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哲学到底有何用？这恐怕是所有人的对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疑问。专业人士会说“无用而大用”，它虽然不能生产面包和牛奶，但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三观。然而虽然现在已是不再缺面包和牛奶的时代，但这种不跟现实物质利益挂钩的借口，恐怕会令许多“外人”嗤之以鼻。不能创造利益，而一个人三观的树立有不是非哲学不行。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在我看来，当你在问哲学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已经预先设定了哲学必须得对你有用的前提。而当你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作为目的的时候，哲学的问题就成了要么有用要么无用这么一个二者必选其一的必然问题。然而，无用总是令人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有用却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于是，问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埋进了这样一个死胡同之内。然而从这个问题的根源上来说如果我们像康德一样不把哲学有用与否的目的放到现象界，而以它本身为目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自然不会存在。反之，当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手段的时候，那么哲学这门特殊的学科自然也就处于无比尴尬而无立足之地的困境了。
那么这个哲学有用与否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毕竟尽管以上给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有说服力，但却依旧难堵悠悠之口。
诚然如果把哲学本身视为本身的目的的话，这个问题能很好的得到解决。但那样的话，它毕竟只是高高地建筑在意识之内的“上层建筑”，其现实的基础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不堪一击。关键问题依然是如何把它与现实世界产生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可能的就成了这篇文章的用意。我认为，为了把哲学的基础夯实的更加稳固，我们不如从现实世界寻找一种同样性质的事件来与哲学进行类比，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此，我们不妨把哲学视为一种对人类智力而言的终极游戏。它不同于一般的游戏，从范围上来看这个游戏的作用是考察人类的智力极限，为人类的智力划出一个大致的边界，从而看清人类智力之外会有什么场景，以期决定人类智力下一步的去向。从这个视角看来，哲学也就成了练习智力和发展智力的一种办法。但这并不是说哲学从此成了一种手段。对我们而言，现实世界我们去参与的游戏往往不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去玩，而恰恰是为了游戏本身而去游戏。哲学亦当如此。游戏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有些晦暗不明但却又有些约定俗成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语言游戏时曾指出，正像“游戏”概念无法定义一样，“语言游戏”一词本身也无法定义。我们只能从各种语言游戏中感受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过为了更明白地说明哲学游戏，这里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举一个尽量合理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从哲学史本身发展来看，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智力的发展史。黑格尔就曾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把人类精神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返乡之旅”。但这毕竟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原理，作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我们看不出他的现实性在哪。以至于克尔凯郭尔批评他是把尚待证明的东西当作他理论的前提。为了让他更据现实性，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游戏的完整过程表述出来。当然哲学游戏不止一种，就像语言游戏。我们以“我思故我在”这个游戏为例。
假定“我思故我在”是这样一个范式游戏。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类知识的可靠的基础（假定如此），这个基础是一切知识得以建立的前提，规则是你最好不要“太过分”。参与者暂定为典型的笛卡尔和康德。我们看笛卡尔的游戏过程。在遵守数理逻辑的前提下，出于对知识的可靠性的考察，笛卡尔认为一切都值得怀疑，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现实中。但知识如果是令人怀疑的，那它毕竟不是真正的知识。为了建立真正的可靠的知识，我们有必要参照几何和数理逻辑中的具备普遍自明性的“公理”，以此为依据从而为知识找出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基础。因为数学的知识是先天的普遍必然的，它是不可怀疑的。而只有根据这样一个基础我们才能建立起像数理逻辑那样严密可靠的知识体系，这个基础就是只有正在怀疑的怀疑者不可怀疑。由此它从这个游戏里找出了一个最普遍可靠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这个游戏中体现出来的笛卡尔的能力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人类最高的智力水平。说到这里其实有必要强调的是，哲学本身是一场没有终局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只有游戏玩家水平的高低，但却打破不了游戏。笛卡尔尽管为知识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根据，但在哲学这场大游戏里他很快就暴露出了他水平的有限。那就是如果知识的根据是建立于一个不具现实性的“不可怀疑者”身上，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必定是不可契合的。为此他不得不搬出了上帝以二元论的形式草草收场。基本上可以说笛卡尔的游戏水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再来看康德，不同于笛卡尔的游戏切入点，康德在为知识可靠性建立基础之前先考虑的是这个基础如何可能。然而他们的目的却是共同的。经过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游戏水平之所以达到那个地步，首先是因为他认为的最可靠的知识基础其实一点也不可靠，我们之所以有可靠的假象是因为笛卡尔践越了游戏规则。按游戏规则来看“我思故我在”其实真正的逻辑结构应是“（我思）我思故我在”。前者是逻辑主语，后者是判断主语。笛卡尔的错误是有意或是无意忽略了逻辑主语，而这样的话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错误的。除此之外，逻辑主语我思是不能判断自身的。所以该命题根本不成立。为了廓清游戏的规则，更确切地说为了考察清楚游戏参与者的前提，康德以一种“倒转的哥白尼”式的手段进入了该游戏。从我们的角度看来，笛卡尔到康德人类的认识方式进行了根本的一次转向，从“地心说”变成了“日心说”是人类思维水平的拓宽，这就是一种智力上的发展。同时，正是笛卡尔在先的游戏廓清了一次人类思维的疆域，留给了后人重新开疆拓土的机会。
这样论证来往往会给人一种只有这种“独断论”式的命题游戏才符合我的“哲学游戏”说的幻象。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游戏在我看来就像是不同的“范式”，可能外在表现不同，但游戏本质不变。不同于中国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联系属于一种“月印万川”式的，我更倾向于的是一种类比。
有人这样说哲学。“哲学无非是哲学家挖了一个坑，然后自己也跳了进去”。这话在我看来的确是再正确不过了。挖坑的人往往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他们从不考虑挖坑是为了什么。就像我们为自己设立一个命题我们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使出浑身解数去论证一样，你的论证过程就是你的智力的练习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使哲学给我们带不来什么现实的好处，但玩游戏的乐趣却足以让人感到慰藉。同时把哲学看作游戏最起码有如下好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会傻傻地现实和理想分不清楚。而且从东西方哲学中我们获得的教益也足以让我们受用终身。不是有句话说“以X入道”么？这同样足见哲学是所有学科基础的可靠性。
通过类比考察我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哲学看作是一种高规格的智力游戏。它先设置了这样一个场域或者可以叫战场，人类的智力在此尽情表演、酣畅淋漓、肆意挥洒，它表现出的作用（不可以称为目的）与人类密切相关，让人类一次次为人类的智力开疆拓土。在这种智力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体会到什么是哲学，而其中体会到的乐趣在我看来也就是我所谓的哲学的慰藉。
游戏可以允许有一定的目的，但参与者却并不需要为了这个游戏的目的，游戏本身即是目的。
（待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