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证明，每两个人之间最多通过6个人就可以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的人都应该是互相认识的。就像是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2016年11月25日开始，一条链接在你我4.7英寸的手机屏幕上开始了屠版之路，从一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般的零星转发，到现如今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嬉笑怒骂，一时间“罗一笑”这个名字仿佛成为了大众亲戚的代名词，无数人隔着冰冷的屏幕挥洒着泪水和热情，为了这个孩子的命运携手抗争着，直到真相被揭开。“她太可怜了”、“好想抱抱她”、“她一定要加油，努力活下去”、“罗尔我们支持你”……这些最终被证实只是如同“跳梁小丑”一样可笑的言论，前段时间蔓延开的同情与呼吁被迅速覆盖，察觉到自己被欺骗的大众感受到了“自己全心全意想要帮助一个亲戚家的小孩结果孩子他爸卷走了自己所有钱”的羞耻与愤怒。可是，她真的是我们的亲戚吗？无论知情人或旁观者，都不禁问一句：为什么我们在看到那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这篇文章时，会不自觉地伸出手，想要给予她家人般的关怀？我们不过只是陌生人。

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事件：

11月25日，名为“罗尔”的个人账号发布原创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文章大体内容可概括为希望通过网友转发为女儿治病筹款（注意：女儿姓名和样貌均未打码）。该文章在朋友圈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后，罗尔有房有车且人品存疑的真相被爆出，线下捐款加上医疗保障的实际数额也被公开，关于指责罗尔及其背后团队营销炒作的言论迅速增长，引起极大的争议。在舆论压力下，罗尔面戴口罩回应了此事，称自己的确有房有车但还在还贷中，担心花完钱孩子依然没保住的结局，并表示会退还网络捐款。有网友冷笑着评论此事：“病是真病，骗是真骗，爸爸有钱，爸爸爱你，但是爸爸不想卖房子救你，网上人傻钱多，爸爸准备去白捡啦。”

在中国，这种名为筹善款实则就是白捡钱的行为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生儿。如果我们曾经留意过，会发现无论是幼稚时期狂刷的qq空间，还是更为私人的朋友圈，抑或是根据兴趣和热点划分的微博好友圈，都会周期性地被“献爱心”的呼吁链接攻占，其准时程度和出现频率远高于每年江苏高考前葛军大大的出卷谣言，唯有豆瓣月经贴和天涯毒鸡汤可与之一较高下。

事实上，无论是在哪一类社交媒体中出现的“爱心链接”，我们都可以对它们的初衷做出一些猜想——无非是希望借助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将消息传播得更为广泛，以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但在真正的求助消息出现的同时，一些传媒“先驱者”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巨大商机，为博取眼球和提高热度，他们在不同的自媒体平台，根据不同信息消费群体的心理渐渐打造出一套完善的“呼吁”机制、“热转”模式。

在这种以我们的网络常驻地为载体的线上募捐形式兴起的同时，号召更多人转发的手段经历了如下变化：由不转死全家不转不是中国人，到动动手指给这个孩子/老人一线生的希望，到如今利用点赞量和转发量来换取一定利益，再辅以催人泪下的煽情故事，这些链接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很神奇的是，虽然上述模式秉持着同样的出发点却运用了不同的手段，但是无一不戳中了当时使用这类社交媒体的人群的痛脚，制造了极大热度，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既然这样，那么在网络募捐大规模兴起不过几年的时间里，为何手段会不断改变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转发模式是，先煽动足够的民族情绪或是营造认同感，接着态度强硬地提出要求；第二阶段，“呼吁”的策略转变了：或图或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教化态度引起关注，在这一阶段，对同情心的利用达到了顶峰；到了现在，前两种简单粗鲁的表述显然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民智与中国群众的抗药性，“爱心链接”应运而生，发布真实的患者信息，提供丰富的日常细节，给受众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事件完全真实，这不是某种无脑的欺骗和愚弄，并且一定会帮助到本人。我们知道，比起广泛提出帮助，具体到某一真实可触的对象时，人们会更有安全感，也更愿意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财力”。

根据所谓的“消费受众”的心态不断变化，发布者的模式也相应地不断调整，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营销”。试想，为什么这次的“罗一笑”事件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弹？无论群众支持与否，相信与否，真相被揭露的那一刻，大众感受到的直接情绪就是对自己智商的蔑视以及在没有删除干净的朋友圈界面里被不断放大的无奈——对互联网时代自己的心理被无情操控的无奈。其背后反映的除了部分人的道德问题，更多的还有被网络和媒介变得利益化、商业化的信息愚乐。传媒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这套“深入人心”的暴力机制，让大众在接触到类似事情时下意识的反应，由最初的同情，变为现在无法抹去的怀疑。也就是说，以帮助为出发点的线上“献爱心”活动现在已经演化为了发布方与消费人群的心理博弈——这与现在各种热搜事件的“反转”逐渐造成的反弹与麻木是类似的。

而这类现象对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建立无疑是伤害巨大的。我们不能要求也无法保证大众群体在网络上面对此类事件时能永远保有相对正面的情绪和态度，我们能做的，只有从可控的方面着手，将类似事件的负面性降到最低。比如说，加强互联网监管，一方面，在此类涉及到具体金额的“爱心链接”发布前，相关人员需提交申请，做好充分的立项和审查工作，将这类事件的真实性纳入法律的考量层面，而不仅仅是通过人为的道德制约；另一方面，捐款流向的透明度依然有待增强。

正如不久前在乌镇举行的互联网大会中所提到的，我国互联网监察机制有待完善，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把握互联网变革趋势，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年互联网领域的一大重点。让“爱心”真一点，让“水分”少一点，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和干净的社会心理都需要我们共同的维护。我们期待在新媒体时代下愚乐暴力的逐渐消失和社会信任的最终回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