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的是《不平等的童年（第2版）》中文版。与中文版的第1版相比，第2版的语序、措辞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但整体内容没有区别。除此之外，第2版新增“第四部分：不平等的童年与不平等的成年”和“后记”。大约在第一版研究（12个调查对象处于9-10岁之间）的10年后，作者重访了十二个家庭，并对十二个年轻人（12个调查对象处于19-21岁之间）、TA们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逐一进行深度访谈。在“第四部分”中，作者记录了10年后追踪调查的发现和结果；在“后记”中，作者介绍了在英文版第2版印刷出版时十二位调查对象的生活近况（12个调查对象处于25-26岁之间）。
总的来说，《不平等的童年》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事实/结论：
第一，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采用了不同的教育逻辑。中产家庭采用“协作培养”教育方式，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大多采用“成就自然成长”教育方式。
第二，不同的教育逻辑使得孩子们获得不同的文化技能，中产阶级的孩子所获技能与社会需求高度契合，形成优越感，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获得必要的社会技能，形成局促感。
第三，家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决定了家庭的教育逻辑。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和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社会阶级选择了不同的教育方式。
时间给出了答案。在第2版新增的第十三章，作者介绍了每个孩子10年后的情况。不出意料的，10年后，中产家庭的孩子都拿到了大学入学资格；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有的高中辍学、有的高中毕业、有的短暂就读社区学院，而后结束了自己的求学之路。10年前和10年后，孩子们的状态也发生了逆转。10年前，中产阶级的孩子每天行程满满、着急赶赴各种课外活动，显得“老练、世故、难以被感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天自娱自乐、享受童年的快乐，显得“年龄更小、更活泼、更童真”。但10年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为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未来而感到兴奋，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普遍做着不喜欢的工作，承受着“养育孩子、购买食物、每月还贷”的重压，显得疲惫不堪。
我相信，安妮特·拉鲁的这项研究，用意不是评判哪种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显示社会中存在资源不平等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哪种教育方式更好、哪种教育方式是主流，评判的标准是社会环境。或者说，时代背景选择了“正确的”“好的”教育方式。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效率，主流的是以高效率、高利润为主导的生活、工作方式。为了融入这样的主流，为了避免被社会抛弃，教育观念从成就自然成长转变为协作培养，这是必然的。中产阶级的优势就在于：由于经济条件更好,TA们能更好地获取社会资源，由于受教育水平更高，TA们能更快地接受观念，并更彻底地转变观念。
其实，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三章-第十一章的九个故事，并没有让我感到震惊和意外。由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铺垫，以及“常识”的积累，脑海中已经预设了有关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结论。所以，九个故事让我感觉熟悉、习以为常，或者说，已经对这种社会阶级差异、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自动免疫。全书真正触动我的地方，是第2版新增的“第四部分”和“后记”。其中有两点：
第一，故事终于有了结局。看这本书的过程，就像看一本小说、或者追一部剧，在作者或者编剧宣告结局的时候，故事就彻底结束了，不会再有续集了。当《不平等的童年》停留在10年前的时候，在第十二章作者提出中产阶级放慢速度，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遵从权威标准的建议时，还能让读者看到改变的希望。然而，当《不平等的童年》来到10年后，后记的最后一句定格在“因此，我们所追求的人生道路，既不平等，也不能进行自由选择。”，这也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刻，一切尘埃落定，至少对于这些调查中的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改变了，同时也预见了不平等的再生产和再循环。
“追踪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孩子们家庭之间存在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第十三章，p361）
“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则往往在权威老师的帮助下成为第一代大学生。有了学历，他们便能克服困难，向社会上层流动。但要记住的是，以上仅仅是特例而已。他们告诉我们有时会发生什么，但并不是惯例。”（第十三章，p361）
“在参与研究的孩子们中，当他们10岁的时候，人生的关键环节已经确定，最终他们很可能会陷入与父母相似的处境，而现实也的确如此。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并不常见。”（后记，p395）
第二，半数家庭对于《不平等的童年》所展示的内容有质疑。中产阶级家庭表示对于忙碌的活动安排,TA们感到享受，而不是负担、疲累；工人阶级则抱怨语句中表现出的事件糟糕、负面的描述。“准确性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在于，这些家庭如何看待他们被描述的方式。”（第十四章，p378）塔林格先生不认可第十二章，但在读过格拉德维尔《异类》中有关《不平等的童年》的讨论后，给作者回复了一封友好的邮件；通过另一位社会学家的解读，扬内利女士真正理解了这本书并认可了这本书。塔林格先生和扬内利女士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恰恰反映了质疑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理解《不平等的童年》所传递的核心思想。同时，转变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外部刺激的介入，塔林格先生和扬内利女士也不会转变脑海中固化的价值观。
“他们对本书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布林德尔家、麦卡利斯特家和马歇尔家似乎基本上‘认可’。同样，卡罗尔家、格里利家和欧文家仅出现在表格和附录的讨论部分，正文中没有对他们进行详细描写，所以也没有异议。但是，十二个家庭中的另外六个——德赖弗家、汉德隆家、塔林格家、泰雷克家、威廉斯家和扬内利家——对这本书都表达了深深的质疑。威廉斯家和塔林格女士都断绝了与我的关系。”（第十四章，p367）
《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是一面镜子，透过美国家庭，我们或多或少会觉察如今的中国教育中人们的焦虑和忙碌，也感慨以前那种美好而单纯的童年在现在的社会趋势下一去不复返，已经成为一种浪漫化的回忆。我愿意接受现实、也愿意遵守时代潮流，但是当又一次想到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时，心里憋屈。
写于2020年3月15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