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东桥，名麟，字华玉，号东桥。上元（江苏江宁）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守仁友人。
“答顾东桥书”共有9段，计划4天学完，平均每天2段多，今天读前3段，以后三天分别各学2段。
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需要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反复积累与磨练
开头部分东桥对阳明先生关于“诚意”的论述加以赞赏。认为现代儒家学者治学都是重视外在的知识追求而忽视了本心的存养，知识虽然广博但不得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一说，可谓针砭时弊，使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有所醒悟，真是大有裨益呀！
阳明先后回信强调，“诚意”的学说，本来就是圣人教育人如何用功的第一要义，不过是近现代学者把它当成了第二位的，所以我才简略地把它的重要性单独提出来，并不是我本人的特别提倡。
然而，东桥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担忧：只怕先生的学说立论太高，用功方法途径太过容易，学生传播时出现谬误，未免会堕入禅宗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逻辑，听了先生学说的人会产生疑惑。
阳明先生回信中向东桥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说，本就是融于学子的内心和日常生活、工作之中。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这要经过多少的反复、多少的积累才能明晓，这正与佛教的空虚顿悟相反。不是佛教禅宗所倡导的只要让自己心底清澈明亮，待看见自己的真性，突然之间就会明白困惑已久的佛理、就可以成佛，其中要经过反复的体悟、穷究、实践、履行去实实在在地用功，需要不断积累、磨练。
二、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不可割裂
阳明先后再次论述了知行合一的关系：知的最终落脚点是行，而行得明白无误处就是知。知和行两者的功夫本不可以分割，只因为后世学者把它们分作两截来用功，先失去了知行的本体，所以才有知行合一并举的说法。真正的知即是行，知而不能行也就无所谓知了。犹如来信所讲“知食乃食”等例子也可说明，前边已大致说过了。这虽然是紧急纠正时弊时才说的，然而知行本就一体的，无须单凭己意抑此扬彼地寻个圆全说法，以追求一时的效果。
至于专门求诸本心而荒于推究事物的道理的说法，这大概是失去了本心。事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本心之外，在心外推究事物的道理，也就没有事物的道理了；荒于事物的道理而求诸本心，那么本心又是什么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故此，人有了孝顺之心，这才有孝顺之理；没有孝顺之心，也就没了孝顺之理。有了忠君之心，这才有了忠君之理；没有忠君之心，也就没了忠君之理。理岂在我心之外呀？朱熹先生认为“人做学问不外心与理而已。人心虽表面上是只掌控着自己的身体，而实际上统管着天下万物的道理；道理虽然体现在万事万物上，而实际上存在于人心之中”，他这样把心和理时分时合的说法，就未免让学生生出心、理各为一端的错误思想。这也就是你所担忧的“专求本心，遂遗物理”的根源，究其原委正是没弄懂心即是理啊！
三、与朱熹不同的进学之路
朱熹认为“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格物致知，以为“存心、养性、事天”就是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就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仁爱的顶点，是圣人才能做的事。在朱熹看来，想要成圣，首先是要格物致知，然后在对外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诚意而为，以致体悟到天理，最终，能够按照这种天理修身则为圣人所为。而王阳明则提出与朱熹不同的进学路线，他认为圣人是“生知安行”的，即“尽心、知性、知天”；贤人稍差些，“学而知之”；而学者则比贤人的境界又要低些，要“立德、立言、立功”，通过知行合一让自己的知性合于天道。按照朱熹先生所说的，把“尽心、知性、知天”作为格物致知，就会在初学的人还不能做到一心一意时，就指责他达不到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这样会使初学的人捕风捉影，茫然不知所措，让天下读书人找不到进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