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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心智》是第三本书。
人类的行为有何独特之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些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在个体的一生中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这应该是任何一个认知学家、心理学家、教师都会关心的话题，维果茨基也将对此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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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的实践智力，对应皮亚杰感知-运动阶段，可以和猩猩的相似反应直接类比。
事实上，儿童生命阶段有一个被K.比勒称为“猩猩年龄”的时期。在比勒看来，儿童实践智力发展的初期是动作模式的，尚没有语言的介入。
将人类行为类比为植物模型是单纯的，而类比为动物模型是危险的，哪怕在早期这种潜在的危险比较小。因为这将抹杀掉人的发展性。
就动物而言，从出生到死亡一生的周期中，其智力可变范围比较小，只是在本能范围内微调。但是从6个月起，儿童智力就有了第一次明显的变化，他能够发出“系统的动作和观察”，眼睛和手开始协调行动。这当然与儿童机体发育有关，眼睛更灵活，手指更有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着掌握工具了。
马克思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会使用工具。儿童接触的工具中，都包含着人类的社会经验。当儿童模仿成人使用工具时，社会经验就开始通过工具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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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就像一张多次曝光的照片，共同的特征变得清晰，不同的部分变得模糊，最终形成固化的方案，即一种活动的固定原则，儿童经历的越多，越能掌握大量的他们可以理解的模型。
这个描述听起来很符合我们的直觉，但是它将适应性的动作与“重复”这一机械概念联系得过于紧密了。儿童的能动性再次被抹杀，这依然是动物模型的延续。 这个模型中，充满智慧的适应被“重复”所代替，社会经验只是外在塑造了儿童的反应动作，而未能改变内在的智力结构。
所以我们就想弄明白，工具与高级心理发展到底有什么关联。
工具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现实的工具，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第二种是头脑中的符号，用于改造主观意识。
工具使用和符号使用的分离，加上实验证明“动物身上无法发展最基本的符号和运算”，将言语和工具推向了不同起源的假定。
在此假定的笼罩下，言语的起源和发展被认为独立于儿童实践活动的组织。于是，心理学家将语言作为智力的一个例子去研究，而不是儿童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此时，语言被视为智力所捕获的一门工具，就研究捕猎装置（智力）而言，猎物（语言）自然是无足轻重的。
如此，儿童的适应性行为和符号使用活动被认为是平行现象，就连皮亚杰也在二者紧密联系的情形下，仍然将他们当做分离的、独立的两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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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茨基重新刻画了二者的发展轨迹。
当言语和实践活动这两个先前完全独立的发展线汇合之际，人类智力发展最重要的时刻就来临了。就在这一刻产生了人类形式的实践智力和抽象智力。
言语介入后的行为和无言语行为（猩猩行为）之间的真正区别是什么呢？言语让儿童的行为更加自由。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儿童更加不会依赖于环境中具体的、可见的条件。他们调用的是大脑当中的“物体”，这些物体可能有具体形象，也可能没有，但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语词，通过这个语词，儿童会创造一个特定的计划，忽略行为者和目标之间的直接联系，使用工具或间接的方法。相反，猩猩只能使用有限的、视野范围内的工具。对于它们，所见及所得，自由受限。
第二，猩猩的行为更多源于本能，行为和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它的举动不可控制，充满了冲动和自发性。使用言语的儿童利用语言来计划如何解决问题，并在外在行为实施时进行监控、调整。儿童很少陷入本能的冲动，而是会深思熟虑，用复杂的心理活动代替直接操作，看起来会有延迟，但却给他们发展自身认知提供了必要的时间。
第三，当儿童掌握的词语时，词语就具有了意义，每一个词语都代表着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运用词语这一工具，客观世界得以连续的呈现在我们大脑中，我们才能对他们进行运算（思考）。因此，言语不仅有助于儿童对物体的有效操控，而且也帮助儿童对自己进行控制。这样，通过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儿童完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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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类行为的独特之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人类拥有语言的这一能力。
人类的语言给儿童提供了解决复杂任务的辅助性工具，既能克服冲动的行为，又能在实施之前计划好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管理自己的行为。语言的认知和交流功能成为儿童性的高级形式活动的基础，以此将它们和动物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