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最奇妙之处在于，具有十分强大的融合性。儒释道三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可以水乳交融，共同在华夏大地绽放光彩，形成独特的中华文明。儒家与道家是产生于本土的两大思想体系，儒家讲究礼孝仁义，崇尚规矩秩序。道家讲究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两者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争论。名教与自然之辨便是一次经典之争。
魏晋时期，司马氏自诩以“名教”治天下，利用“名教”礼法剪除异己，威逼笼络，扼杀人性。嵇康、阮籍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不满，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他们向往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的自然境界。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嵇康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
身体力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等七人经常在竹林聚集，谈玄论道，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被誉为竹林七贤。他们以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和精神上的超然物外来诠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一时名重士林。“荣辱何在，贵在肆志”。竹林七贤潇洒超脱，淡薄功名利禄，蔑视名教礼法，喜欢恣情任性，追求真率自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是才情的绝妙表现。
竹林七贤喜欢以荒诞离奇、特立独行的方式呈现，无顾于礼法名教。个性最为耿介率真的要算嵇康。嵇康喜欢打铁，“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然而他的才名早已传遍天下。“敏慧夙成，少有才气”的钟会慕名前来拜访，时钟会已是司马氏红人，炙手可热。钟会被众人簇拥而来，嵇康却无动于衷，依然不动声色在大树下“锻铁”。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旁若无人。钟会尴尬无趣，只得悻悻而去，这时嵇康淡淡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恨恨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个智者的较量，嵇康赢在精神，而钟会握有权势。敢于冒犯权贵，丝毫不计后果，嵇康活得很自我。
竹林七贤中，最狂放不羁的是阮籍。他闭门读书，常数日不出；游山玩水，则经月不归；时时驾车独行，自辟蹊径，直到途穷路尽，大哭而返。因此王勃曾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他“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邻居家少妇长得很漂亮，当垆卖酒，阮籍常去饮酒，醉了就倒在美女边上睡。他自己毫不在意，美女的丈夫暗中观察了几次，也不怀疑他。另一邻居家的女孩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跟人家并不熟，甚至“不识其父兄”，却“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对他的疏狂无礼，有人讥讽他不懂立法。阮籍昂然说：“礼岂为我辈设邪！”
竹林七贤中，刘伶与阮籍最是嗜酒。刘伶曾对神自嘲：“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喝得浑身发热时，刘伶干脆把衣服统统脱掉，赤条条无拘无束。别人取笑他时，刘伶不怒反笑：“我以天地做房屋，以房屋作为衣裤，你们怎么都跑到我裤裆里来了？”
竹林七贤行为上放纵不羁，蔑视礼法，但心中情感真挚，个性天真率直，是有大爱大智之人。
魏晋重孝，面对亲人离逝，名士们的反应差异极大。王戎与和峤“同时遭大丧”，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孝子。和峤悲伤哭泣而尽丧之礼，王戎只是整天躺在床上而骨瘦如柴。武帝担心和嶠哀伤过度，有人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如果说王戎只是礼而不备，那阮籍更是离谱。母亲出葬当天，他不是哀伤哭丧，而是蒸一只大肥猪，豪饮二斗酒，再对着坟墓与母亲诀别。自叹一声“完了！”然后放声嚎哭，口吐鲜血，精神萎靡。也只有至真至孝之人，才会有如此奇特而又富有真情的送葬形式。
如果只是言行上的怪诞，以自然行径破除名教束缚，还不至引起当朝反感，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当嵇康态度决绝地表达了对抗情绪，司马氏再也忍耐不住了。
当嵇康的好友山涛提拔时，出于一片好意，推荐嵇康接任自己的官职。本以为帮朋友做了件好事，哪知直接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问题在于嵇康的性情太刚直，不仅没有对山涛表示感谢，还快意恩仇地写下《与山居源绝交书》，表明自己心志，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可者七”、“甚不可者二”，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并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观点，与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相得益彰，成为千古经典。
当时司马氏正从汤、武、周、孔寻找篡位的合法性，嵇康的观点正是揭人伤疤，司马昭“闻而恶焉”，杀心顿起。在司马氏的高压下，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嵇康被杀，广陵散从此绝矣。阮籍噤声，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刘泠更加沉迷于酒中，以醉消愁。其余皆出仕为官，或自愿，或被迫。名教与自然之争到此似乎胜负已判。
然而西晋武帝之后，门阀贵族子弟“放达”之风盛行，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他认为“圣王”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这种解释虽然有点牵强，但却适应了门阀地主阶级的需要，为他们保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
其实，名教与自然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融合，关键是注入了政治解读，体现了政治态度，就有了敌我之分，输赢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