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谐》者，志怪者也。
庄子说《齐谐》是一本书，是一本记录奇闻异事的书。“志”就是记、记录的意思。南怀谨师在《庄子讲话》中也说《齐谐》是类似《山海经》之类的古代方志书。而郭庆藩编著的《庄子集释》中的“疏”和“释文”都认为“齐谐”是一个姓齐名谐的人，《齐谐》是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庄子引以为证，明己所说不虚”。
所以呀，我觉得“齐谐”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庄子说《齐谐》中也有关于鹏这只大鸟的记载。
我查了下资料，确实有《齐谐记》这样一部书，但编著者是南朝刘宋的东阳无疑，据说此书已散佚，没有流传下来。还有就是清乾隆末的才子袁枚编著的《新齐谐》，据说此书初名《子不语》，后因元说部中有《子不语》，遂改为《新齐谐》。按年代推论《庄子·逍遥》中的《齐谐》应与《齐谐记》、《新齐谐》冇半毛钱关系。如果硬要拉上一点关系，我觉得是东阳无疑和袁枚熟读《庄子》深受启发，才为自己的著作命名的。
其实，这是庄子写作的一种手法。庄子说自己行文之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庄子著作中也确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所谓“以重言为真”亦即虚构假托前人言行，求实寻真。从小熟读庄子的苏东坡应深得庄子“重言”真传。
宋仁宗嘉佑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应礼部试，所写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阅卷者大诗人梅圣俞激赏，认为此文有“孟轲之风”，并推荐给那年的主考欧阳修。欧阳修对苏轼的这篇应试作文的内容与风格之美非常欣赏，以为是同年参加礼部试的自己的门下曾巩所写。为了避免招人非议，他把本来应列为首卷的苏轼的作文，改列为二卷。虽是如此，欧梅二人对文中最为精彩的几句对话仍心存狐疑。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后来当苏轼去拜见欧梅二人，欧阳修、梅圣俞问起尧与皋陶这段对话的出处时，苏轼微笑着说：想当然耳，何须出处。原来竟是苏轼编造出来的！
涂鸦至此，不禁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不尊奉”。欧阳修时代倡导“文以载道”“言必有出处”，在国家大考中苏轼公然杜撰典故论证自己的观点，除了深得庄周“重言”笔法之真传外，是不是也在宣示着一种质疑权威、超越前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
从庄子到苏轼，再到陈寅恪，他们的不盲从权威，勇于质疑的精神，是古往今来中国无数言必某说引经据典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