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诗出自元代诗人方回的《后秋思五言五首》之一。

诗与风骚迫，文兼史汉长。

半山非不尔，僻学汴梁亡。

纵观《后秋思五言五首》，都是比较老态的萧瑟词语，应该是作于方回晚年。方回这个人呢，是典型的文高品低的人，是正宗给宋儒理学形象抹黑的人。他的诗走的是北宋末年“江西诗派”，推黄庭坚、陈师道为偶，在诗文和诗评上是有一定成就的。

方回于南宋理宗时登第，为了结交权臣贾似道，写了《梅花百咏》献媚。后来贾似道在丁家洲大败于元兵，群臣请诛，这个方回又冲在前面，上了“十可斩之疏”，典型地“趁人病，要人命”，并且因此得任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府。

他的为人之道，就是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在世时已经为人所不齿。

他为官也不地道。生在乱世，不说视死如归，至少不要做得太讨人厌。元军未到时，方回牌坊立得可好了，一定与城共生死存亡。元军一到，望风而降，并且当上了元朝的建德路总管。在国家大义面前，同样地让人鄙视。

可他偏偏命很长，活了七八十岁，在《后秋思五言五首》中也有提到，兄弟十人全都不在了，剩下他一个人黯然神伤。

中国人看作品是带有偏见的，这样一个既无大义，也无人情的伪道学家，诗文写得再好，也是会被有意忽略的。所以如今知道方回的人很少，更不要提他的作品了。

而他这首诗里面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和王安石作比较，认为自己的学问和王安石差不多了，只是也和王安石一样，生不逢时罢了。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在当时的震动是非常大的，而且由于保守派的攻击、污蔑，变法直接为北宋的衰亡背了黑锅。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一切的原委，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和文人，哪怕是皇帝，都不可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北宋到南宋，王安石的变法一直被文人们口诛笔伐，甚至把他丑化成獾子精，投胎下凡就是专门来祸乱人间的。

但即便如此，对于王安石的学问和诗文，没有任何人敢说一个不字。而且即使熙宁变法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矛盾，让北宋的终局提早到来，但是王安石的心正，这是所有人，包括他的政敌都认同的——而这一点，正是方回所缺乏的，而且还不自知。

我们来看方回这首五言怎么写的。

“诗与风骚迫”，第二字为仄，尾字为仄，所以这是一首仄起不入韵的五言绝句，押平水韵“七阳”部。全诗平仄严合，用字考究。这正是江西诗派的特色。具体平仄格式因为有文章专栏讲述，这里就不详解了。

“诗与风骚迫”是什么意思呢？迫，这里是接近的意思。风骚，自然是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代《离骚》。我的诗啊，快赶得上上古《诗经》、《离骚》的水平了。

这就是吹牛逼，反正写诗嘛，自大一些无所谓。

“文兼史汉长”。继续吹。“史”指《史记》，“汉”指《汉书》。我的文采兼容并蓄了《史记》和《汉书》的长处。

牛逼吹大发了，是不是就要考虑往回收收？所以第三句就转了。

“半山非不尔”。非，不是。不，不是。那么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半山就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么（诗与风骚迫，文兼史汉长）？

这倒确实是的，王安石退休后的“半山体”算得上宋诗的顶峰，散文也是大家。用这两句形容王安石，倒是并不为过。

不过这关方回什么事呢？

“僻学汴梁亡”。“僻学”是孤陋寡闻，不博学的意思。这里是说，即使王安石诗文写得再好，学问却不够，胡改瞎改，导致了北宋的灭亡。那这就是一首批王安石的诗了？其实不止于此，批王安石，他不过是为了抬自己罢了。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诗文和王安石差不多，现在南宋也灭亡了，虽然自己无能为力地投降了，但是这种大学问家对天下大势是无法抗衡的。

诗外之意，一是把自己提高到王安石的水平，二是为自己被世人不齿的投降行为做开脱。你看你们那么尊敬的王半山也无法改变、甚至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这南宋朝廷要灭亡，我方回投降不投降，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不要认为这是过度揣摩，人心之恶，是尽可以不断放低底线的。

虽然他可能当时只是感叹王安石，但是作为一个投降文人，为自己开脱，并且自视甚高的心态是绝对存在的。

这里还有个地方有意思，方回在这里对开封的称呼使用了“汴梁”。其实北宋时期的称呼是“东京开封”，被金灭了之后，称作“汴京”，后改为“南京开封府”。而蒙古人攻占之后，沿用“南京路”称呼，直到方回六十一岁那年，才改名“汴梁”。

在这之后，方回还活了十几年，可见这首诗是在六十以后写的，其实用“汴京”或者“汴州”的话，“僻学汴京（州）亡”从发音上来说要比“卞梁亡”更清澈，用来写王安石也相对更加准确。但是方回就是要用当时的“汴梁”这个称呼，这无非体现了这个人对新朝规则的遵守和江西诗派对用词的讲究。

不过这些东西，终归是虚的。研究得再细致，诗写得再完满，创作者的气节、人品上不去，作品也就雨打风吹去，连雁过留声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