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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指示房玄龄，直属中央的政府机构任职官员达到两千名，有点不正常，应该大力裁减。

说起来简单，上下嘴皮一运动，舌头一搅和，就能出来，可真正把它付诸实施，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绝对不容易，因为裁员意味着要有人丢掉饭碗，要有人心痛。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手中的碗属于流水线铁质产品，此处弄丢，别处找找，没准还能找回来；对于京都长安中央级别的官员们来说，拿在手中的，可都是私人订制纯手工金质饭碗，一旦弄丢，再到哪儿去找？

但太宗皇帝说得很明白，本次中央政府机构大调整的主要目的是“裁”，不是“轮”；是回收饭碗，不是相互交换下继续盛饭吃。

眼看着房宰相磨刀霍霍地要对自己下手，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官员们开始坐卧不安，开始四处奔走，最终形成气候——一股若有似无的抵抗势力，正逐渐形成。

这注定是冷冰冰的较量。那种温暖和谐的氛围中谈谈心，展望一下未来，便让人乖乖交出金饭碗的想法太过浪漫。房玄龄很明白，夺了人家的碗，就是碎了人家的仕途未来，得罪人是必然结果。

房玄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找到杜如晦，打算商量一下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房玄龄首先提出几种具体实施方案，但感觉都不合适。特别是对于先拿原秦王府的人开刀的想法，房玄龄讲出来之后，自己都不住摇头苦笑。

杜如晦握紧老搭档的手：咱就这么办!

杜如晦认为，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偏僻角落，而是来自于皇帝周边。

只要将皇帝身旁的近亲旁支修剪整齐了，再对付其它招展着的花枝，要好办的多。

不过秦王府可是皇帝梦开始的地方，原来府内不断隐现着的脸庞，对于太宗来说，可都是满满的回忆与情感，因此在将皇帝剪成“一枝独秀”之前，一定要征询一下本人的意见。毕竟，他是本次裁员运动的始作俑者。

结果李世民的回答简单而明确：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你们放手去干，我决不会因私人询私情，为私人谋私利！

皇帝的话是风向标，是尚方剑。

有了李世民的支持，两位宰相开始对着秦王府大刀阔斧起来，针对当事人哭爹喊娘，上窜下跳的挣扎表现，房、杜二人毫不理会，直接拎起来，菜市场走走，不值几个钱的，立马舍掉——不是老百姓的菜，就不是国家的蔬，老百姓心里的秤称不出斤两的，压根就不往国家天平上放！

李世民躲在幕后，对于前台传来的阵阵哭泣声，假装没听见。

秦王府的事情一解决，其他的，都不是事儿。一番动作下来，两千京官被裁去近七成，只剩六百四十三人。六百四十三这个数字读起来也不少，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宋朝仁宗时期的京官，达一点七万人。

唐太宗依据事情设官，宋仁宗依据人情设官。

中央的事儿一了，房玄龄，杜如晦便开始着手整治地方，针对“两多一少”（行政机构多，官吏多，老百姓少）的情况，大加并省，裁减州县，将全国仅划分为十道，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个县。

唐初的这次裁员无疑是成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奠定了贞观之治乃至有唐一代的政治基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裁员运动，它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朝代。可历史上第二次大裁员运动，却葬送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明朝末期，面对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崇祯皇帝雄心壮志，义无反顾地走上政府机构改革之路，并一去不复返。与李世民自上而下的改革相反，朱由检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案，过程中狠抓次要矛盾，对贪污成性、腐败成风的大官僚们置之不管，对处于官级最底层的驿站小吏却痛下杀手，最终将那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生存的驿站小吏逼疯。驿站被无情取缔之后，失业人员李自成喝着西北风揭竿而起，雄壮一路，将崇祯逼死在树影婆娑着的景山之巅。

对于官员体制，李世民的战略思维是少而精，现在“少”的问题完美解决，“精”的问题立刻摆在房、杜两位宰相面前。“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李世民掷地有声。

如何让余下的官员“精”起来？皇帝的指导性意见是“审”与“省”。

房玄龄、杜如晦简单商量之后，有关政治体制的第二波次改革开始，重点是治吏，手段是立法，目标是保证各级官吏一心一意搞建设，两袖清风建功业。

先立法，再“立”人。房玄龄、杜如晦在《武德律》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论证，编制了一部划时代的，类似现代刑法的依据性文件——《贞观律》。并分别在《贞观律》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给出了专门用于“治吏”的五十九条，合称《职制律》。

这部由房、杜二人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亲手创制的《职制律》，内容广泛而具体，可操作性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职制律》涉及到“五刑”，为了保证接下来的内容能够被充分理解，需要先科普一下有关“五刑”方面的知识。

在中国奴隶社会，存在墨刑、劓刑、大辟、宫刑、刖刑五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均是通过对人体组织做减法运算，来达到惩治目的：墨刑是对脸上的肉做减法；劓刑是对鼻子做减法；大辟是减去人的头颅，宫刑是减去人身体的某一部位，刖刑是减去人的手足。

到了封建社会，人类文明得到发展，刑罚方面，相对于古代五刑来说，要“温柔”些。隋文帝时代颁布的《开皇律》规定了五种法定的刑罚：笞、仗、徒、流、死，简单理解，就是抽你、拍你、劳你、走你、灭你。

笞刑，是用细荆条抽屁股，按照抽打次数分为五个等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每等加十。

仗刑，是用粗荆条抽屁股，按照抽打次数也分为五个等级：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每等加十。

徒刑，是戴着镣铐参加义务劳动，按照劳动时间，分为五个等级：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每等加半年。

流刑，是戴着镣铐去远方参加义务劳动，按照空间距离，分为三个等级：离家两千里、离家两千里五百里、离家三千里，每等加五百里。

死刑，即剥夺人生存的权力，按照身体的完整程度可分为两个等级：绞、斩。

房玄龄、杜如蹲在编制《贞观律》时，充分借鉴了《开皇律》中有关刑罚的内容，在量刑定罪上，相对于《开皇律》，又有所减轻。

科普完毕。

为了防止官员数量再次泛溢，路边的野官儿遍地开花的现象，《职制律》明确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仗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两年。

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职位，人员编制方式、数量都有明确规定，倘若哪位领导一时头昏脑热，搞了许多编外人员进入仕途，一定会有人被打屁股。编制超一人打一百，超三人打一百一十，超过十人，干两年苦力。

打谁？当然不是进入编内的“编外人员”，打的是为特定人群狂开绿灯，动辄就签字盖章，黑夜中频频收取好处费，身体与精神受到严重污染的贪官腐吏。

当然，打人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官员的去留平衡，避免求职者连绵不绝，官员泛溢一发而不可收的情況发生一一既然好不容易将全国的官吏裁减到正常状态，就要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去维护。

针对官员在正常上班时段内迟到早退现象，《职制律》也有相关规定，官员每日都要“点检”(类似于学校学生的点名，单位员工的刷卡或刷脸)，“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

迟到或早退一次，细荆条会狂抽屁股十下。

如果不慎迟到，为了减轻皮肉之苦，能不能暂时让屁股背一下黑锅？

当然不能！屁股与黑锅又不是无缝契合，揭下来很容易。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国家正式干部，平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倘若总是迟到、早退，时间久了，不止屁股红，脸也会红。

是不是存在有制度不遵循，有法度不执行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不会多，房宰相是一位追求的完美的人，该打而不打，让他知道后，后果会很严重。

点检只是“特征点”控制，在上班、下班两个时间点上，点点名，如果都在，就算满足要求。

一早一晚都在，不早不晚时溜号怎么办？

那就要进行全过程控制。

所谓全过程控制，就是不仅仅控制你的工作过程，还要控制你的休息过程。

《职制律》的规定很明确：诸在官，应直不直，笞二十；应宿不宿，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

该上班不上班的，要打；不该上班却上班的，也要打；上班上瘾，忘记休息的，更要打！

黎明时分放下手头的工作，身心疲惫中努力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躯体被人拖出去狂扁，这是什么节奏？

加班非但不给加班费，还要挨打，房玄龄、杜如晦的做法，似乎太不近人情。

不过二人几乎是异口同声：政府分配的工作，只要合理利用上班时间，均可以顺利完成，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给谁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晚上加一宿班，白天撒半天癔症，这不是什么好模式。

国家刚刚裁去那么多人，留下来的可都是精英，如果你们前仆后继地想通过加班来透支身体，我们决不答应！为了更好的工作，你们要更好的休息！房玄龄、杜如晦没学过辩证法，也没研究过方法论，但是他们懂。

可两位宰相只会将该项条款用到别人身上——为了国家，他们“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

公元630年，不幸发生，贞观之治刚刚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杜如晦阖然病逝，时年45岁，病因是积劳成疾。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大唐的根基刚刚打牢，杜如晦便撒手而去。李世民失去了一条膀臂，房玄龄失去了半个人生。君臣二人每每追忆起点点滴滴过往，总觉得和杜如晦在一起的日子太短暂。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房谋与杜断，一段佳话，两段传奇，随着杜的离去，也最终烟消云散。

“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指王珪)、魏(指魏徵)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指李世勣)、卫(指李靖)善兵，而房、杜济以文。”

一对儿完美搭档，成就了满朝和谐。

军事、律法、典章、礼制、甚至建筑，处处留有房、杜二人的影子，现在杜如晦忽然离开，房玄龄变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阴霾的日子里，午夜时分，房玄龄独自凭栏听雨。

公元631年，房玄龄提出请求，希望能带父亲房彦谦的遗骨回老家安葬，李世民立刻同意：一来是想让房玄龄抽空尽尽孝道，二来是想让他出去走走，调节一下身心，杜如晦积劳成疾，最终不治，教训是惨痛的，代价是巨大的。

可房玄龄回来之后，又满心扑向工作，李世民立刻揪心提醒，做事情一定要懂得抓大放小，无关痛痒的事，可以交由下面的人做，宰相的事情千千万，一件件地做，迟早得累死。

房玄龄理解皇帝苦衷，口头上答应多休息，私底下依然如故，追求完美的个性促使他事无巨细，每每都要亲自过问，看得太宗皇帝连连摇头叹息。

李世民看着房玄龄孤单忘我工作，他想给予补偿，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升房玄龄的官。

公元634年，因房玄龄护高祖山陵制度，加封开府仪同三司；636年，封梁国公；638年，加封太子少师；641年，进拜司空；643年，加封太子少傅，仍总领门下省事务。

房玄龄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在活着的时候被加封为文职司空的人。以至于他死的时候没有更高的文职官衔，只能追封为武职太尉（武职最高荣誉称号）。

其实李世民有时也很矛盾：看到房玄龄疯狂工作便心生怜悯，听说房玄龄小病休养便小心斥责；因房玄龄完美结束工作而倍加欣慰，对房玄龄追求完美的个性却颇有微词。

矛盾相互斗争的结果是：房玄龄只能事事完美，时时无暇，一旦有所失误，哪怕是一丢丢，便会招来皇帝不满。

一向谨小慎微的房玄龄立刻惊恐万状，似乎人生这道坎再也迈不过去，整日跟在李世民屁股后面不住道歉，不停认错。

一次，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惹得李世民大发雷霆之怒，直接撤了房玄龄的职，让他在家静养，黄门侍郎褚遂良赶紧上疏，好话说了一大筐，李世民才渐渐消气，君臣二人重归于好。

李世民有时看不惯房玄龄事无巨细的做事风格，但却时时离不开他，有次想提拔司农卿李纬做民部尚书，又担心房玄龄不同意，便派人打探房玄龄对此的看法，线人回来禀报：房宰相也没说其他的，只是说李纬总喜欢打理他的胡子。

李世民听到后，立刻改授李纬为较低级别的洛州刺史——一个只注重外表的人，内在的东西，肯定欠缺。

离开杜如晦的日子里，李世民对房玄龄既无限依靠，又有意疏远，而同一时期，另一个人却频频闯入皇帝视野，这个人，便是魏微。

李世民说过，贞观之前，房玄龄的功劳可以排第一：贞观之后，功劳排在第一位的，是魏徵。

李世民说这话的时候，房玄龄与魏徵可都在场。

不过李世民也许忘记了，贞观之治的起算时间是公元627年，627年~630年的三年时间内，房玄龄与杜如晦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正夜以继日地为大唐打地基。而此时的魏微，还只是一个五品谏议大夫。

公元644年，也就是魏徵去世后的第二年，李世民带着皇太子李治与大批官员，御驾亲征，东击高句丽，留下房玄龄与李大亮留守都城长安，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对于东征举动，房玄龄从内心深处来讲，是相当的抵制，但他不敢说，他怕触怒龙颜。以至于第一次东征回来之后，李世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不住抱怨：如果魏徵还活着的话，一定会阻止我东征！

李世民的言外之意很清楚。

说归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世民仍想完成一项壮举——彻底打垮高句丽！杨坚东征失利了，杨广东征失败了，我李世民一定要成功！

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再次东征，房玄龄忽然旧病复发，一下子卧床不起，李世民顿时心慌意乱，立刻做出指示，将房玄龄的家搬到总留台，这样距离皇宫近点，方便探望。

后来还是觉得距离不够近，干脆将宫墙凿了一个大窟窿，直接穿墙而过，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这仍没有留住房玄龄的命，在离开人世之前，房玄龄终于大胆了一回：上疏皇帝，反对东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一只颤抖着的手，一千发自肺腑的文字，一颗赤诚报国的心。

公元648年8月18日，房玄龄病逝，时年七十岁。

公元649年7月10日，执意进行第三次东征李世民，突然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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