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献给曾经的那个年代
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日子，我出生了，在东北黑龙江鹤岗一个叫兴安台的矿区；「兴安」是满语，丘陵的意思，如果你去过大、小兴安岭，你也就能理解了兴安台，一片丘陵中的一个高台。
这里如同整个北大荒，人迹罕见，"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最形象的写照，这里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农村，只是因为煤矿属于工业，所以才没有被叫做农村，由于煤矿的开发，这里才逐渐的繁荣起来了。
那时候能听到的大多都是地道的方言，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唐山的、四川的……，一幕幕，典型的逃荒与闯关东的历史景象，当然这段历史早已尘封，现在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这个煤矿作为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煤矿的建设者们担负着早出煤、多出煤、出好煤的艰巨任务。
那时候，矿区的住宅是没有暖气和上下水的，取暖靠火炉和火炕，而用水则是在一定的区域设置一个「水楼子」，居民家里准备个大水缸，自己去担水，水票每桶2分钱，平时还好，冬天地面冻的像个冰山似的，路滑的厉害，很容易摔跤。
因为没有下水，所以茅房是室外的，那个年代天气特别冷，这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是件挺纠结的事情，这就是历史的现实。
童年的生活是幸福的，虽然物质匮乏，但是这里有山有水，玩的一点都不少，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乡下的孩子更了解生活，经受过困苦的人更懂得生活。
那个时候国家需要煤炭，父亲常年吃住在煤矿，很少回家，母亲就担负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母亲是文化女性，是读过书的，既可以读书读报，也可以写信，尽管一生没有参加工作，但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家庭，承担起了相夫教子的重担。
我的家庭教育几乎全部来自母亲，那时候父亲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很少和孩子交流，父亲严厉，孩子更是躲的远远的，受父亲的影响更多的是他的工作的敬业精神和很高的个人操守。
那个时候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26斤的定量，其中一斤大米、八斤白面，剩下的就是粗粮，主要是玉米面、玉米碴子、高粱米。
我家兄弟四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母亲就会用细粮换粗粮，一斤细粮可以换一斤半的粗粮，吃的最多的还是大碴子粥。而菜主要是白菜、萝卜、土豆，吃的最多的是凉菜，用白菜丝、胡萝卜丝、干豆腐丝、粉条、香菜用调料拌起来，香的不得了，我家兄弟多，吃的也多，每次拌凉菜，都得用脸盆大的盆来拌，记得大嫂刚进我家时，曾经纳闷儿，怎么能吃这么多。
其实一个人的口味，就是看小时候吃什么，味蕾的基础是什么，人就会一辈子喜欢吃什么，大碴子粥和这种东北家常凉菜，始终是我的最爱，从来没有吃够过。
那时候，很少有机会吃肉，肉票供应是每月每户的一斤猪肉，而且都是买的肥肉，炼油炒菜炖菜用了，偶尔买只鸡或者炖条鱼，都是给祖母和爸爸吃的，根本没孩子们儿的份儿，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的第一堂抵制诱惑的课，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我想是体现孝敬长辈的文化和保证家庭主要劳动者的体力缘故吧。
后来很多年，我和朋友讨论，孩子们在面对这样诱惑时，男孩和女孩会有什么不同，比较公认的结论是男孩的眼睛会离不开美食，眼睛围着美食转，而女孩则会埋头吃饭，不敢直视，那时候孩子受美食的诱惑时流出口水是极其正常的生理反应，而现在好像只有狗才会这样。
记得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改善家里生活，母亲曾经连续三年养猪，那时候养猪，没钱买酒糟、麦麸子、豆腐渣这些饲料，完全靠大哥二哥采野菜，再用大号的铁锅烀猪食，二哥年纪小，常常会晒的后背爆皮，母亲心疼，溢于言表，虽然很辛苦，但是春节能杀头猪，你可以想像得有多开心，那时候是真的盼着过年。
父亲忙于工作，从来不做家务，倒是大哥过早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不仅买煤、劈柴、挖菜窖、买秋菜……，而且钓鱼、织渔网、砸冰窟窿样样精通，特别是冬天捉"苏雀"，其实就是从苏联西伯利亚飞过来的大群的肚皮红色的类似麻雀的东西，大哥做的带有十个"拍"、十六个"滚"的雀笼子，在邻里间口碑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小半天捉三五十只鸟儿是很容易做到的，烤苏雀，成为冬天里我们最期盼的美食。
大哥还带我们去山上采树条子，回来编筐编篓，春节前夕就会逼着我小摊去卖，我惹不起，也只好硬着头皮，低着头，唯恐遇到熟人，好在这也不需要叫卖，也不需要推销，大哥手巧，编织的既美观又结实，也不愁卖，一天也有十几元的收入。
现在想起来，劳动贴补家里支出，也不是件丢人的事情。
……
兴安台，我的童年在这里度过，火热的生活，让我的人生从未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