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基，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等众多荣誉。此前被成都高新区法院纳入被执行人失信名单，同时，面向社会公众悬赏10万元追踪刘光基夫妇行踪。刘光基夫妇，拒绝配合法院落实执行工作，非法转移财产2700万，拒执行为将属于法律规定的“致使判决裁定不能履行”的情形，依法将面临刑事追责。
对司法判定的结果，能不能执行到位，既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现实化的保护，也关系到司法判定结果的社会权威性。在这类案件中，如果仅是在司法上给出了判定结果，而在执行上却无法落实，那么，债权人的利益将难以得到法律现实化的保护，而且，任何案件判定结果的无法执行，都会减损国家司法机关的社会权威性，而这样的减损，不仅对具体的个案带来负面效应，更会给法治社会本身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
就目前来说，失信的老赖们，已经成为了司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老赖们有钱不还，拒不执行法律裁定，这让债权人无可奈何。从这个层面上讲，债权人虽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受保护者，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胜诉者，但一纸法律意义上的判定文书，并不能改变他们现实上的“人在囧途”，依然难以得到现实化的法律保护。而这就等造成了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割裂，破坏了法律裁决结果走向现实化的路径，但这根本上还是混淆人们对法治社会的认知，误认为法律制裁的终点，仅是一纸文书而已。
老赖们面对法律裁定，经常才取逃避责任或拖延责任的形式，拒不执行法律结果，甚至隐名埋姓远走高飞。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有着成功的先例，据相关报道，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新增隐名埋姓远走高飞的老赖，而且，其中的有些人确实隐藏得很深，让人难以找到，而这就给后面的老赖们做出了“榜样”，使后继者认为，只要隐名埋姓远走高飞，就谁都拿他无可奈何，从而身上的债务就会在时间的消弭中得到淡化。
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司法追逃的社会成本很高，要想在全国范围或是全球范围找到他们，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因而，这也是国家司法机在执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存在，就会在客观上延迟法律效力作用于现实层面的时间，会给当事债权人带来遥遥无期之感。而作为社会群体公众的观察者，即所有社会成员，也会产生法律无力或执法无力的感觉。并且，在现实中也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债权人的年龄已很高，而遥遥无期的等待，则有可能使他们看不到法律裁决作用于现实的那一天。
因此，在法治社会中，不管大案还是小案，追求普遍正义就不应有社会成本的对等化考量。对一些案件来说，如果追逃的话，其社会成本一定会大于涉案金额，如果作对等化考量，那么这样的追逃显然是“得不偿失”。但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却不应当有这样的思维意识。因为，正义本身与涉案金额无关，它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看到并感同身受的法治氛围，这是一种正义感的滋润，只有身置于这样的氛围中，才能固化社会成员对法治社会的正确认知。
而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任何案件的执行，其实都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届时的某起具体案件。法律执行的更大社会意义，更在于惩前毖后的社会指向性，而这种指向性，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震慑，它可以有效遏制不法行为的萌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安定剂。因而，不管是彻底追逃小案还是大案，都是社会必须要付出的成本，而惩前毖后的实现，就是法律效力的递增，它是降低社会司法成本的最好方式。
