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来乍到
二、名师的高徒
由于佛图澄的影响，一时间在中原刮起了一股“崇佛”之风。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佛图澄是尴尬的，由他而起的这股风自然也带着一种尴尬气儿。处于苦难之中的百姓们看到那些朝贵们把佛图澄捧上了天，那些寺庙里的僧人一时也大受礼遇，这“出家当和尚”便成了一个时髦的想法，和尚自然也成了当时的热门“行业”。可想而知，中原佛教界很快便变得鱼龙混杂起来，因为很多人都是怀着“混口饭吃”的想法投入佛门的。这种局面，自然并不是佛教传播者所真正希望的。
而释道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佛门的。
释道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道安很早就失去了父母，但万幸的是他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估计家里的经济状况也算可以，他便没有就此变得像那个乱世里不计其数的孤儿一样无依无靠。
道安七岁开始入学读书，当然读的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必读的儒家经典。说来道安相貌不扬，但是记忆力超强，老长的文章他读两遍就能够背诵，真够不可思议的。
然而道安最终没有继承家族的儒学传统，而是在十二岁时出家为僧了。如果说普通百姓出家是想找个“安身立命”法子，那道安出家的动机则让人无法捉摸，据后来他的表现来看也不像是被逼无奈，所以我们只能猜测他是从书里读到了什么东西，就像近代的李、陈诸人从书里读到西方那个“老马”的理论一样，而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
受过具足戒以后，道安开始外出游学。他来到邺县的中寺，遇到了佛图澄。佛图澄见到道安后非常激动，俩人谈了整整一天。寺院里的其他僧人估计是那种“混口饭吃”类型的，喜欢以貌取人，他们见道安长得难看，都很轻视他。佛图澄却是慧眼识英雄，他说：“此人远识非尔俦也”（《高僧传》卷五），知道道安是个难得的人才，从此便收道安为徒。
佛图澄在开坛讲经时，每次都让道安作复述解释，众僧人都很不服气，都想着让这个丑和尚难堪一回。在道安复讲时，众僧人纷纷提出许多疑难问题，不想道安对答如流，这反而是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丑和尚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不久，江湖上便流传出这样一句话，说：“漆道人，惊四邻”，这个又黑又丑的和尚，还真是不简单！
后来道安因避难，隐居在菠泽，在这里结识了高僧竺法济、支昙，于是又跟着他们学经。学着学着名气大了，也有很多人慕名前来跟随他，道安便领着徒众四处游学布道。
当时，后赵发生了冉闵之乱，石虎的政权也保不住了，民间一时也变得混乱不堪。道安对他的徒众说：“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于是率领众人进入王屋山、女休山；随后又渡过黄河，游走修持在深山之中。
道安心里很清楚，在那个年代，“若不依靠国家政权，则佛法难立。”便派遣自己的徒弟前往各地寻找依靠而传播佛法，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庐山慧远。
话说当时苻坚在北方中兴了前秦政权，他听到过佛图澄的大名，也知道这个名师的高徒释道安。这一年他派兵征襄阳，从城里请来了道安，说道：“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这“一人”便是释道安，“半人”指的是当时与道安同在襄阳的名士习凿齿。习凿齿当年敢于写书讽谏野心勃勃的桓温，文笔胆识过人，只因脚上有残疾而被人称是“半人”。晚年的习凿齿研习佛学，跟释道安成了挚交好友，道安到襄阳就是为他所请。这两人一僧一俗，经常在言语文字上相互辩论，有些类似后世的佛印和东坡。说习凿齿首次见道安时自夸自己是“四海习凿齿”，以“四海”为号可见狂傲，道安当时不甘示弱，对了句“弥天释道安”，“弥天”对“四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道安首次将“释”字冠到法名之前，这成了他的一大创举，后来佛门规定出家之人都要以“释”为姓就是从释道安开始的。这个规矩一直传承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少林寺的方丈还叫作“释永信”呢。
道安以文化人的身份融入到佛教界，却不能尽以“文化人”的方式去传播佛教理论，在这个乱世里，在这个尴尬的阶段，他只能云游隐居、著书译经，再依仗贵族政权来建造传教的基坛。
而到了他的徒弟释慧远的时候，情境有所改观，佛教在一些饱学儒书的知识分子心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在这个时候也慢慢地摆脱了之前的尴尬。
三、庐山顶上白莲生
慧远，俗姓贾，雁门人。虽然生在一个乱世，可慧远还算幸运，十三岁时即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中说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而且在当时的读书人之中，慧远才学算是出类拔萃的。
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二十一岁的慧远打算跟随家人南下隐居。可就在这个时候，石虎政权发生了内乱，南边的晋政府又不断起兵北伐，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往南去的道路便不通了。去不了南方，这个一心求学的年轻人便想到去拜访正在冀州弘扬佛法的释道安大师。
那个时候释道安的名气叫得十分响，先是闻说他为神僧佛图澄所赏识，随后“漆道人，惊四邻”的口号也传了出来，慧远寻思，这个和尚果真这么厉害么？当然，想到这个的同时，“佛法”这个他以前很少接触到的概念也不断的刺激着他的好奇心。
其实早从汉末时候，中国的那些文人们就开始思考该如何对待佛教学说的问题了。约是三国时成书的《牟子理惑论》就提出“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的思想，可见在佛道两家思想的冲击下，“独尊儒术”逐渐失去了现实性。佛教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以其博而深的内涵逐渐被具有自由追求的文化人所重视，从两晋开始，很多人都在努力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佛玄合流”、“释儒并重”，奇葩是一朵接一朵的开，而这些，往往对那些追求知识的年轻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慧远带着弟弟去了恒山道安的道场，郑重地拜师求教。
听过道安讲论佛教经典《般若经》，慧远是恍然大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说儒道之流一文不值，这简直走入了极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在接触到新知识之后，心里滋生出了抑制不住的狂热与激动。
从此慧远正式出家了。在道安的弟子中，慧远是“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深得道安真传。
后来道安遣徒弟们往各地传道，临行前，他给其他弟子一一叮嘱，唯独对慧远没说一句话，慧远忍不住就问他师傅为什么不给自己讲点什么，道安说：“如汝之人，岂复相忧？”
在道安眼里，这个徒弟是十分优秀的，为师者，“传道授业”，能教出一个领会自己思想的徒弟，相信是每一个师傅最大的欣慰了。想当年，孔子有学生颜回，他能欣慰地赞叹：“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佛陀有学生大迦叶，他能悠然拈花而笑；墨子有学生耕柱子，他能骄傲地说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墨子·耕柱》）
带着老师地信任和期望，慧远辗转到了庐山，在江州刺史桓伊的资助下建起了东林寺，他便开始开坛讲经，立下根基。
慧远在寺里凿池种莲，邀请各地僧俗，筹办起了“白莲社”，开社时就有一百二十三位当时名士参加，他们同在无量寿佛佛像前建斋盟誓说“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自此净土宗的雏形便形成了。净土宗讲求以念佛修行，这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直到今日还作为佛家修行功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为人知。慧远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颇多，他三十年不出庐山，专心著书立说，每有天竺来的僧人，他都会请上庐山译经，因此是“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他还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大大提升了佛教人士的地位；作为释道儒兼通的大家，他也成为三教并重的文化人士的楷模。特别要说的是，慧远与姚秦鸠摩罗什的书信问答成了至今传颂的千古佳话，而当时的东林寺也成为与罗什的逍遥园齐名的佛教译经弘法的道场。
庐山顶上的白莲，以其清净纯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后世人的心中，这昭示着，走出“尴尬”的汉传佛教，面对的将是一片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