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一部什么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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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们学习一部经典,首先要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在什么历史环境下为了何种目的而写的。通过了解孔子其人其书,进一步了解其道。但是我们这里不采用这条道路。我们为什么首先要关注《论语》是一部什么书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论语》这部书的界定和以往大有不同。

《论语》一般而言是儒家经典,是孔子弟子整理的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论者,纶也,撰也,是经纶、论撰的意思;语是论述、答述的意思。合起来,《论语》就是经纶世务的答述,或者孔子答述弟子的集子。宋儒把《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拿出来合为四书。但是,我们这样去理解《论语》这本书是不够的,因为以上对《论语》的介绍都是中国文化圈以内的解释,不具有现代意义,没有从哲学精神的角度去审视。

我们都清楚《论语》是一本圣人的书,对几千年的中国影响甚巨,以前被奉为经典,放在极高的位置上,尤其是元代以后,因为科举制,《论语》的地位日益提高。但是现在,这本书又没那么重要了,中小学、大学的编制中,《论语》不是一本必读书。很多中国人对《论语》并不深解,全文读过的也是少数。如今我们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论语》这本书又是绕不过的。那么我们不禁心中生疑,《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在现代乃至中国、世界的未来发展中还将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占据怎样的地位。如果不在这个层面回答《论语》是什么书,那么之前的那些介绍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它是儒家经典又怎样?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又怎样?是四书之首,又如何?过去影响力甚大甚深又如何?和我们、和现在以及将来又关系吗?

过去,论语是一本圣贤书,解释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但是现在不够,什么是圣贤书?圣贤书又怎么样,和我有关系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答。黑格尔看到《论语》的时候曾很不屑地说,《论语》上不过是一些道德常识,可以在任何民族的书中找到,甚至可以找到更好的。那么《论语》是不是一本道德教条、道德常识的合集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说它是儒家经典,是四书之首,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但是黑格尔对《论语》的评价,在高度上要高于我们一般的对《论语》的评价,它涉及到了《论语》,甚至所有圣贤书的本质。

《论语》究竟是什么书?论语不是思辨的,是缺乏系统论证的,其思想范畴也往往并不涉及到万物的本原,总之,它看起来很不“哲学”。我们在《论语》这本书里找不到任何自然知识还有自然哲学。仅有的几处是子夏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小道”,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樊迟学稼”,不过这些到底是不是科学另说,即便是科学精神也不过是次要的东西。这本书似乎对自然、客观事物的规律及其知识,毫无兴趣。殷海光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对科学、自然规律没有兴趣,更多的是人事专家。如果圣人是人事专家,那么圣贤书就是人事专家的关于人事的学问,那么《论语》可以认为是一部人事学书籍。但是,我们是不甘于“人事学书籍”这样不伦不类的结论,而中止我们的讨论的。《论语》这部书,没有客观知识及其方法,可以说是一部非科学的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是非科学,但不是反科学。《论语》虽然不探讨科学问题,但是也没有反科学的知识。因此,我们说《论语》是一本非科学,但不反科学的书。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科学能否揭示全部真理,或者说所谓追求真理是不是仅仅是指以科学方法追求真理?这个问题,亦等同于问,《论语》作为一部非科学的书,是否可能包含一些科学所不具有的真理?大学的学科建制中,虽然把文学、古典哲学和历史,编入社会科学,但是一般从事文学、历史、哲学工作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学问称为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由此我们便注意到,《论语》是部什么书,这个问题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回答。

下面我们牵扯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宏大,因为学力的限制,我姑妄说之,各位姑妄听之,我们做力所能及的讨论,而不做学术的定论。请各位以谨慎的态度看待下面的思考。

假如,我们信奉科学万能论,认为所有的真理将由科学揭示,那么《论语》作为一部非科学的书,即说明它本身的意义不大,和真理的进一步展现没有重大关涉。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民族两千年来的生活和学问,的确是落后的。为此,第一,在情感上,恐怕很多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观点的。那么这些人所面临的任务要么是扭转自己的感情,要么是证明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第二,在情感上,已经认为无道可卫,认为《论语》落后就落后,认为两千年文化无关于民族自豪感,那么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发展科学,并致力于由中国人领先科学;并警惕任何妨碍科学发展、导致科学落后的因素,进一步论证科学万能论的真理性。这两种人,恐怕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我即是在情感上不认可这种观点,同时亦不打算扭转自己感情的人。我的任务,或者说和我同道的人的任务就是证明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至于怎样证明,这已经超过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然而在实践上,我们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科学以外的地方来了。

假如,科学不能揭示全部真理,亦即《论语》或者别的圣贤书之所以几千年来永保其伟大,乃是因为她们具有科学所不能具有的真理。那么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尽快并合理地揭示出科学之界限和不足,重新发现并弘扬《论语》和其它圣贤书的真理性。因为我们是反对科学揭示一切真理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论证这种观点的错误,更紧要的是揭示《论语》中非科学的真理,并为非科学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划界

那么《论语》究竟有什么科学所不具有的真理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将是本文最重要也是最终极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科学所具有的真理是什么,再从一般的理解出发,审视《论语》一般的真理性,然后比较两者,最终划分各自明确的界限

什么是科学?“科学”从英文science翻译过来,该词又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本来的意思是知道、懂得或知识。科学的意思,即分科的学问,主要通过经验获取客观知识,通过逻辑思辨推理出未知。我们概括为关于客观事物的经验总结和抽象理性的逻辑推理。科学是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是关于对客观事物的抽象的逻辑的知识。《论语》的真理是关于道德和伦理的。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科学的真理中似乎没有道德的真理,而道德真理中亦没有科学的真理。科学无法告诉人应该如何,而道德不能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

这样我们便联想到著名的休谟难题。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一个“是/应当”问题,认为事实与应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休谟问题导致了科学与伦理的分道扬镳,学者为此忧心忡忡,他们觉得价值从此缺少了事实性基础,变得不牢靠了。有些哲学家试图提出“是”推出“应当”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没有圆满解决休谟问题。不过当我了解到休谟难题的时候,却喜不自胜!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也所幸不是一回事儿。从科学的角度看,价值性判断缺少了事实性基础和相关的论证,看起来不科学了,因此忧虑万分;而从我们所提及的《论语》中的道德真理来看,价值性判断和事实性判断唯有属于两源,才可能说明《论语》的道德真理性是足够自立的。也就是说,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真理,而道德是关于应该的真理。《论语》作为非科学的真理,不是别的,只是关于“应该”的真理。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破解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原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以其是否可以被证伪为原则。比如,我说太阳从东边升起,这是一个可证伪的判断,因为如果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了,那么我的理论就被证伪了,被证明是错误的。相反,当我说我明天将有好运,这个判断却不是科学的,因为就算明天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人们也可以做出新的解释来理解这种倒霉,其实不是坏事,总是无法确切地证明明天有好运是肯定错误的。那么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被证伪,除了糟糕的、无聊的占星学之外,道德呢?善呢?我欲诚信、我认为以宽仁待人是应该的,这些是否可以被证伪呢?

我们发现,这些理论不是不可以被证伪,而是不需要被证伪。可证伪原则只有针对事实性判断才有意义,这就是它的限界。超出了这个限界,可证伪原则或错误,或者根本就不对不错,只是无意义。

事实与价值各有一源,那么真理的统一性似乎遭到了颠覆。我们一般认为真理应该是一源的,完全统一为一体。如果说事实的源头,是物理学研究的对象;那么价值的源头是什么?岂不是要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中么?这个问题我们先搁置一下,留在后文。

现在我们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学问,总的来说,无论道家、儒家还是佛家(佛教的中国化),可以统一归于“圣贤之学”这个大概念中。近现代以来,圣贤之学衰落式微,非但儒学如此,诸子百家一损俱损。在“圣学”的大概念中,《论语》不再是《论语》自身,也不再是儒家经典,而是全体中华学问——圣学——的一个代表。前文说到,《论语》的真理性主要在于道德性。它是关于应该的学问,和关于事实的学问——科学——是并驾齐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某种可能的意义上,圣学和科学是并驾齐驱的。

“并驾齐驱”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内涵之丰富,恐怕超过我们的想象。黑格尔说对了,《论语》是一部关于道德的书,但是《论语》又绝非仅仅是一本关于道德的书,或者说黑格尔小看了道德方面的真理的地位。我们说道德和科学、价值和事实、圣学和科学是并驾齐驱的,这话说起来容易,证明起来却难得很,行动起来更是难上加难。试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道德上的用力和在科学上的用力是等量级的吗?我们对人类价值的学习、关注和对事实的研究、探索、利用是同等尽心的么?圣学式微百年,科学兴起于全世界,此消彼长,完全看不到两者并行的倾向,可见这话意义重大,不能轻易言说。

我们这里只是窥到一点。这一窥也来之不易。梁漱溟在那个中西文化冲突最大最剧的时代,给出了他的思考:他将中、西、印度三方文化,划为三个路向,即奋力向前的西方文化路向、居中调和的中国文化路向和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路向。很多人以为梁不很懂得哲学,也认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算不得很精微系统、逻辑严密的哲学著作,但是我却认为梁的思想博而大,宏而正。我们所窥到的科学与圣学的并驾齐驱,正是先生所说的中西文化路向不同。即,科学与圣学的并驾齐驱,不是学问的同等、不是文化意义、作用和地位的同等,而是路向的并立。也就是说,科学和圣学不是三只羊和一头牛的等价关系,而是近似于东西南北这样完全均等均质的关系。我们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或者科学优于圣学,或者相反,不是在说三只羊的价值高于一头牛的价值,而是在说西边优于东边,北边优于南边。于是,我们说,西边优于东边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因此,学不必问中西,学是可以中,可以西的,而且也许还必须是中西结合、中西两可的。

因此,我们认为《论语》不能被看做是一本中国的书,一本中国儒家的书,而应该是一部世界的书,一部人类的书。其中所载的道德真理,与科学知识一样,对人类来说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论语》的再发现,与其说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如说是对整个现代化历程的修正和改良。《论语》不是一个可怜虫,乞求被现代社会接纳,并改变自身来与现代社会兼容。《论语》是一股春风,她要让荒芜的现代社会绿遍山野,万紫千红。她是来改变现代社会的,不是来被现代社会利用的。但是,过去的《论语》却也是吹了几千年的旧风,并不能直接改变什么。如何旧风换新风,才是关键。

归结起来,《论语》是一部蕴含道德真理的书,却也同时是一部太老的、落后于时代的旧书。我们暂没有证明道德真理确实存在,没有驳倒科学可以发现一切真理的思想,这不是一个急迫的、非做不可的事。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道德真理和科学真理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了。我们现实中活生生的生活,科学能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吗?科学能回答我应该更尊重、更诚信、是否良知更安得问题吗?科学是否能告诉我们该如何爱我们的孩子、忠诚于我们的伴侣呢?科学是否要求我们善、要求我们孝?爱和道德的问题,本来就被绝大多数人认为和科学问题本身是相区别的。问题在于,科学的问题有无数精英探究,而道德的问题,也就是传统圣贤之学语境下的士,几乎濒临灭亡。问题还在于,无数门专业的科学提供给我们知识,却唯独没有一门关于爱情、友情、亲情、兄弟情、爱国情的学问,这难道不是很奇怪么?为什么唯独没有一门学问、没有一位名师教导我们如何爱?爱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国家,难道不重要么?

所以,《论语》如果被看做是道德常识、儒家旧伦理的学问,那就完全没有认识《论语》。《论语》是一本教人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女朋友、兄弟姊妹、邻居、兄弟、同事、客户,还有教我们爱国的书。如果这么去看的话,谁不得读一读她呢?谁不得读过之后,抓紧时间、珍惜生命去和自己爱的所有人去过好每一天更好的日子呢?当顶级物理学家宣布哲学死亡的时候,当他们以为解开了宇宙的奥秘就等于揭开了全部真理的时候,人类研究内心“宇宙”的大门就被挡住了。人懂得宇宙的客观规律,就懂得人心么?就可以得到人类本性最大的圆满么?既然不能,就必须懂得科学的界限,并在科学的界限之外树立些什么。即,《论语》是一部蕴含着道德真理的非科学的书,她是常新的、具有永恒意义;《论语》又是一部两千年的旧书,施行于现代自然有诸多不宜。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知其不宜的时候,也能不忘其永恒常新的真理;在知道学习其永恒道德真理的时候,又能明白古今有别,有所取舍,老树发出新枝。而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论语》的真理性和她积极的一面,我们相信,人类但凡有“应该如何”的问题,人类社会但凡有爱人、和平和谐相处的问题,人类学问中但凡还存在道德和伦理的问题,那么《论语》及其他圣贤书总是应该研究并付诸实践的。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似乎已经说完,似乎又没有说完。能力、心力所限,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我不通逻辑,以上多是灵感随意地堆砌,若这篇文章丢了重写,必定是另一种样子。这是《<论语>哲学精神》系列的第一篇。

《论语》的哲学精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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