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谈起Billy，真的很少能给他贴出与众不同的标签，第三代移民，穿着完全意大利风格的日本人。对待人生目标很明确，大抵上便是这些了。他喜欢物理，是那种真正的与爱好不同的喜欢。这从他的目光里便能发现。因为同他聊别的时候，他总是一副不紧不慢的语调，但若是遇上科普物理的话题，他便不时会激动起来，甚至有些时刻，连语言也跟不上大脑的速度，结巴起来。若是对他的人生做一次失礼的预期，他应该是那种读到博士，然后做上一两轮博士后，便在一个学校安顿下来的那种。

不过，半年之后，事实将告诉我，千万不要随意预估一个人的一生。

在与Billy相约的前一天晚上，我开始琢磨那个什么是邪恶的问题。我并没有妄图正面去面对这个话题，而是在这个话题的边缘不停游荡。通过寻找当时的社会结构，工业背景来谈究竟是什么促使纳粹的种族暴行，至于上帝关于这件事的想法，一概不谈。理解上帝是何其难的一件事，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安排，甚至他究竟是有意安排或是袖手旁观，又或是他的存在与否，关于这些种种，回避可能才是最好的方法。

中午十二点左右，我用一个墨西哥卷匆匆解决了午饭的事，然后便从校外的快餐店里走回图书馆。

Billy比我早到了一会。见我便问：“可有好的想法？”

“我大致写出了一点，给你看看。”

Billy五分钟就看完了我那完全没有逻辑顺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句子，说：“有点乱，不过我看懂了，从客观世界的角度去理解邪恶，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谢谢。”

“那我看看我还能加一些什么，类似当时德国人的社会观念，或者对一战的态度？”

“那是当然。”我刹那间想到，Billy无论是作为日本人还是意大利人来说，都是二战时协约国的公民，只不过这份历史于他而言，可能就只是书中的只言片语，没有任何重量。我突然好奇，如果这次论文的背景不关于德国，而关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关于意大利的殖民主义，他会不会有情感方面的不同，来自于本国过去的文化观念，是否会让他察觉到一点连接呢？在做这方面资料的调查和思考上，是否能保持理性而没有情感的羁绊呢？

这些问题都太过无礼，让我无法问出口。

“那既然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工吧。你把你的话调整顺序，做好标题即可。”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

“请讲。”

“你认为什么是恶？什么是罪？什么是罚？”

“恶就是利己不利人的事，罪就是作恶之人被审判的结果，无论来自是社会还是自己的审判。至于罚就是惩罚呗，老兄你可把我绕糊涂了，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了解。”我说。

如果是三位一体的话，不做恶，便能不受罪，不受罚？那么我们被囚禁到孤岛上，便能不再获罪，便能不再受罚？我对这样的观点，保持怀疑。半年之后，Billy若是能回想到今天说的这番话，也许便会希望我继续问下去了。

周六凌晨，Summer来敲我公寓的房门，楼下的门禁密码想必早就背的滚瓜烂熟了。那时我正好打印好论文，在扉页上签下我的名字。

急促的敲门声，让安静的夜晚有了生气。

“我刚好路过，看你卧室的灯还亮着，就上来了。”Summer抬抬手，“看，我还给你带了抹茶蛋糕。”

“要是灯没亮，你也会上来的吧。”我打趣道，杜松子酒味刺鼻地很。

“对啊，我还是会上来的，呆到四点，然后回家。”她把包扔给我，示意帮她放下，然后径直走到我家冰箱门口，放下了甜点，“明天早上吃吧，大晚上吃不消化。”

我将她的黑色Fendi放在了沙发上。

“原来我的围巾在你这，害的我找了半天。”她拿起围巾又放了下去，围巾散乱的方式和她拿起前，和三天前她丢在这的如出一辙，“你怎么不告诉我让我来拿？”

“你刻意丢在这的，我拿它干吗？”

“聪明人就是无趣。”她撇撇嘴后，和我讲了半小时前的那个局有多么无聊，又是毫无意识的琐屑叠加在一块，我也一边看着报纸，一边听着，适当的时候，说些“嗯”,“哦”和“这人真是有意思”。Summer热衷于聊着局上各式各样的男生女生，无非是谁追谁，谁甩了谁，或者谁正在追她，却总是一门心思要同她睡觉。

等到四点才意兴阑珊地离开，我也才有机会，好好睡上一觉。准备下午去往那个说着粤语的女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