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之处在于她浩瀚的记忆。在记忆中，有抽象的“义”、“忠”、“孝”，也有具象的“王侯将相”、“四海九州”。正是有了文天祥的舍生取义，我们才理解了什么是“民族大义”；正是有了伍子胥的坚忍不拔，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忍辱方为大丈夫。”枯燥的文字背后是浪漫的色彩，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幸运的。
但我们的记忆同时给我们一个错觉：近处的邻邦都是属国臣子，远方的不速之客都是敌人，想在华夏大地牟利的人都是奸商。
为他们说话的，都是汉奸。
本文并不想为烧毁圆明园的强盗翻案，也不进行价值观传递。通篇围绕“必然”二字，分为“军事危机”、“程序员乾隆的方法论”、“敌人远没有那么强大”、“所谓不平等”、“何时拥抱地球村”五个部分，希望借此得到些启示吧。
军事危机
纵观人类战争史，火器超越刀剑成为主要作战武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冷热兵器的交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持续了上千年。更多的时候，火器部队只是作为陆军编制中的一部分，承担震慑敌军的作用。16世纪初，皮萨罗带领的169人的西班牙远征军战胜了数万印加帝国军队。而这次战斗中，被火器杀伤的印加人不足百人，数以千记的是被马刀砍死，数以万计的是被火器震慑，自相踩踏而死。
但此时西方的火器是不如明朝先进的，明末的一次海战可以为佐证。1633年的明王朝风雨飘摇，国事衰微，而荷兰已经成为欧洲海洋霸主。两国在金门料罗湾爆发海战，双方都装备了本国最先进的火炮，明军在数量上并未占绝对优势。结果是荷兰军队全军覆没，缴纳战争赔款，每年纳贡12万法郎。荷兰商人甚至请乞求邓芝龙不要率大明海军远征尼德兰本土。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中国的火器制造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纪录片《圆明园》中讲到“清军拒绝使用火器，只将马刀和弓箭作为作战武器”。其实不然，清军在与明军作战初期饱受无火器之苦，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明军的红夷大炮打伤而殒命。后来皇太极即位，广泛吸收汉族工匠和技术，自行造炮。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清军的火炮水平已经与明军旗鼓相当。可以说火器制造技术并没有在清朝丢失，甚至还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既然明朝的火器制造水平已经领先世界，清朝又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为何又有后来的一败再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呢？
事实上火器是在连续不断的小革新中进步的，古代火器种类之多，制作工艺之繁杂远超我们的想象。火药被发明后，渐渐演化出了火铳、鸟枪、线膛枪、滑膛枪，至于现代的马克沁机枪和自动步枪。因此火器的发展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火器发展初期，具有大众化的特点。线膛枪是普鲁士一个铁匠发明的，现代步枪是由法国一个军官改良发明的，机关枪是美国一个工程师发明的。但如果让技术掌握于平民百姓手中，则后果不堪设想。《水浒传》中有个好汉凌振，绰号“轰天炮”，是大宋第一炮手，善于制造大炮，能打十四五里远。然而他在投靠梁山后就成为得力干将，在和官军作战中用大炮屡建奇功。
所以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而言，是否放开民众的自发创新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放开创新，很可能引发诸多不稳定因素；约束创新，也就拒绝了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
清朝统治者选择的是什么？清廷采用了最严厉的手段禁止人民拥有火器，更别说是制造或是研发了。康熙年间，“火器鸟枪，永奉明禁”，道光年间，“私煎硝磺，无论已未兴贩，均严令禁止。”，连原材料的生产都禁绝了，清朝的火器升级之路也只有彻底堵死了。
清自建国到圆明园被毁前后两百余年，火器制造竟已无大规模技术革新。恰恰在圆明园被毁的第二年，公元1861年，洋务运动才重新打开了武器制造升级之路。
圆明园被毁之必然，乃是清廷拒绝自发创新之必然也！
程序员乾隆的方法论
我们常常认为，清朝中后期国势衰落是统治阶级的无能造成的，即“皇帝太废柴”。但事实上，清朝十二帝几乎是历史上才华、能力最高的一批皇帝。除去清末的几个小皇帝，其余皆是胸怀政治抱负，勤政克己，特别是雍正皇帝“未明即理国事，批阅奏折至于深夜”，堪称帝王勤政之楷模。
相比起明朝还有万历、嘉靖这两个几十年不上朝的大爷，甚至天启皇帝这种目不识丁的文盲，清朝皇帝无疑是最优秀的一批。
问题不在皇帝本人，在于封建集权治国的方法论。在集权统治的方法指导下集权的最终形式是将社会划分成两个阶层：皇上（主子）、非皇上（奴才）。没有外戚干政，没有士大夫朋党，没有宦官专权，一切影响皇帝集权的力量都需要被清除。
集权程度越高，政权越稳固，天下越太平，这是乾隆皇帝的治国方法论。
乾隆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至少他的眼界和洞见已经远超他所处的时代。他纵观中国王朝兴衰，发现“权散则国乱”，东汉毁于外戚干政，明衰于宦官专权。即位之初就开始了集权之路，想要照这个方法论保大清江山永固。他压制外戚，剪灭党羽，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两个阶层：只有皇上才是主子，不是皇上都是奴才。
乾隆要的，不仅是当代所有人都按他的意志运转，还要他的后人按照他规划的蓝图守大清江山永固。作为一个完美主义，容不得这台机器有半点不确定性。他像一个兢兢业业的程序员，要的是自己编好程序，扫清四合，然后子子孙孙照此执行。
乾隆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喜欢主动出击，扫清所有可能影响程序运行的bug。为了彻底清除边患，他力排众议征讨准噶尔汗国，不惜进行种族屠杀，将好战的准噶尔蒙古人赶尽杀绝，天山南北千里无人，只有百万孤魂游荡。为了浇灭对明朝的留念，大兴文字狱，挫辱士大夫，国人的思想就此被框定在他预留的内存中，再无生机。
他的程序，没有维护和升级，因为程序中明确写好了：不许维护！这是祖训！
他的程序甚至约束了他的儿孙：嘉庆和道光。
先是他的儿子嘉庆。乾隆末年贪腐横行，民不聊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嘉庆即位伊始就大兴改革，惩办贪污，成效颇丰，直接反映就是白莲教起义被快速镇压。但是父皇的光环和约束已经让他寸步难行，他选择了执行程序。在他所著的《守成论》中明确提到“亡国之君皆因不肯守成也”，他的任务就是“守成”，老老实实执行乾隆编好的程序即可。“英明伟大到一事无成”是对嘉庆最中肯的评价。
然后是他的孙子道光。道光皇帝绝对算是一个“好皇帝”，他常常把自己埋在奏折堆里，批阅奏折到深夜。他也知“成由简败由奢”，为了缩减开支，要求举国上下厉行节俭，他本人也是抠门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的龙袍上打满了补丁，御膳从乾隆时期的上百道菜减为四道菜，甚至有时只吃一道“豆腐烧猪肝”。诸位可能已经有所体察，道光皇帝是典型的内向型性格，守成有余，变通不足。
我曾有一个很邪门的猜想：或许乾隆在立皇子时就已经考虑到了他程序的稳健性，专挑“稳健忠厚”的嘉庆作为接班人，而嘉庆脑中固化的“守成”思想又使得他挑选了内向型性格的道光作为接班人。如此一来，大清世代按照他的程序运转，江山万年永固也。
几亿人被物化成一个机器，按照乾隆的意志运转。中国社会严格按照乾隆的程序运行，失去了自发变异的可能。
一个物种越多样化，越容易变异，就越容易留存下来。单一性太强，反而容易灭绝。
如果早生几百年，乾隆之洞见或许可以保大清江山永固，只可惜大清碰上的是“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呢”？嘉道之中衰，圆明园之殇，其因竟在乾隆之盛世。可叹也。
圆明园被毁之必然，乃是乾隆无限集权之必然也！
敌人远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常常用两种错误的思维惯性思考历史，一是认为历史是离散的，觉得西方人刚开始文艺复兴，就已经站在了人类开化和启蒙的制高点；刚开始工业革命，就已经赢在了科学技术的起跑线上。二是认为历史是线性的，觉得工业革命过程中，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匀速。
其实大谬也。
首先历史一定不是离散的。历史上固然有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被后人所铭记，但这些关键节点并不宏观影响社会整体发展进程。拿破仑是在滑铁卢被打败的吗？不要忘了前面还有六十万大军折损俄国。德意志是在打败了法兰西才崛起的吗？不要忘了前面还有普鲁士统一奥地利。18世纪的欧洲虽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可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强大程度还不及中国——从人均寿命和人均GDP就可以看出。一些同时期的纪实文学著作，例如《雾都孤儿》、《悲惨世界》，也能反映出18世纪的欧洲并没有在物质层面上优于中国。
其次历史也不一定是线性的。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就显然不是匀速的：文艺复兴开始后的200余年后珍妮纺纱机才被发明，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瓦特蒸汽机也是1785年才首次出现。1807年，第一艘蒸汽船出现；1814年，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铁道运输出现。这样的大规模技术革新其实是在短短50年内集中爆发的，至少在乾隆年间，中国还没被欧洲人甩开太多。
历史一直都很讽刺。蒸汽机发明后的5年，马噶尔尼率英国使团拜谒乾隆皇帝，所提诸如自由贸易一类平等外交的请求皆被乾隆否决。在之后的50年里，英国工业发展显著提速，燃料动力取代了人力，1840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
其实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还没有那么强大，中国战败更多的来自地方八旗军内部的腐败无能。三元里抗英斗争中，英军使用的步枪在雨天受潮无法射击，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被手持棍棒的团练乡勇包围时也手足无措，可见英军并不是如想象一般强大。而在十几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战斗体系不断革新，演化出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和战地医疗系统。英军转而与仍然混沌的清军交战，才是横扫大清御林军，大获全胜。
以前一直在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42年，火烧圆明园发生于1860年，这中间的20年去哪里了？日本有个“失去的20年”，其实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才是被我们忽视的“失去的20年”。20年可以很长，足以让普鲁士、日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年是中华民族赶超列强的最后机会，而大清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进步和改革。但就在圆明园被毁后的一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只有戳到了皇帝的痛处，才能挽救中国，可悲也。若使圆明园未毁于1860年，洋务运动又何年才能开始？
圆明园被毁之必然，乃是清廷非伤筋动骨不肯改革之必然也！
所谓不平等
我们习惯把第一次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南京条约》作为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标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往往对于各种“不平等条约”不加以区分，其实《南京条约》与《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相比，要柔和多了。固然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但“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哪些部分不平等，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19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基于《中英南京条约》原文，可以作如下划分：
（1） 伤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部分：
a) 第三款，割让香港岛，伤害中国主权。
b) 第十款，议定关税，伤害中国关税自主权。
（2） 赔款的部分：
a) 第四款，赔偿毁坏货物损失，600万白银。
b) 第六款，战争赔款，1200万白银。
c) 第七款，赔款需要按时结清，否则加息。
（3） 平等的部分：
a) 第一款，大清和英国至此休战，世代和平。
b) 第二款，五口通商，英商可以进城做生意
c) 第五款，结清广州十三行拖欠英商的300万白银。
d) 第八、九款，双方释放所羁押的对方国民。
e) 第十一款，双方使用平等的外交辞令，即“照会字样”。
f) 第十二款，赔款结清后，英军撤军。
g) 第十三款，本条约即刻生效。
在清廷看来，最致命的却不是不平等的“伤害主权”和“伤害关税决定权”，而是我们认为平等部分的“五口通商”和“英商进城”。
伤害主权本是条约中最不平等的地方，割让香港岛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是清政府却是立即执行了这一条，并在条约中用“给予”来描述割让这个行为。可见割让港岛虽是对清廷的沉重打击，但并不是清廷的心腹大患。
议定关税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认为这是伤害了中国的关税决定权，清廷可不这么看。以往英商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往往被地方官员欺压，被迫缴纳大量私设的税费，例如“进港费”、“泊船费”等等，这部分税收最终流入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南京条约》第十款中，“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又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实际上是帮助清廷解决了海关的贪污问题，所有关税“秉公议定”，英商交多少，朝廷得多少，反而增加了清廷的关税收入。至于“伤害关税决定权”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是后话了。
而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和“英商进城”，即使不说是平等，也至少不太需要强迫吧。毕竟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主动开放港口，改革开放也是我们自愿进行的。何来“不平等”之理呢？
但在清政府看来，这恰恰是心腹大患。
清廷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本来对海洋就是恐惧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打趴之后，更是对洋人充满恐惧。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总督义律多次要求进入广州城贸易，都遭到了两广总督的搪塞。英国公使提出进入广州府进行谈判，竟被广东巡抚安排在城外的客栈中会面。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界一无所知，却被任命为五口通商大臣。他推脱会面英国公使，又拒绝英国呈递的国书。
这些小矛盾渐渐积累，最后在“亚罗号事件”中集中爆发，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进而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又北上进攻北京。但这一切都还不足以造成圆明园被毁，英法联军在占领北京前夕还派出了英国大使巴夏礼等39人的公使团进行停战谈判。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看来，战争无非为了本国谋取利益，火烧圆明园并不算得上一个明智的决定。就在焚毁圆明园前夕，法国方面都只支持抢劫财物，而非焚毁整个圆明园。
然而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发现之前派遣的公使团39人竟被清政府关押折磨，死伤各半。自古以来都是“两国交战，不杀使者”，杀害外交人员是极其残忍和愚蠢的行为，但是清政府却就是这么做了，咸丰皇帝甚至将其比作“擒贼先擒王”，愚蠢至极。
这一切都折射了清政府上下对于远方不速之客的抵触和恐惧，抵触与洋人的一切接触，又恐惧洋人的武力，最终发泄到了无辜的外交使者。
圆明园被毁之必然，乃是清廷畏惧海洋，闭关锁国之必然也！
何时拥抱地球村
中国正向全世界输出货物和资本，像铺地毯一样修高铁，像下饺子一样造航母，本质目的就在于打开新的市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需要自由贸易的国家。
但我们现在还不加区分地把代表自由贸易的“五口通商”、“明定关税”称作“屈辱”、“不平等”，惑也。
我们什么时候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拥抱地球村呢？
有时候在想，圆明园的意义应该不在于她的躯体，而在于她给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留下的幻想。这座梦幻般的宫殿，其实一直都没有死。也许正以最好的方式活着，活在我们的梦里。只有当所有人都忘记她了，她才真的死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