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中，灾难和战争都是难以避免，人类每经历一次灾难，人类的文明一般都会升华一次。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在管理实践与思想发展历程中，战争促进发明创造，促进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更是管理实践和理论演进历史最重要的实践之一。他把人际关系的管理嫩芽和此前40年业已成熟大规模生产技术结合了起来。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86万辆坦克，29.6万架飞机，1500万支步枪，410亿发子弹，5400艘商船，6500艘军舰。这样惊人的产能，是调动全社会的所能，把人们的需求降到最低点，是靠几乎所有的工业力量转入战争方向来实现的。美国军队部门财政年度支出从1940年的907160000美元到1943年42525562000美元。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生产，工人及管理人员的合作越来越默契，并且一些企业还涉足陌生业务领域，这在通常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把企业的冒创新、创造之险转化为人类或国家、民族的责任；另一方面战时还巩固了管理的顾问和商学院的地位。1943年，哈佛学院的高级管理项目以项战时管理课程的身份诞生。
政府还支持两个特殊的研究项目：一个是埃尔顿•梅奥同事主持的培训项目，教育工头如何与普通员工共事，如何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另一项是关系理论创始人伦西斯•里克特参与国家调查，战略轰炸对战士士气的影响。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轻微”轰炸能削弱战士的士气，而地毯式轰炸冲击力不大。无论是企业对人关注还是军队对士兵的心理、士气的关注都是和平时期的常态的超越。
在战时期间大规模管理事宜，管理工程师也应运而生。战时成了现代管理的和制造的试验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大规模的营销的诞生，营销就是企业的产品与目标顾客建立的稳固关系。部队官兵是最容易抓牢的目标顾客。在战争期间大品牌接二连三的诞生，随着一战期间的柯达相机、吉列剃须刀等，二战期间可口可乐、箭牌口香糖、亨氏罐头汤、速溶雀巢咖啡、斯帕姆午餐肉……与此同时这些预示消费主义未来的降临。
战争期间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最关键的是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要保证制造出质量可靠的产品。这里我记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中致远舰在生死边缘上因炮弹造假，火药里参杂沙子，而连连哑炮，导致舰沉人亡。如何保证武器弹药质量？
1924年物理学家沃尔特•休哈特（Walter Shewhart）设计一种质量统计方法，强调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并把最终用户的标准运用到生产方式上。休哈特的主要观点是，生产的变数要最小化，人际间的合作要最大化，这才是向前发展的最有效途径。美国在战时期间军备行业大力推广休哈特的质量控制法。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科学顾问彻韦尔勋爵评价说，休哈特的质量理念是美国对整个盟军的最大贡献。
战后日本商业的崛起，一方面日本企业继承了休哈特的创造质量控制理论并发展质量控制理论。日本1951年正式成立的统计局，这标志着突破了通常的质量控制理论是对产品缺陷的管理，转向提高质量的管理层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商业的崛起的基础是强劲的创业活力，以及融合管理、社会及道德良知的企业。如雅马哈的摩托车生产线是改造原来的制造钢琴和乐器建立起来的；索尼公司的崛起可谓日本公司的振兴缩影，清酒酿造的世家的传承人盛田昭夫创造的受美国人尊敬的索尼品牌。他们都表现出了创业和营销的才能。除此之外，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文化差异，日本人对工作有敬畏感，也促使日本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的责任，他们认为管理是责任的终点也是起点，当企业衰退，他们绝不裁员，公司即使牺牲利润也要保护员工的饭碗。还有在日本歌山附近穷困的农村长大的松下之助从学徒做起创办了全世界最成功的品牌——松下电器。二战后，松下公司的业务实现420亿美元的收入，松下之助个人资产达到30亿美元。松下之助创生“顾客服务”的概念，提出商品不仅要吸引顾客，更要对顾客有好处，关注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比售前推销更重要，只有售后高质量服务，企业才能培养终身的客户。松下公司有创业精神和家长作风。创业精神使他们敢于冒险，倡导企业的道德良知。家长作风对员工负责，不因经济衰退而解雇员工，提出厂商的使命，克服困难，把整个社会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并为它带去财富。
总之，战后的日本继承和发展了先进的管理理论，敢于创新，以务实主义、乐观态度、规划精神、企业管理者的道德良知以及企业员工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敬业精神，运用营销、顾客服务的方法，创造了松下、雅马哈、索尼等世界级品牌，在管理实践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