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公正的记录历史，并传承后世？这个史官的责任。如何将传承下来的材料整理编撰，以供今人之资鉴？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史家包括但不限于官方学者。当后学发觉前人所录一事两说的时候，出现了“疑古派”，以辨别古史真伪为治学目的，又称作“古史辨派”。
疑古思潮古以有之，先秦诸子有名言如《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对于文献记载，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然不信，这是一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辩证思维。然则那些可信？那些不可信？这需要专业的学术修养来论证。唐代的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与史识。
史才，不仅仅是说个人先天才具，更具体的指向是辞章之学。有见识而无文采的史家，只能像是茶壶里煮饺子。而这种文采又不能追求文学修饰浮夸之风，需得以简洁、明晰、准确的文字来表达。
史学，是作为史家必须熟知的历史专业知识存在。如果说一个人的“史才”有赖于天赋，则史学和史识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学习得以提升。史学以博学多识为要点，具备前两者尚算是合格，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家，全赖见识的深浅。先有学，而后有识，二者相辅相成，不能 “以论代史”，而要“论从史出”。
大约是清代史家三才具备，而“心术”上除了问题。故此章学诚在“史家三才”之外另加一“史德”，史家要以“直书”为德，不媚权贵，不阿威严，大有孟夫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不作伪史，不证伪事。
诚如是哉，泱泱中华不当有伪史、伪事、伪书传世，很显然道德标准高了跟不设标准没什么两样，反正没人能做到，我们不应该将客观存在的时期归过于前人的心术和史德上面。这是对自己言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前辈史家的不负责任，很多时期是客观存在的。
伪书以官方权威认定的经典传世，伪事以圣人之言论立证，伪史辨已经成了今人无法绕开的话题。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与历史故事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都是在讲述过往。历史强调的是“历”，是先民切切实实经历过的事情，必须有客观可信的依据作为支撑。而历史故事如同神话传说、童话寓言一般，可以通过想象力来完成。前者在讲事实，后者在论道理。二者之间的分别不可不察。
作为曾经发生过的时期，先民经历过的事情，其真相是唯一的。故此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不可能出现二者相悖的说辞来。今人对历史的考证，信史只能是越证明越真实，能被推翻的是伪史，以及伪史资料下形成的错误历史观。真相不会因怀疑而改变，质疑精神和批评态度才是新思潮的核心精神。
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提出要打破四个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史记中，历任领袖都是出自黄帝系，究其实商人有商人的祖先，周人有周人的祖先，早期的政治体并不认为他们同出一脉。（二）打破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伪古史中认为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四至”，《禹贡》也有九州说，然则事实是商周对四夷蛮荒之地并未涉足，商代以“邦畿千里”，周代以分封镇压诸侯，秦代第一次完成了疆域上的大一统。（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人和神没有明显的分界，上古人神混杂，人兽同居，这是伪史材料下的历史观，而信史要将神话归于神话，传说归于传说，探寻真正可信可证历史的开端。（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神话中的天神本身宗教祭祀行为，可以按宗教史来研究，而“神”的人化造就了上古为人类历史黄金时期的假象。以古王压今王，以王功圣道来谈论现实中的功业这是东周政治家和先秦诸子的杰作。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首先是符合唯物主义发展观的：万事万物均是由小到大，有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波折前进过程。而人类社会这一发展取决于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国家政体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形成，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起到反作用，一旦二者之间无法调和，要么变法，要么革命。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对古老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变更，三家分晋，田代姜齐是生产关系的重新划分。
疑古考辨的本质不是要推翻历史，这是很容易被人误解之处。历史真实存在，任谁也退不翻。疑古是要质疑传统历史中不可靠的说法，不可信的说辞，辨伪存真，还历史一个真相，真正能被推翻的是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和不正确的历史。如果传统历史观既不符合历史真相，又不能促使对真相的探讨，还有必要守卫着一个“虚伪的谎言”而拒绝信知新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