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年—1633年），河南睢州人，明朝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清名将。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文能惩奸除恶、为民请命，武能奋勇抗清、保家卫国。从他在万历十七年高中进士开始算，他历经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可谓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尊享“五世恩荣”的诰命。
万历十九年（1591年），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被外放至苏州府，担任推官，负责勘验案情。苏州，自古就是江南重地，且万历年间的两大阁老——申时行和王锡爵，皆是苏州人士。二人在京城位高权重，在苏州亦把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至于苏州官场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不如履薄冰。
袁可立初涉官场，便在如此复杂的苏州府担任推官，委实不易。然而，当时的他志向高远，血气方刚，一头扎入江南官场最大的染缸，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当时的苏州太守名叫石昆玉，素来以廉直刚正著称，上任没多久，他便着手整治地方的豪强恶霸。只是，常言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那些地方豪强不仅势力庞大，财力雄厚，而且或多或少都有背景和后台。石昆玉如此行事，难免会遭到报复。
首先站出来刁难石昆玉的官员，乃是当时的应天巡抚李涞。此人好大喜功，仗着与王锡爵有交情，便在地方肆意妄为。石昆玉整治苏州豪强，李涞竟反诬他以权谋私，且将其当场拿下，下有司勘问。
慑于李涞有王锡爵撑腰，有司官员无人敢过问此案。眼看着石昆玉要含冤被贬，义愤填膺的袁可立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当着李涞的面为石昆玉喊冤说情。当时的他，义正词严，声若洪钟，驳的李涞哑口无言，羞愧而退。袁可立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其不畏权势、正直敢言的气节，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楷模。
此外，袁可立执法如山、明辨是非，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明察秋毫，不畏奸佞。譬如轰动一时的“雷鸣案”。
当时的东南沿海倭寇横行，百姓深受其害。为此，苏州府实行“海禁”，对外严防倭寇作乱，对内则严查通倭内奸。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某些居心叵测的世家大族，擅自歪解海禁法令，动辄以“通海”、“通倭”的罪名诬陷对手，打击异己，钻了政策和律法的空子。
雷鸣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无锡有一位名叫秦灯的世家子弟，颇有侠义之心，又有报国之志，遂联络了两位至交好友，一起想办法招募了一些乡兵义勇，打算投军抗倭。不巧的是，当时正好有一艘琉球的商船在崇明岛迷航。附近的人远远地看到海上有船，下意识地就鸣声示警，惊呼说倭寇来袭。
这时候，秦灯的仇家突然跳出来，诬陷他是通倭内奸，并说招募乡兵的目的是为了跟倭寇里应外合。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官府却接到这样的举报，可以想象，当时的苏州官场该有多震动。
应天巡抚朱弘谟听说此事后，甚至连调查取证的工作都没做，直接就签发了逮捕令，第一时间将秦灯三人抓捕入狱。
程序走到这里，也没太大问题，毕竟通倭事关重大，草率不得，及时控制嫌犯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应天巡抚好大喜功，急于请功邀赏，逮捕秦灯三人后，既不审讯，也不核查，而是非常武断地判定其通倭卖国的罪行，并直接上报给朝廷。
一时间，群臣激愤，朝野哗然。由于事关重大，当时的兵部尚书怕有出入，遂派人再去查证案情，而负责人，正是当时的苏州府推官袁可立。
接到任务后，袁可立毫不拖延，迅速组织人手调查案件的原委，而他自己更是亲自下基层，访百姓。一番查证，他发现本案乃是一起非常明显的冤案，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
查实冤情后，袁可立第一时间找到应天巡抚，解释道：“大人，下官奉命查证通倭案，意外发现当日在崇明岛迷航的船只，乃是琉球国的商船，根本就不是倭寇的战船。既非倭寇来袭，何来通倭卖国之说？下官以为，秦灯三人或有冤屈，不如交由下官亲自审讯一番，如何？”
应天巡抚非常心虚，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件案子的处理上，确实过于草率。但是，现在案情已经上报给了朝廷，即便有错，也必须将错就错，不然自己的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
想到这里，应天巡抚沉声道：“此案乃是本官亲自审理的大案子，能有何冤情？”
“大人，秦灯等三人恐怕是被仇家诬陷。”袁可立知道应天巡抚不乐意，但是，事关重大，人命关天，就算得罪人，有些话也必须说。
“被人诬陷？哼，你是质疑本官的判决，还是在指控本官草菅人命？”应天巡抚呵斥道：“本案证据确凿，绝无冤情。秦灯的罪责，按律当斩。袁大人好自为之，若再敢袒护嫌犯，小心本官不念旧情！”说话间，应天巡抚直接派人将袁可立逐出府门，完全不给袁可立辩解的机会。
应天巡抚为了掩饰过失，不仅将袁可立逐出府门，而且提前判决，直接派人将秦灯等嫌犯押赴刑场进行处决。幸亏袁可立早有所料，第一时间赶到刑场，顶着应天巡抚的压力，以乌纱帽做担保，要将他们三人取保候审。
众目睽睽之下，应天巡抚胆子再大，也只能勉强答应袁可立的要求，允许他彻查此案。
然而，袁可立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千方百计为嫌犯洗刷冤屈的时候，应天巡抚竟滥用私刑，在狱中活活将秦灯、王已二人折磨致死，等袁可立赶到现场时候，只有乔一琦幸免于难。
当袁可立将乔一琦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天空无云而雷，无风而动，因此，苏州百姓将此案传为“雷鸣案”。至于幸免于难的乔一琦，最终投笔从戎，为国尽忠，并在明末的萨尔浒之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
应该说，袁可立在“雷鸣案”中尽职尽责，不畏强权，不污良民，并最终为秦灯等人洗刷冤屈，且还乔一琦以自由之身，此行此举，也算是为朝廷、为国家拯救了一位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
在对付后金方面，他更是功勋卓著，究其要点，大致可为：“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其中最让这满人头痛并感到羞愧的，是那招降纳叛。
袁可立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这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此后形势的发展，使近辽海域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这一成功招降，让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计划，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辞职。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其骄纵日盛，最终被袁崇焕杀死，不仅导致袁崇焕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使得后金几无后顾之忧。
袁可立被当时称为“海上长城”。在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之时。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从上述战绩可以看出，袁可立在抵御后金的长期战争中，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得后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对大明有所作为，尤其是他在靠近后金沿海一带恢复海疆，他所取得的成果，无愧于海上长城之称号。
袁可立原属军籍，即世代当兵之出身，但他却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一步步走来，几起几落，作为明天启帝帝师，他忠心耿耿；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抗清名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金陵陷落后，其子袁枢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入祀乡贤祠。
袁可立不仅对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在文学立言上也多有著述，他所著《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文作，在当时就名声响亮。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令。相距五百年，来自宋明两个不同朝代抗金名将的英灵在清朝不期而遇了。
至于袁可立为什么受到清朝封杀，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袁可立是明朝末年著名的主战派官员，并且在登莱巡抚期间，给予后金军队沉重的打击。甚至在后来一手策划了刘爱塔的归明，而刘爱塔是明朝策反后金国最高官员，对后金的打击很是沉重。所以到了清朝之时，对于这些让祖先丢面子的人物，都选择了封杀遗忘。
就这样，一代名臣被封杀三百余年，当代满族学者徐建顺教授说：“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至于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朝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 ”。?
被封杀的袁可立，我们应该记住他，因为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