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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充满了叫喊声和鸣笛声，将睡意正浓的她吵醒了。她打了个哈欠，拿上牙刷，摇摇晃晃地来到窗边。楼下的街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母亲训斥孩子的声音、商贩们的叫卖声、城管对违规店铺的斥责声、汽车等待路人的不耐烦的喇叭声，它们混在一起，仿佛海浪撞上了礁石的声音。
这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正一丝不挂，便顺手拉了拉窗帘，然后下意识地抚摸起自己的脸。那是一张仅仅用手就能感知到的丑陋的脸：右边眼睑下方有一颗深灰色的暗斑，周围则是坑坑洼洼的毛孔，仿佛绿植被连根拔去之后的土壤，更别提手术之后那消瘦的眼眶。
从医院回来之后，她杜绝了一切采访，社交账号也停更了，每天除了送外卖的小哥，没有人能够敲开她的门。可就在上周，她发现外卖小哥也不能相信了——外卖盒上莫名其妙地贴了一张祝她早日康复的纸片。吃完那次外卖后，她将手机丢进了马桶。家里的鸡蛋和罐头已经吃完了。医生说，她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但就算吃得再多，也只能吸收一点点儿，大部分都会从身体里流失掉。最后，她将没法吸收任何物质，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亡。
她打了个哈欠，穿衣，刷牙，打开电视。一位气象学家指着地形图上的漩涡，表情惊恐地说着“窟窿”这个词。她不禁大笑起来，仿佛在说他的地中海发型。
热身完后，她开始收拾行李。她将挂在墙上的地图取下来，上面画着几天前就已计划好的路线，终点处被划上了大大的红圈。
红圈旁边写着三个字：“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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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没有挣扎过。曾经散落在地上的画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证明。她每天最兴奋的时刻，就是等待阳光路过窗台。她将画摆成特定的角度，让鎏金色的光成为这些画的框，再沿着光的轨迹画上几道阴影，一幅画作才算真正完成。
本来，她只是将那些作品拍了几张照，上传到网上，把那里当作一个储存记忆的空间，可不曾想突然间在网上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敏锐的出版商人这时出现在她面前，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些画作就变成了纸质印刷品，并在市场上畅销一空。出版商为她找来了最好的医生，鼓励她与病魔做斗争；他们将病房的墙上挂上了梵高等人的名画，床头每隔几天就会更换一批不重复的花——当然，抽屉里摆好了颜料和画笔，她随时都可以画她想画的。
然而，她却告诉医生，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如果自己想活下来，跟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医生把这个事情和出版商讲了。他们说，随她去吧，但画笔和纸的还是要留着，那是她活下去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