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没有哲学体系的原因
对中国古代的先贤而言，建立所谓的哲学体系，实在是一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的全体人生以及人类乃至所有生命本身。重要的是，人生是否圆满，人类是否可以延续，生命是否繁荣。而所有的客观知识都是为这一点服务的，因为这一点才具有人的价值。不过，古往今来，很多人，也包括很多的现代人，却往往在牺牲人的生活，牺牲生命，去追求一些偏执的东西。
科学是用来实现人的；道德、人文，也是用来实现人的。所谓建立哲学体系，并不是为这些体系而倾尽人的智力和生命；恰恰相反，人们建立哲学体系，就是为了满足并实现人的生命。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是非常睿智的，他们并不企图建立哲学体系，而是讲伦理道德，讲伦理道德还有各种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天下的持续的太平。所谓“天下太平”四个字意义重大，不能轻易得看，因为它正涵盖了之前所说的人的生命的满足和实现。人的各种生命的满足和实现均须以天下太平为基础，亦以天下太平为最高的目的。“天下太平”并不仅仅是无战争意义上的和平，而是人各得其所、各尽其义的符合大道的社会。所以，在圣贤看来，天下太平比建立哲学体系，重要的多。
圣贤之学和科学的伦理学不同
圣贤们努力的方向，并不是去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符合客观事实的系统体系，以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说明，而在于对全天下人的生命的关怀。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它是越诸哲学而在其上的。所以，如果把人文、把道德看做是哲学的某一个部分，把它称为伦理哲学，道德哲学，或者人文哲学，那就偏了。伦理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道德必须是全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最高精神生活本身。现在的伦理学、道德哲学、人文主义，主要是独立在外的研究，是一种伟大的科学，但仅仅是科学态度下的伦理和道德。而真正的伦理和道德，必须像两千年来的儒家一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陶铸整个族群的性格，贯彻于人的生命之中。西方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是其科学态度从自然领域转移到道德和伦理问题的产物，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学问。亚里士多德也好、斯宾诺莎也罢、还有康德，他们的伦理学何曾陶铸一个民族的性格？何曾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整个的指导规范？何曾超出学院和学者范围，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践行？他们的伦理学是一种解释的伦理学，是科学的伦理学，我从来不质疑这门科学的伟大，可是科学的伦理和贯注人类生命生活的真实的伦理是有距离的，科学的伦理学和圣贤提供的伦理和处世智慧本身其实是两个东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问，好像中国的哲学，太不哲学了，不思辨、不系统、几乎没有真正的逻辑学、也没有太注意宇宙和万物的本原。不过，反过来看，如果以中国圣学的标准衡量一下西方哲学，会怎么样呢？西方哲学，不过是一种偏于认识论，知识论的，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成体系的解释罢了。它没有顾及到人的全体的生命，它执拗地关注某一类哲学问题，却没有将所有人生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即所有其他人的人生问题）打通在一处，高明而智慧地处理人生问题，创造人生的圆满。当它执拗于万物的本原、上帝的存在、确切的知识何以可能等问题的时候，早把父母放在一边，早把天伦之乐拆散，甚至于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殖民和掠夺，毫无办法。反观中国数千年在东方乃至世界之强大，及其难以置信的和平理念，这才是真正的伦理和道德呵！
真正的伦理和道德
有人说，君子不忧不惧，“老者怀之，少者安之，朋友信之”，这样的话，毫无哲学之义。其实孔子，这简单几句话，已经超越了所有的道德哲学。试问哪一个西方伦理学思想让几乎大半个民族都在追求“不忧不惧”的人生，常常基本做到了“老者怀之，少者安之，朋友信之”呢？孔子关注人的全体生命，人的各方面人性发展的和谐。唯独他不懂得独立研究客观事物的精神，这倒不可苛责于他。《论语》还有其他圣贤书，可以说是人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孔子所说的是人的整个的圆满，任何人都可以为之努力并有所成就，所谓“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西方哲学所建立的体系，不过是人的某（些）项能力的精致运用，是特定领域的确切解释，往往只注意到人的某一个方面：自私、理性、经济属性、信仰。
科学总是分科的，科学的分科却也是失败的。真是成也分科，败也分科。因为生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任何单独一面的考察，等于对生命整体的撕裂，必然导致全体生命真相的失真。当科学独立研究事物的精神为人所推崇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哲学的发问：你们独立研究事物的某一个方面，难道就不惧怕会损失世界整体性中饱含的真相吗？科学的分科，就像一个人研究腿，一个人研究头，另一个人研究肚子，总是先扯开了，解剖了研究，即便后来再合起来，能缝补上吗？分科的学问，无法考察全体的生命，也就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大哲学）。哲学，面向人生全体的哲学，务必是一门通学；必须得把所有分科了的专业和领域打通了研究，必须得把人的各项能力、各项关注，统一在一个框架内，取得它的和谐和中正，得以在实践中高明而智慧。
以大哲学看来，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天下大治、天下太平，这也是圣贤关注的问题。认识论是它的左右手；科学知识是它的利器。西方的哲学，除了苏格拉底等少数哲学家之外，多数哲人都在试图建立一个体系，务必使自己正确。对人生而言，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哲学上的正确，远远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行动、生活本身。认识单独构不成生活，而行动更接近于生活。真正的哲学，即是以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为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人最平常、最普通，由小而大，由微而著的行动上来。修身是一以贯之的，克己也是。从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再到王阳明，乃至一些近现代的贤哲，哲学体系并不紧要，紧要的是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
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
体系不重要，体系是正确的，也是可错的，但总是死板的。一个个体系崩溃了，而圣贤思想仍然是活的。世界是变化的，哲学应该以变化应变化。但是变化之中还需有不变。这个不变即是出发于人类共同的人性，亦面向于人类共同的命运（生存境遇）。面向人生全体，面向生活本身，直观的表现就是圣贤关注的不是求知，而是求治。
知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沉思、思辨、观察、研究、实验等等都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而“治”却是一个大得多的概念。它有两个表现：一是天下的治理，二是克己自治。归结起来，即“修己治人”四字。要实现天下的治理和自治，需要科学的各种知识，而科学的各种知识能否包含人类社会的治理呢？不能。即，科学知识可以在治理的事业中被妥善安放，而在科学的世界里，治理不过是另一个源头的事。
《论语》所讲，不是求知，而是求治。表现在人生方面的治理是“三省吾身”、不“巧言令色”、“文、行、忠、信”，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治理是“为政以德”、“事君以礼”、“以礼让为国”……若以求知的哲学体系来看，《论语》不是哲学，他们说的大体不错；如果以求治的哲学精神看，《论语》不单是哲学，而且是人文哲学的正宗、本源。
如果以求知为哲学，《论语》一书的价值不大。如果以求治为哲学，那么《论语》依旧是经典。面向现代人的生活，求知的需求很大，科学应该来满足；那么求治呢？现代社会的全球治理和公民自治，正是圣贤思想的大舞台。对求治而言，体系无关紧要，只能讲哲学精神。孔子而阳明先生，历代圣贤无不是求治的，只是角度不同，时代背景有别。我们也须发挥这个求治的哲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