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泸沽湖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拆了膏药，扔下双拐，已经能落地走路。阴雨天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酸痛。左脚踝后部牵扯着小腿的经络一直疼痛上去，使不上力气，走不动道。医生说，还要慢慢静养，具体恢复情况因人而异。

在还不能走路的头一个月，我的左脚形同虚设，除了依靠双拐就是依靠我妈。那段时间，早上一醒来，我就拄着双拐缓慢挪向洗手台，整个人靠着墙面洗漱完毕以后，再缓慢挪向厨房，然后我一个上午的体力值就基本耗尽了。那时，我妈会在厨房灶台旁放上一个凳子，我坐在凳子上面热一热早餐，吃完以后坐在厨房里发会呆，等到体力值恢复一部分，再又挪到客厅的火炉旁，读书。

晚上等我妈下班回家，简单收拾完，她就开始伺候我洗澡。搬一个凳子放进浴室，搀扶我挪到凳子前，把喷头递给我。等我洗完以后，进来帮我穿衣服。刚洗完澡，拖鞋底湿湿的，双拐也容易打滑，我妈就说，“你把全身力气靠我身上，把我当拐。”可我妈其实弱不经风，比我力气还小，靠上去，她时常踉跄几下。

到床上，我妈又帮我擦药，按摩。这才结束我麻烦的一天。

回想起来，在家修养的那段日子，的确悠闲惬意啊。吃饭、看书、刷剧、睡觉，就看着时间慢慢过去。但是，每一次洗完澡，我妈扶着我挪回卧室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不安。这不安，不是怕我妈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而是怕她承受了太多。

2.

早在09年冬天的时候，我的左腿脚踝就骨折过，那一次挺严重，撕脱性骨折。拆完石膏，从长沙飞回北京之后，我爸就开始了他的车夫之旅。车，是自行车。

我高中校规严明，汽车不让进，单车也不让骑。我爸为了把我从家送到教室里，不知道哪里弄来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接送我上下学。校外能骑的路段，他就骑一骑，等一进到校园内部，他就不得不停下来推着我走。

从校门走到教室，平常步行也就七八分钟的事，可我爸推着我每天都迟到。不是我们从家里出发得晚，实在是自行车太难推了。自行车两个独轮，加上我又只能侧着坐，根本很难掌握平衡。

北京冬天的风是能把脸削下来的，我龟缩在自己的围巾和帽子里，听着我爸的迟缓脚步和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这个冬天好漫长啊，我想。

3.

我的左脚脚踝一直命途多舛，扭伤、摔伤、骨折。09年冬，因为骨折被困在家中、活动受限的时候，我一遍遍读史铁生的文字，他带给了我很多思考与感动。今年，再一次重读《我与地坛》，我对残疾这个议题有了一些感悟。

刘瑜写过，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我却觉得，孤独跟残疾相比，太轻巧了。事实上，任何事在残疾面前，都卑微地不值一提。

残疾对人的打击和摧残，是自身的残缺，和社会的歧视。史铁生不知道奔跑是什么感觉，周云蓬看不见琴谱，程浩一生未曾恋爱。他们都活得比凡人更加灿烂瞩目，可纵使文学和音乐点亮了他们的一生，但残缺的遗憾终究难以弥补。

同时，来自社会的冷漠、偏见、歧视，从残疾的“疾”字上，就可见一斑。蔡聪在《奇葩大会》里说，遇到盲人，一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哎，可惜了”，第二反应就是，“呀，你完了。” 

记得我认识一个双目失明的姐姐向玲，她在三岁的时候，被哥哥用鸟枪打瞎双眼，从此之后只能读特殊学校。那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对她都怪怪的。善良礼貌，但是却特别刻意地疏远；她自己倒是开朗坦然，但我却总觉得这种伪装的坚强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休说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所谓励志，在活生生的残缺面前，苍白无力。

更重要的是，残疾对人的折磨，是心灵的鞭笞。在我短暂的“残疾时光”里，我被暴躁和愧疚这两种情绪所纠缠。暴躁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康复，过上正常的上学生活；愧疚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不再给父母带来无端的负担。

我的“残疾时光”是有个盼头的，我知道我会康复，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日子，但是未来总会到来。可是那些朋友的盼头是什么呢？他们的遗憾，会一直延续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他们的盼头不是早日康复、甚至都不是情况有所改善，而是“快乐一点”，自己快乐一点，多找点乐子。

4.

在台北交换的半年，非常触动我的事就是，台北的街头，随处都是这样那样行动不便的人。他们很独立，有的甚至不需要有人陪同。

每一次有人坐在轮椅上等公车，司机都会稳稳地停好车子，从驾驶座走出来绕到车后门，在台阶上铺上一个搭板，方便轮椅上来。等人上来了，再收好搭板，继续开车。下车也是如此。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神情自然，没有人会抱怨，就连一丝过多的瞩目都没有；坐轮椅的人一般道完谢，也就淡定地继续坐着他的公车。

这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而自然，仿佛没有人有什么特殊。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记忆中，我跟向玲姐姐唯一的交流就是，她在我的书房要求我给她读《读者》。上小学的我还太不懂事，伪装的善意还没学会，只觉得很烦。

我反问她，“那要是没有人在你怎么办？”

她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听收音机啊。”

据统计，中国的残疾人人口有8500万，我在公车，地铁，人行道，便利店，菜市场都几乎看不到他们。那么，他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