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三国志·刘焉传》区区几百字，我解读了一个星期，算是对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本篇是第九篇，也是本传的最后一篇，我将综合整篇传记，对刘焉作出整体的评价，对过去一周的研读做一番总结。

刘焉字君郎，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只不过因为死的过早，被湮没在了三国历史当中。

汉末乱世，灵帝将死，第一个谋求避祸的重量级人物，就是时任太常的刘焉。

刘焉本来想做交趾牧，因为交趾在经过了刺史贾琮的三年治理以后，在当时被称为“十三州之最”，是个最安稳的地方。

但是却没有被获准，因为州牧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镇安方夏”，像交趾这种本就平定的地方，是不需要“镇安”的。

壹·到益州去

后来听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便想改去益州，这说明他一面小心谨慎，一面又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物。

要知道，当时的益州非常乱，叛民马相一路攻掠广汉、蜀郡、犍为，自称天子。“旬月之间，破坏三郡”，叛军队伍达到十余万人。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刘焉还是毅然决定到益州去。

而且，朝廷也顺利的准了他的请求，派他为监军使者，加益州牧。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益州的。

由此可知，刘焉还是一个颇有眼光，颇有魄力的人。

当他走到荆州的时候，刺史郗俭已被杀，马相又派人攻入巴郡，杀死了巴郡太守赵部。

这样一来，通往益州的道路就断了，刘焉暂时住在“荆州东界”，这是裴注引《汉灵帝纪》所说。

我一直怀疑裴松之是不是搞错了，身为监军使者到益州赴任，即便是道路不通，也不应该住在荆州东界，而应该住在益州东界、荆州西界才是。

所以，这里的“荆州东界”，很有可能是荆州境内的“益州东界”。

但如果裴松之没有搞错的话，刘焉住在了远离益州的“荆州东界”，就说明他并不着急进益州，而是躲在荆州坐观成败。

当然根据朝廷旧制，刺史、州牧赴任，州内官吏应该“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所以刘焉这么做也并没有错。

但是像这种旧制，也并不是非要遵守，州牧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取舍，所以刘焉明显是在坐观益州成败。

过了没几日，益州从事贾龙与马相战于犍为东界，大破之，数日之间“州界清静”，这才选官吏到荆州迎接刘焉。

贰·只用三招

益州本就是豪强盘踞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由豪强把持，所以州里的实际权力其实掌握在豪强手中。

而益州从事贾龙本身就是蜀郡豪强，在平定了马相之乱以后，他们的势力更是如日中天。

身为监军使者的刘焉，只身带家属和属官入益州，在马相之乱中又没出过力，又没有自己的势力。想要掌握益州的大权，从而有所作为，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刘焉入益州以后，只做了三件事情，就很快改变了被动的局面。

第一件事，安抚益州豪强，假意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其中的代表事件，就是任命平乱有功的贾龙为校尉。

要知道，贾龙本来只是个益州从事，可他在平定马相之乱的过程中，手中掌握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

按照常理来说，既然战乱平定了，作为益州牧的刘焉也已经到任，贾龙手中的这支部队，要么就地解散，要么移交给顶头上司刘焉。

可不管哪一种情况，一到任就解除豪强兵权，很容易引起贾龙等人的不安与抵触。所以，刘焉借坡下驴，直接任命他为校尉，让他有了保留军队的权力。

这样一来，既是对贾龙平乱的褒奖，又能够达到稳定豪强、安定人心的效果。

而且，校尉带兵的数量应该会有规制，刘焉完全可以趁机名正言顺的削减贾龙的势力。

第二件事，他把益州的治所从雒县迁到了绵竹，这一行为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雒县和绵竹县同属于广汉郡，而前者为益州治所，后者为广汉郡治所，都是益州的核心城市。

但是，作为旧治所的雒县，是益州豪强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这里树大根深，难以撼动。如果刘焉在雒城，则将处处陷入被动。

绵竹就不一样了，一来豪强是影响力没那么大，二来这里是马相起兵的根据地，受到的破坏也最严重。

刘焉把州治迁到绵竹，可以快速的反客为主，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势力。

而且绵竹本就是广汉郡的治所，这样一来，郡治和州治合二为一，可以方便刘焉更好的控制广汉郡。

除此之外，和刘焉一同到益州的广汉董扶，担任蜀郡属国都尉，为刘焉在蜀郡安插了一股势力。

巴西赵韪担任州“大吏”， 据《华阳国志》记//载，应该是担任州司马，为最高军事长官。

而且，赵韪本就是巴郡豪强，在巴郡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这样一番人事安排，让刘焉很快就对广汉、蜀郡、巴郡有了一定的掌控。

第三件事，安抚百姓，抚纳叛军。

刘焉把治所迁到绵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招降纳叛，马相战死以后，其残部四散逃逸，有很多都逃到了绵竹，毕竟这里是马相的大本营。

刘焉就趁此机会，一面安抚百姓，一面收拢马相的残部，《三国志·刘焉传》说他“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很快就拥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笼络非豪强势力，为自己所用，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

比如，重用被称为“米贼”的张鲁，当然顺便“重用”了张鲁他妈。

再比如，后来的初平年间，长安遭受了董卓、李傕之乱，附近的南阳、三辅有大量士民逃到益州避难。

刘焉不仅是接纳了他们，而且还以这些人为基础，组建了一支非益州籍的军队，名曰“东州兵”，这支军队也成了他后来最倚重的部队。

只此三招，刘焉就在益州站稳了脚跟，为后来独揽大权打下了基础。

那么，益州豪强为什么不干涉，任由刘焉发展壮大呢？原因有二。

首先，刘焉对益州豪强的安抚羁縻起到了作用，他们没有意识到刘焉的威胁。

其次，刘焉每做一件事情都师出有名。治所迁到绵竹，是为了更好的抚纳叛民。招兵买马，是为了防止暴乱再度发生。

更何况，作为刘焉作为益州牧，这些本就是职责以内的事情。

叁·站着挣钱

一切准备就绪，他就开始清除异己，打压益州本地豪强，加强自己对三郡的统治力。

因此，他先后找借口杀掉十余名豪强，留下姓名的有王咸、李权。

其中李权为蜀郡临邛县长，由此可知，当时的地方豪强，其实都是世居本地、掌握权势的豪族。

这些人是益州的既得利益者，益州的马相之乱，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盘剥百姓的结果。

史书说刺史郗俭“赋敛烦扰”，没有他们在下面的支持，恐怕也很难施行。

这就像电影《让子弹飞》里演的那样，官府联合地方豪绅压榨百姓，想当官赚钱就要跪着。

长久以来，地方豪强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圈层，想要喂饱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可想而知百姓要受到怎样的盘剥。

这显然和刘焉的利益是冲突的，于公来说，他是“清名重臣”，自然要考虑地方安定和百姓的死活。

于私来讲，刘焉是想站着把钱挣了，推倒一个利益群体，以一郡百姓奉养他一家人，并不会对百姓造成什么负担。

更何况，益州有天子气，而刘焉又一直在“阴图异计”，自然要与民谋利、收买人心。

所以不管于公于私，豪强都是要除掉的。这样一来，便逼反了同为豪强的校尉贾龙，以及犍为太守任岐。

裴注引《英雄记》引用了两则资料，一说任岐起兵是因为刘焉“不与天下讨董卓”，这恐怕是不是实情，这应该只是任岐公开的讨刘宣言罢了。

董卓之乱，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有关东中原地区的清流新秀，边境州郡根本就没人掺合。

二说董卓派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让他带兵“还击焉”。

这段记载本身就有错误，据《资治通鉴》，初平三年六月赵谦被任命为司徒，而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从上面这段记载，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猜测，那就是贾龙曾经叛逃，后来在李傕的授意下入蜀攻击刘焉。

据裴注引文，贾龙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刘焉派出了青羌兵与他对战，才终于打败贾龙。

综上，贾龙和任岐的反叛，应该是刘焉排除异己、诛杀豪强导致。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刘焉的意图。

肆·强雄落幕

另一方面，在对待和长安朝廷的关系时，董卓曾经多次征刘焉入长安做官，可是他都没有答应，可能是称疾推脱。

董卓为了威胁刘焉，便将他的三个儿子，关到郿坞控制起来，当做了人质。

刘焉便想出来一个狠招，派张鲁控制了汉中，劫杀使者，上书说“米贼断道，不得复通”。

这样既能让董卓死心，又可以让他放心，示意自己并不会跟他为难，便关门在益州做起了土皇帝。

后来，刘焉以病重为由，上表让小儿子刘璋回益州探视，便借机把刘璋留在了益州，无形中也救了刘璋一命。

兴平元年十二月，绵竹发天火烧城，再加上儿子刘范、刘诞几月前被杀，刘焉忧思交集，痈疽发背而死。

一代强雄，自此落下帷幕。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刘焉多活几年，活到曹丕称帝，你觉得他能不能建立蜀国，刘备还能不能夺取益州？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刘焉杀任岐、贾龙之后，“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刘表就上书说他僭越。

刘焉有着强烈的皇帝梦，他虽然不会率先称帝，但如果汉朝不存在了，作为“大汉皇叔”的他，免不了要举起“兴复汉室”的大旗称帝，国号搞不好也会叫“蜀汉”。

那时候，三分天下恐怕就是另一番景像了。

而刘备取益州，有很多侥幸的因素，就这样还苦战三年。如果是刘焉在的情况下，刘备恐怕很难踏足益州。

刘焉对益州的控制是很厉害的，刘璋袭位以后，对益州的控制力度才大为松弛。因为刘璋性格“温仁”，既没有割据称帝的野心，又没有杀伐决断的手段。

我们看前面刘焉定益州的手段，不管政治还是军事，绝对都是游刃有余。

甚至我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刘焉的能力丝毫不在刘备之下，只可惜天不假年，有命无运。

对比刘焉和刘备通知益州时的情形，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

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提到益州时说道“沃野千里”、“民殷国富”，这正是刘焉治理的结果。

要知道，刘焉刚到益州的时候，刚刚经历了声势浩大的马相之乱。老百姓被逼的都没有活路了，可过了没几年，益州就变成了“民殷国富”。

诸葛亮在说到江东孙权时，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益州在刘焉活着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而且巴蜀之地的地形更加险塞，易守难攻。

如果当时刘焉还活着，诸葛亮恐怕也不会打益州的主意，只会把刘焉当做盟友，搞不好会出来一个“四分天下”。

而刘备统治的益州，到诸葛亮北伐之时，按照《出师表》的说法，已经是“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两者相比，高下立判。

读《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三国志精解系列》第9篇

【原创内容】作者：抱一散人 王玄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