物。
良知：道德感和判断力
这是“良知”在《传习录》中首次出现。在1521年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前，王阳明提的“良知”次数并不多，在《传习录》中，清晰地提出“良知”的，只有此处。
虽然不多，但只要提出，就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何心即理（天理在我心中），原因就是我们心上有个良知。心自然会知，全是良知的功劳。由此可知，王阳明当时龙场悟道，已经悟出了“良知”，只是没有正式提出。
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孝顺，见到兄弟自然知道友爱，见到小孩在井口玩耍自然内心紧张，这就是良知。
它是自然知道的，不需要靠后天思考和努力。既然是自然知道的，那它就是先天而来的，不是后天获取的。我们先天就有这样一个什么都知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们手上，而不在心外了。
遗憾的是，很多人的良知因被私心妄意遮蔽，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必须“格物”——在所有事上正念头，克除私意，回归天理。良知恢复后，我们再依凭良知去行动，这就是致良知。
良知，不仅仅是良心。譬如七楼掉下的不是婴儿，而是一个二百五十斤的胖子，我们就不会去接。同样是生命，为何接婴儿不会去接胖子？原因在于我们良知里有个判断力，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良能。
如果良心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判断力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什么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的。
于是，良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的道德感和判断力。
它是我们心的主宰，心的上帝。
天理是动态的
天理就在我们心里，没有外在的固定标准。当享富贵即享富贵，就是存天理；当弃富贵即弃富贵，也是存天理。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弃，衡量的标准只有两个字：心安。
所遇情境中，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事，只要心安，就符合那个情境，就是在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人欲不并立
朱熹认为，心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心，即人欲；一种是道心，即天理。
王阳明则认为，道心和人心只是一心，人心正了就是道心，道心歪了就是人心。所以，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圣人，只有圣人和魔鬼的不停转换。
也就是说，道心人心本是一，天理人欲不并立。再好的人也有做坏事的时候，再坏的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只看他们是存了天理，还是存了人欲。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点，就知道，有些人并不那么坏，他们的身上肯定有人性的闪光点；有些人也并没有那么好，他们的身上也必有恶的火花，稍不留意就会冒出来。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对人类报以同情——坏人不是注定就坏，只是常常发挥“人心”。我们也会对那些高大上的人抱以警惕——没有永恒的好人，他们只是更多时候遵循着“道心”而已。
人欲太多，天理就不在了，人欲怎么可能听天理的？天理过多后，人欲就不在了，那还去什么人欲？
实用主义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谈到儒家经典六经。孔子删过六经，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化的无耻破坏，而王阳明则认为，有些坏的东西不应该留下，就应该删除。为什么？
因为坏的东西会给许多人以启蒙，这种启蒙会给社会带啦不好的影响，这就是实用主义。
阳明心学就是实用主义，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下面这一条：
徐爱问，为什么三代以前的历史很少，三代以后的历史也很少，只有三代（夏、商、西周）特别多？
王阳明的回答是：三代以前，已不可复制，写了也没用；三代以后，不能复制，所以要少写；只有三代的社会治理是可以效法的，所以圣人们写了很多。
三代以前，是高大上的；三代以后，是下三滥的。下三滥的肯定不要写，高大上的也少写，因为不实用。
把宏图伟业和超前规划写得天花乱坠，没用，因为实用性不强。没用操作性的东西，写出来何用？
文史哲不分家
中国历代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都是才、学、识兼备，也就是文、史、哲皆通。本来，在古代中国，一直是史中有哲，哲中有文，文中有史，后来由于帝制时代结束后的强行分科，才有了文史哲的概念。
《春秋》既是史，又是文，也是哲。六经中的其他五经同样如此，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就是史书，从论道的角度来说就是经典。历史就是大道的具体呈现，大道就是历史的根本缘由。譬如《史记》，从记事的角度说是史书，从文采来讲，就是文学经典，从其历史叙述中总结出的道理，它又是哲学。
大道至简，为何至简？
理由就是，所有的大道都藏在历史中，并且以优美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书写成书。所以，人人都喜欢读，在读的过程中人们就明白了什么是大道。
真正的大家，必须是文采、才华、想象力、情怀，与文史知识、学养、功底、治学态度，与思想、见地、智慧、立场的大集合。
文必须和哲在一起，才能展现美好人性，脱离了哲的文只是勾栏瓦肆的小说，没有了哲的史就成了莲花落。
《诗经》就是文史哲合一的产物。它是史，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它又是文，以纯粹的文字叙述了那时的人类；它更是哲，读了它，不但能认识很多花草虫鱼的名字，还能懂得人生大道。
所以王阳明认为，《诗经》里的《郑风》《卫风》是伪作，因为它们虽然文采优美，惹人爱怜，却没有哲学大道的成分，没有承载人性大道。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魏文帝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周敦颐说：“文以载道。”这些大家的话都说明中国古人把文看得很重，为什么很重，因为他们看透了人生是短暂的，但文章可以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
文以载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硬指标，文学必须承载和包含着传统文化之道。这个“道”，可以是儒释道，可以是为人处世之道，更可以是“为天地立心”的历史沉淀和哲学思考的通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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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
曾国藩是省察存养方面的高手，也是凭借着省察存养，智商不高的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
所谓省察，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用阳明心学的说法就是认真检查念头发动的一刹那；所谓存养，就是保持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在阳明心学这里，善良之性本具足，不需要外来的补足和修养，所以存养，就是光明良知。
曾国藩还有自己的省察存养特色：功过格。做了件好事就记在功格里，做了件坏事就记在过格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存天理、去人欲。
有事时反省体察不得力，多因无事时失于存心养性所致；无事时反省存心养性不得力，多因有事时不能反省体察。
无论是反省体察还是存心养性，其实都是持续不间断的“存天理、去人欲”。
如果能将反省体察和存心养性合二为一，那就是圣人。
人的一生就四个字：人情事变
以正确的人情对待事变：遇到该喜怒哀乐的事变，我们就喜怒哀乐。在“事变”中保持正确的“人情”，也是应对事变的高明之法。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王阳明说，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关键在于独处时要恪守本己。独处时，我们就要保持正知正念，不要有各种欲望的念头。你是否有坏念头，良知知道。它一知，你就立即改正。调整好自己的“人情”，才能解决以后的“事变”。
人只有一物：心
真正的人会针对不同的人发挥人性中正的或者是恶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恩怨分明和是非分明上，而不是老好人般地和稀泥。
一个人总发挥人性中的正的部分，对任何人都宽容，对任何事都不计较，恰好证明了他不是个好人。对他人他事宽容的人，对自己也会宽容。对任何人和事都保持一致的平和，只能说明他不太在乎这些事，冷漠！最终的结果是他会纵容恶，会让本该杜绝恶念的人将恶火点燃。
其实我们人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性，而人性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不断变化，在不同的情境里，针对不同的人，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依此判断去行动。
仁义礼智、残忍冷酷，就是人性指导我们作出的行动，所以王阳明才说，这些看上去特别正能量的人性，其实只是人性的表象。人应该对镜应感，对父母是这样，对敌人就要那样。
每个人最终表现出来的都是人性，区别在于，圣人表现得特别精准到位，庸人则表现得乱糟糟，坏人则故意逆人性而动。
这就是圣人、庸人和坏人的区别。
如何修习阳明学
1508年王阳明创建心学后，提出了著名的王门四规，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所谓立志，就是以做好人为志向；勤学，就是勤奋学习经典；改过，就是要不停地行动，只有不停地行动才能产生过错，然后快速改之；责善，就是交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朋友的交流中，提升自己，以朋友的智识磨练自己。
总结而言，修习王阳明心学的步骤如下：
第一，遵守王门四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第二，静坐（禅宗式），将自己的心放空。
第三，省察克己，去事上磨练心，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境界，此心不动，就是不要被动。
第四，静坐（儒家式），如猫捉老鼠一样，捕捉自己心里的私念。
鬼，是由良知制造的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只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会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内心有愧时，其实就是我们的良知制造了一个鬼在我们心里，它不停地使我们紧张乃至恐惧。消除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后立即改正，除此，别无他法。
或许有人问，良知应该保护我们，为何它会制造鬼恐吓我们？恐吓我们就是在提醒我们，归根结底还是保护我们。良知不是永远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它会随着你的行动而改变模样，要么和蔼可亲，要么青面獠牙。
我们每个人，对欲望过度追求时，其实恰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就是制造一个鬼。你对美色的欲望过高，它就会制造个色鬼给你；你对财富欲望过高，它就会制造个贪财鬼给你；你胆小怕事，良知就会制造个胆小鬼给你；你无所事事，它就会制造个空虚鬼给你。
这些鬼被良知制造出来，反过来又干扰你的良知，使你内心不宁，心理压力增大，最后就会发现自己是具行尸走肉。
人人都在制造各种各样的鬼，要清楚它，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良知的力量，看清楚自己为何会空虚，为何会贪财，为何会好色，为何小肚鸡肠。
总结出这些问题后，首先去做正义的事、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关注当下，认真做好每件事。少去胡思乱想，因为就在胡思乱想中，藏着多如牛毛的鬼，你不召唤它，它不会出来，你一召唤它，它绝对俯首听命。
物来顺应 就是圣人
天理是亘万古而不灭的，是永恒的，是定的。一个人若有天理之心，就如静水深流，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只有他把天理幻化成以下两种状态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圣人。
天理的两种状态，一是动，二是静。比如一件事特别危急，那就要动若脱兔救人于危难之中，就符合天理；再比如等待检查结果，那就要静，不要焦急静候消息，就符合天理。
良知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其主旨就是物来顺应。
曾国藩说：“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已有着，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过不恋。”这就是对物来顺应的最好解释。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
王阳明说，《中庸》首章是《大学》的中心思想，可谓一针见血。
《大学》所谓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中庸》的不睹、不闻、慎独。《大学》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庸》里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所以说，《大学》的全书要义，《中庸》首章都概括了。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庸》，千万别把它当成永恒的经典看，它只不过是一群儒生呕心沥血琢磨出的一段大战略，这大战略能否付诸行动，关键还是看每个人，而不是看《大学》《中庸》本身。
《大学》首章就是一幅圣人恢宏的大战略图景，《中庸》首章把这战略图景又细化了一下，这两本书号称千年经典，其实说来说去，就说了一件事：大家要知行合一，才能大有可为，否则就是穷咀嚼。
感情流露太多就是欲
王阳明和朱熹理学的本质区别就是，王阳明认为人的七情六欲如果能保持适中状态就是符合天理的，而朱熹认为七情六欲不符合天理，所以要彻底去除。
人有七种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过度，流露的太少则是不够。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所以必须通过调节，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以子女哀悼父母的丧事为例，作为父母的孝子，难道不想一下哭死才能纾解悲痛之心？然而圣人却说‘哀伤不能害了性命’，这不是圣人要强人所难，只是天理的本来状态规定了一定的限度，因此不能超过。人只要能够认识心的本来状态，自然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增减。
古人说，万恶淫为首，这个”淫“不是卖淫，而是过度。我们在感情上常常淫，哀伤到要死，狂喜至闭气，这都是毁情灭性的事。
什么样的心决定了什么样的行
“体用一源”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视听言动，就是“用”，这种“用”若要符合天理，必须是“体”里有良知。我们的每一个言谈举止，每一个人生决定，若想正确，就必须发自本心。否则，必然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强大，我们的良知不够光明，整日私欲丛生，又不肯努力恢复良知，那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体”本身就是错的，那“用”就不可能正确。
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世界上没有跨界这一说
人生在世，一般会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所谓“心的出入”，其实就是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在返回精神世界的跨界。古典儒家哲学认为，心的出入是确实存在的，当我们不去物质世界时，我们的心在精神世界，而当我们的心一动，去了物质世界，就等于是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做了连接。
精神世界是我们的家，我们出门就是进入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心的出入。儒家认为，心的出入没有规律，更不可能有方向。
王阳明说，只要内心纯粹，出门和入门本就是一回事，或者说，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无比强大后，与物质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连接，我们的心不是没有规律和方向，而是会寻觅出各种规律和方向。
就如达芬奇一样，只要精神世界强大，那他和物质世界的勾连就轻而易举，可以在物质世界称王称霸。当达芬奇安静的待在家里时，他的心也不是真的在家里，而是在和物质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其实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心，必须到事物上去呈现，理才能称为理，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不过呈现的场景不一样。心在内，理在外，但没有内就没有外，之所有有外、是因为有内。
海纳百川 才是正途
几点人生大道理
第一，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哪种宗教、哲学，归根结底都是指向人心、让人向善的。道、佛虽然有各种不同于儒家的奇思妙想，但教人向善的主题相同。如果有一种宗教和哲学没有这样的主旨，那它就不是好的宗教哲学。
第二，人在世上，通往的目标可能一样，但路径不一样。有人通过学佛学道做大官，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大官，有人靠祖宗的白骨做大官，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圣贤大道。圣贤大道只有一条：不在乎心外的这些功名利禄，只在乎心内的强大与否。
第三，击败对手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强大自己。儒家如果强大了就会吸引那些参加道佛的人弃暗投明。所以，我们不是喋喋不休的攻击对方有多坏，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
第四，道家和佛家理论深奥，是上达，是道，但没有实践，就没有下学，没有实践和术，而儒家很实际，恰好与道佛相反，只有术没有道。
王阳明总结了一点，他说，别说谁有下学、谁有上达，但凡你用心去学任何一种好的思想，就能学到，学到了就是上达和下学兼而有之；反之，如果总是在那里胡扯下学、上达，而不去做，那再好的思想也和你无缘。
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因为心外无学，凡是不用心学的思想，根本学不到，凡是用心学的思想，你管它叫什么名号，为我所用，即是天理。
内容为王，工具永远只是工具
无论什么时代，花里胡哨的形式只能赢在一时，唯有好的内容，才能赢得一世。如果你有了好的内容，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没有好的内容，那就算用尽世界上所有的形式，也只是穷折腾，留下笑柄。
阳明心学就是内容，无论你学习的形式怎样，都能有所收获。
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
按王阳明的意思，做件好事就是天理，但你做件好事非要让人知道，这就是人欲。念头、动机特别重要，很多人总是成不了圣人，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每一个动作中都包含着千百万个目的，这样一来，虽然你做了很多好事，但最终反倒成了坏事。
我们所能掌控的 只是我们的心
王阳明说，精神、道德、语音、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这个“收敛”其实是管理和掌控，我们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我们所能掌控和管理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的精神、道德、语言和行动。
唯有能管理和掌控我们精神、道德、语言和行动，宁静于内，我们才能在发散时做到无敌于外，不会受外界干扰而乱了方寸。
其实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有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只有掌控了自己的心，才能在不得已的时刻与客观世界建立对接，创造一个最能保护自己的全新世界。
真正的真相 是没有真相
这里讲一个小例子，1068年山东登州地界有个叫阿云的少女，父母早亡，在她守孝期间，他的叔叔为了点钱，把她强嫁给了当地极丑的男人。很明显阿云是不同意的，所以在一个晚上，阿云砍了那个男人几刀，但最终也只砍掉了一根手指。针对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当时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做法，在此之前，皇上发过‘敕令’，说自首者不能判处死刑，只能判有期徒刑。
王安石认为，既然有皇帝的敕令，那就应该按皇帝的敕令办，所以阿云不该判死刑。司马光认为，皇上的敕令不能大过法律，因为法律明文规定，杀人未遂，也是死刑。
双方展开激烈的言语大战，最后皇上出面说：“老子的话是放屁吗？就按王安石的意思办”。
这件事最精彩的在后面。若干年后，司马光成为宰相，掌握了实权，他重新翻出阿云案，将阿云判了死刑。一个人能坚持到如此境界，实在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很多的意见我们放到当时的处境来看。当时，王安石正要进行变法，而支持他的只有皇帝，反对他的却多如牛毛，比如司马光。王安石必须表现出将皇帝的命令视为第一位的态度，如此才能将变法顺利推行下去。
天地万物，固然客观存在，但赋予它们价值、善恶、是非的却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所有的真相，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投射，而我们作出的投射原理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
视角不同，真相就不同，追寻真相的人，一直感觉自己的视角是正确的，当他真的追寻到所谓的真相时，其实那根本不是真相，而只是他的视角。
真正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因为一切真理、天理都在我们心中，不在事物上，所以，我们用心追寻到的真相，不可能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我们良知和无良知的体现。
正因为没有真相，所以才需要我们诚心实意地致良知，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作为视角，去审视万事万物。
名有千万种，实只有一个
元气、元神、元精，这是道家仙人的三宝，但其实这只是个名，道家喜欢云遮雾罩，故弄玄虚。王阳明就说，这三个名称只是一回事：流动的时候被称为气，凝聚起来被称为精，发挥奇妙作用是就称为神。
以名乱实，是人类的陈规陋习。在名称上故意搞复杂，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一个事物，就算有千万种称谓，但都能归为一，这就是它的本源。今日世界，各种创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仔细思索之下，其实都是新瓶装旧酒。无论是多么崭新、出奇制胜的瓶子，酒都是一样的。
王阳明想说的其实就是，无论是元气、元神、元精，都只是一个良知。
欲让人知，就是私欲
喜怒哀乐本事人心具有，属于天理。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好事，就会惊喜；遇到让人焦虑的事，会立刻显出哀伤；看到不平事，会发自本能地呈现愤怒。这些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中正平和。
但是，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就是私欲，就不符合天理了。
“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展现感情时，故意想让人知道，这就是别有用心，就不是中和了。如果一个人想隐居，但非要让人知道他隐居，其用心是做官，这就是私欲。
直接而言就是不端不装，遇事时全凭我们自然感情的推动，不掺杂一点故意让人知道自己感情的心，这就是中和。
私欲一起 效率降低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什么是率性？就是顺着我们人的人性，听命于人性。我们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只要顺着它，视听言动就皆符合天理。
人生在世，有很多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见义勇为，为民请命，为天地立心。但这些符合人性、遵循天理的事情，要么只是一念起就灭，要么半途而废。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私欲掺杂进来。
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尚存，众多的恶念变会接踵而至。想得太多，效率就无法提高，事情就无法成就，没有效率的人生，就是恶的人生。
人心如明镜 看你怎么擦
阳明心学和传统心学不同，他说，人心是明镜，只要擦拭明镜即可。但拿什么擦？
禅宗的底子慧能认为只要拿自己的念头擦就是了，而王阳明则认为，拿念头擦，不是如枯木死灰地在那里坐着，认为天理在我心中就万事大吉了，你必须要去事上验证这个天理。
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科学精神，要不停地实验。做实验的真正目的不是创造新事物，而是验证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正确性。经过验证后，若发现从前的天理不对，那就要立即纠正。这纠正的过程就会产生新事物。
镜子本身如果昏暗，就是良知不明，这样一来，你越是涉猎外物，就越是迷惑，越不能获取到真正的知识。若要良知光明，就必须擦镜子。擦的过程就是去事上磨练的过程，磨练的过程其实就是验证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真理的过程。
真理非常简单，人所共知，所以人人都能验证真理，只要肯擦镜子，镜子就没有不明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王阳明的比喻很精准：好比这一间房子，人刚进来时，只看到个大概。待得久了，才将梁柱、墙壁一一看清楚。再待一段时间，柱子上的花纹都能看清楚了。然而，这从头至尾也只是同一间房而已。既然从头到尾只是同一间房，那看得精和粗就没有了分别。我只要看到我想看得，且能为我所用，道就是真正的道。
我们对一个事物，不比面面俱到，抓住适合你、能给你带来好处的一点就足矣，这就是道。
天下大道，并非客观存在，因为道是被人弘（琢磨）出来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你不进，由于水在流动，你其实就是在退。
如何做到不退？必须前进。这前进就是对从前知识的复习以及接受新知识。王阳明的解释很耐人寻味：不用功的人，不会知道自己在退步，天长日久，你就真的退到愚昧之境了。
我们如何才能不遗忘从前学到的东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复温习。反复温习，就会把深奥的东西变得浅显，浅显的东西，比如我们用筷子吃饭，是绝对不会被遗忘的。
所以，这个额公式就是，深奥化为浅显，浅显化为本能。
如何看清天理和人欲
有人问王阳明：“天理和人欲如何区分？”
王阳明回答：“如果你不切实不断地下功夫，那就没有办法区分天理和人欲，因为外在的天理和人欲的规定看上去都是不言自明的。”但真的是这样吗？凡是普世的东西真的就是真理？未必，所以，你必须去探究。
哥白尼如果没有探究精神，就不可能推翻地心说，提出日心说，这样人类的科学就没有办法进步。
怀疑的精神包括两方面：敢于怀疑，然后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怀疑有道理。敢于怀疑是知，拿出行动是行，这其实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举的例子是，譬如你走路，从前常常走的一条路，好久不走了，今天你去走，发现岔路口多了，你该怎么办？
王阳明的办法是，遇到岔路口就问，不要以为你曾经走过，就认为自己掌握了路径，人需要不停地怀疑和追问，才能得到天理。这天理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发家耳熟能详、不言自明的从前的道理。
你站在岔路口一门心思琢磨这条路该怎么走，可就是寸步不移，这对于走这条路毫无帮助，必须即走即问，即问即走。
若想搞清楚一些事，就必须去行动，就如走路，先走起来再说，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自然要问，这就是知行合一。
心外无道
孔子当初站在水边，说：“逝者如斯夫。”意思是，时间像流水一样， 一去不还了。
老子看着滚滚大河，由衷地说：“上善若水，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意思是，最伟大的东西莫过于水，江海所以能成王，是因为它肯谦卑地下流。
中国古代鸡汤大师们教导人们：“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
同样是水，孔子、老子、鸡汤大师看待它的角度不同，解析出来的道自然就不同。
但正如王阳明所说，大家总谈论天，可谁见过真正的天？将日、月、风、雷等天象视作天，这不对；认为人、物、草、木就不是天，却也未必如此。
大家总谈论水，但谁见过真正的水？有谁把水最本质的特性说了出来？
无论孔子、还是老子，或者鸡汤大师，他们说的水，其实都是我们感官能得到的水的特点，任何人都没有说出水的本质：它为什么不停地流？它为什么总会向下流？
如果用今天的科学来解释，是因为地心引力，所以水才会永远不停地向下流。
这就是水背后的道——地心引力。而这个道，根本不会轻易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你必须用心去琢磨、实验才可得到。
孔子、老子、鸡汤大师说的水，只是依据自己的偏见，得出的一种现象而已，并不是本质。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发现道。
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这个知心，即是用心。
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外表华丽的东西蒙骗，原因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用心去了解华丽外表的本质。正如我们从来不想去了解生活的本质，却把生活中的诸多外在的装饰（房子、车子、容貌）当作本质。其实，生活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心安。
住大房、开豪车、左拥右抱的人心未必安，倘若能安，房子、车子、女人这些表象才有真正的意义。
否则，就不是道，就不是天，就不是心。
心外无道，一切道都在心里。
不局限自己
每个人都有天赋，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刻意去寻找，只是随波逐流，看到别人在某方面成就很大，就钦羡起来，然后去学人家。拿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天赋去拼，只能累到吐血。
所以王阳明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成就事业，才能有所作为。夔「kui」的天赋是音乐，稷的天赋是农事，因为他们的天性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才能做得特别好。所谓天性，就是天赋。
如何在心上用功，王阳明没有说透彻。他最后一句话大概就隐藏着答案：“像《中庸》所说，‘身处富贵则做富贵时该做的事，身处患难则做患难时该做的事。’都是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
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就是不要把自己所谓的优势当成真理，必要时，要放弃自己的优势。不能执，万不可先给自己设定人生规则，一旦时间和空间发生转变，你所坚持的规则和你所拥有的优势，就成了扼杀你的毒药。
阳明心学主张心外无理，一切天理都在心内，所以根本不必去准备讲究，只要心光明，遇其事，就有其理。
人但能如此，就是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