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东坡传》（林语堂）
古代有众多文人墨客，留下无数璀璨的文章，有人在大好山河中寻幽觅胜，有人在儿女痴情中低吟徘徊，有人为天下苍生振臂高呼，有人在天涯海角遥望故园，有人高居庙堂而心忧天下，有人抛却浮名谐然山水，这样的文人让人赞叹，他们的诗篇使千百年之后的我们每当吟诵起“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时，就如同念了魔咒，不管此时身居何处，跟什么样的皮肤，操什么语言的人谈着多少个亿的小生意，都能立刻在乌泱泱人群中找到自己与名族记忆之间的联系。这些咒语如同丝线，连着漫天的风筝，我们每个人低头吟诵，都能循着线找到根源在何处。苏轼的一生是极度丰富的，对于国家、百姓、山河、家庭和爱情他都倾注了最真挚的情感，在那群放风筝的人中，找到苏轼很容易，念他的诗，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管身处何处，苏轼将人生写入诗中，就跟我们呼吸一样自然。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能够留下什么又能带走什么，苏轼说“人生到处何处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那时候的他告别京城中的父兄出凤翔为官，刚开始自己的官旅生涯，京城中一门三父子都以文坛奇才而名动一时，但在仕途上苏轼仍需拾级而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苏轼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人生是什么样的呢，“飞鸿踏雪”诗意的描绘了客居世间的旅人来去如飞鸿，去后无影踪。总有一些人，是我想与之好好相处的，总有一些事，是我想用心去做的，如果只将时间付诸等待，那么一想到以后会留下的遗憾，实在免不了悲从中来。
苏轼弟弟苏辙在陈州，住的房子矮小而子由身材高大，苏轼开玩笑说“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情义深厚，苏轼对友人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经历身世浮沉，不管何时兄弟的亲情总是在风雨飘摇中给予二人最大的帮助和安慰。有时风雨对床他们可以秉烛夜谈到天亮，有时不得不离别，他们山一程水一程相送，更多的时候是天各一方，他们会书信往来诗词达意，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没有断了联系。在密州，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苏轼写下了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时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一生逆顺荣枯中的手足深情，是苏轼歌咏一生的题材。他写诗说弟弟“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辙在哥哥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甚至相信自己前世曾住在杭州。杭州西湖的美被无数人写入诗篇，但是苏轼写的是不朽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知在诗人眼中，是西湖更美还是朝云更美，西湖的美给予诗人灵感，诗人的赞誉又增添了西湖的魅力。诗人带走了对西湖的记忆，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被人吟诵千年，而朝云这位在西湖灵秀山水中孕育出来的美丽女子，却伴随苏轼一生，直到跟随苏轼被贬南荒，身殁于惠州的瘴雾之中。
杰出的文采使得苏轼声名远播，但是他诗中关心疾苦，讽刺暴政却使得群小如芒在背。再加上苏轼政绩斐然，颇受皇帝重视，早就有重用苏轼之意，这就更让政敌忌惮。于是群小构造子虚乌有的罪名，在苏轼的作品中寻章摘句然后曲解成为罪证，这就有了牵连甚广的“乌台诗案”。因为写诗而身陷囹圄，还差点脑袋搬家，常人有这种经历，不知道还敢不敢提笔写字，苏轼却在死里逃生之后就立刻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逗少年鸡。”旷达未减，豪气仍存。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自评道。仿佛苏东坡后半生，不在被贬官的途中，就是在被贬的地方任职。出狱后的苏轼被贬黄州任职，黄州在长江边上，是个穷苦的小镇，苏轼所得俸禄，随手又花出去了，或许诗人从没去考虑量入为出，节省用度，但是花完钱后一家人吃什么却是他要担心的事情。他说“人人知我囊无钱”，钦佩他帮助他的人从来都不会少，初到黄州，他住在定慧院，“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很是艰难，但是不久，他身边就有了不少朋友。徐太守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朱太守常赠送酒食，家眷齐聚之后，太守的礼遇使得苏轼一家得以容身在临皋亭，苏轼盛赞临皋亭的美景：“风涛烟雨，晓夕万变”，近可以看到江面来往的风帆，远眺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林语堂的一段话可以道尽诗人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欣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
老朋友马正卿帮东坡求得城东一片荒地，苏轼成了一个真正要去耕作的农夫，他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农事的辛苦，他算是完全经历了，不同于以往用管家的俸禄养家糊口，自给自足的苏东坡如今真正知道了五谷的香味。苏轼在东坡农场之上建雪堂，墙上画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画家米芾在雪堂同东坡论画，道士在雪堂和东坡聊长生，和尚在雪堂和东坡谈禅，东坡身边总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还有有同甘共苦的王闰之和红颜知己朝云，他是不会寂寞的。
普通的一片荒地因为苏轼而成了文学上最有名的一面坡，普通的一条泥泞小路也因为苏轼成了最有名的泥泞小路，“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使文人们记住了黄泥坂。东坡先生喜欢喝酒，酒量又不高，他说自己一杯就醉，却又乐此不疲，每每喝到尽兴，就诗兴大发。有次喝完酒唱到“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可不得了，第二天谣传东坡已经顺流而下，泛舟出海了，太守听了连忙跑去雪堂，结果屋内鼾声如雷，东坡先生还睡得正酣。有酒和美食，诗人泛舟江中，写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前后《赤壁赋》名篇。
苏东坡因为自己的诗文被人们铭记，但是东坡不是一个闲云野鹤的诗人，不是一个不出书斋的诗人，他到往的每一片土地，都有他对当地百姓的辛勤付出。苏轼在徐州上任时，遭遇黄河水患，之前曾有治水失败的负责人畏罪自尽，水势蔓延，徐州危机，苏轼劝回逃难的人，又在泥里跋涉去求只受皇帝命令的禁卫军帮助，自己也奋不顾身在水患一线指挥加固城墙，在与洪水作战一个多月之后，水势终于退去，全城百姓得救。为了以后再遇水患时护卫徐州安全，苏轼在抗洪之后请求朝廷拨款，再建防御工程，以防患于未然。在杭州时，东坡建立了中国最早期的公立医院，三年治理一千病人，他率领百姓疏浚运河，治理西湖，将遮盖一半湖面的水草和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湖面的长堤，如今苏堤与白堤相互呼应，还诉说着两个大诗人对杭州所做的切实贡献。在惠州时，他已经无权签署好多公文，但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救助博罗大火后的灾民，反抗政府打压农名谷价，掩埋无主骸骨。这种事情太多了，即使是在他被贬的最惨的一次，直接被发配到土著聚居的儋州，也就是如今美丽宜人的海南岛。宋朝的海南不同于今天的旅游胜地，被贬到海南做官，是除死刑之外对文人最重的惩罚，幸好苏轼有着无人能匹的苦中作乐精神。他在儋州制墨，学习做酒，考订药材，破除当地杀牛治病的巫蛊迷信，于蛮荒之处兴教育之风，他的弟子姜君弼成为儋州考中进士的第一人。
王安石是苏轼一生的对头，源于二人政见不同，王安石腾达时苏轼不好过，苏轼升迁时王安石必然仕途失意。王安石主张变法，励志使国家富强，称保守一派为“流俗”，苏轼看到了激进的变法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自然极力反对，于是成了王安石口中的“流俗”。他在黄州时写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自比寒夜的孤鸿，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也表现了一种对“流俗”的蔑视。王苏都是性情中人，一个为国，一个为民，这样斗了半辈子。
王安石之后，苏东坡曾经的好友章惇成了东坡的最大的敌人，东坡被贬到海南就是章惇干的，可以说东坡晚年的不幸，多来自于章惇。后来章惇倒台了，被贬到雷州半岛，苏东坡被调回，传闻会被升为宰相。章惇之子章援忐忑地求见东坡，想知道他的态度。东坡回信给章援说“某与丞相(指章淳)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并说自己年老病重，身体状况极差，怕是也时日无多。正因为心中没有仇恨，他的心中才安静平和，去世之前，他对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虽然苏东坡一生坎坷多舛，但是他坦坦荡荡一生，浩然之气长留，“身前生后名”见证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热爱，求仁得仁，东坡贡献的足够多，所获取的也足够丰盛。被他写入诗中的明月清风尚在，举起酒杯，我们也可以感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