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的名声和成就，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被整和整人的历史。这只是中华文化的弊病之一。如此严酷的历史和现实，纠正了余秋雨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解读。于是他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
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宁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提起。尼禄杀人不眨眼却不同于一般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公元46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事后为了平民愤，胡乱抓几个嫌疑人处死。例如，把他们当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
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真正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人格，迟早会互相确认。例如，既是雕塑家和画家的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以及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故事。米开朗琪罗享年89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60多岁，拉斐尔死于30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一人承受了40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伽利略因为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被迫在教廷面前忏悔自己的异端嫌疑并保证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向法庭，宗教举报。
这是一种残酷的人格自戕，伽利略已经不仅是一个忏悔者，而且要自愿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后来有人评论伽利略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
伽利略曾问过自己的一个朋友：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劲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朋友给他讲了个小故事：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遇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随后说道：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心理崩溃或许与朋友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
哥伦布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